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先秦独辀马车设计的起源

关于中国古车起源问题是相关学者争论的热点话题，但由于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就相关专家的大量研究工作进行简要的归纳，并将目前比较公认的一些研究观点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求接近事实本相，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倾向性观点。

4.2.1.1　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及其证据

（1）中西古车系驾法的不同。关于中西方马车的系驾法很早就有研究人员注意到了它们的区别，孙机对中西马车的系驾法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概括地认为地中海地区早期马车的系驾法为“颈带式系驾法”［60，62］，中国先秦时期马车的系驾法为“轭靷式系驾法”（见图4.19），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据此，很多人认为系驾法的不同是支持中国古车本土起源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郑若葵、王建中、翟德芳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2）中西古车形制的区别。郑若葵等从中西古车的式样形制方面进行比对研究，发现中国古车和西方古车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

中西古车的车轮数及用途上存在差异。公元前20世纪，赫梯人使用四轮马车；青铜时代的西亚、北欧地区也流行四轮马车。有辐车轮发明以后，约公元前16世纪前后，前亚、西亚、埃及、希腊以及与其接壤的地区，战争用车改用轻便的两轮车，而运输用的货车仍保持四轮。而中国商代的车不论乘用车、战车还是运输用车都是两轮车。

图4.19　“颈带式系驾法”与“轭靷式系驾法”对比

图片来源：1. 赵士禛. 秦陵铜车马与秦车马制—论铜车马的产生、特点及地位.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胡伟峰摄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中西古车从车轮形制及构造上存在差异。西方早期（公元前20至前10世纪）古车的车轮轮径都不大，多数在1米以下（如埃及、赫梯、迈锡尼的早期古车），而中国商代车的车轮较大，轮径往往在1.5米左右。西方早期古车的轮辐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都在15根以下，而中国商代的马车轮辐数往往以18根为常制，更有个别的可以达到22或者26根，这些中西古车车轮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

中西古车舆箱在造型、结构和容积上亦存在明显差异。如公元前20世纪赫梯人的四轮马车，车厢前端有楼台式栏壁，后半部栏壁低矮（似为座台），中间空阙，作用约相当于中国古车舆后的车门（见图4.20）。再如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轻战车，舆盘平面呈半圆型，舆身仅设置正视如“M”型，俯视为“V”型的栏杆，舆后敞开做车门，前部置辀（见图4.21）。而中国商代的马车车舆绝大多数是横长方形，左右宽，进深浅，舆体是木质杆栏壁，车舆后开门供乘车人上下车。西方早期（公元前20至前10世纪）马车车舆容积比较小，仅能乘坐一二人，相比之下，中国商代马车车舆容积比较大。

图4.20　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人的四轮马车

图片来源：郑若葵. 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 华夏考古，1995，（3）：41-55

图4.21　埃及底比斯马战车

由此认为西方（小亚细亚、西亚、埃及、克里特、希腊以及前苏联近东地区）早期古车属于一个文化体系，而中国商代古车是则属于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两者存在很多明显区别，从而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佐证［153］。

（3）中国古文献关于中国古车创始人的记载也为本土起源说提供佐证。《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管子·形势篇》《吕氏春秋·君守篇》《左传·定公元年》等这些古文献均认为是夏朝的奚仲发明了车。《释名》《古史考》等认为是黄帝发明了车。古文献关于中国古车创始人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古车本地起源提供了文本证据。

4.2.1.2　中国古车西方传入说及其证据

（1）中国古车和西方某些区域（尤其是欧亚草原及西亚地区）的古车不论形制、结构还是制作技术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某些细节甚至完全一致。北京大学的王海城在其《中西早期马车比较研究》一文中对中西方早期马车的相同点进行了归纳整理比对研究［80］。

车轮方面：中西都采用辐式车轮，制轮工艺都是煣木成轮；轮牙一般都是由两段材料搭接而成，轮牙截面形状都是长方形或梯形；辐条入牙都是采用榫接技术，辐条都是近毂端细而近牙端粗；车毂的形状都是圆筒形或者算珠形，长度相似，车毂内都有润滑油以减少摩擦；都采用套的方式加固车毂。

车轴方面：中西马车都有轴饰和车辖，而且二者的形状和结构相似；中西马车都有伏兔。

车辀、衡和轭方面：都有类似踵饰的部件来加固辕尾；都有类似饰的部件来加固车辕和前轸的结合处；车辕和车衡的连接处除了皮条绑缚连接外，都是用了木楔之类的东西把两者固定；都有曲衡；车轭的构造极其相似。

车舆方面：舆底都用皮条编织，上面都铺有垫席，车舆都有干栏式车厢。

御马器方面：马、马衔、马鞭以及弓形器都有相似之处，甚至是某些细节都极为相似。中西马车的制造技术也基本一致，对马车维护方法也十相似。

（2）目前所有古车考古材料年代最早的都不在中国。

目前考古发现的古车材料年代最早的在中东地区和欧洲。在叙利亚耶班尔·阿鲁达（Jebel Aruda）和土耳其东部阿尔斯兰特坡（Arslantepe）出土的两只泥做的两侧有突出轮毂车轮模型，被证实是属于苏美尔人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所造的车轮模型，此外还发现表示四轮车子的象形文字（见图4.22）［154］。

中东地区完整的车子形象发现于距今4600余年的苏美尔王朝乌尔王陵中的一件艺术品上，是一辆用四匹马拉的四轮运兵战车，车轮没有辐条由两块木板拼合而成（见图4.23）［40］。

图4.22　乌鲁克文化象形“车”字

图片来源：郑若葵. 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 华夏考古，1995，（3）：41-55

图4.23　乌尔王陵中发现的四轮战车

图片来源：刘永华. 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中亚最早的实物马车材料是属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2100—公元前1800/1700年），于1972年在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地区发现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现在共发现14座墓各随葬一辆马车，其中辛塔什塔墓地有6辆。在其中的一些墓中发现一些全部腐朽的木质车轮，从车轮痕迹推断轮径约90厘米。在两轮之间发现车舆的痕迹从轨距及墓室宽度推算，车舆宽约90厘米，进深不详。没有发现车辕、轭的痕迹［80］。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马骨，在位于辛塔什塔墓地北部的克里夫沃奥泽罗墓地亦发现有骨质或者角质的马鏕，证实这些车原是设计由马来拖曳的［155］。

在阿尔泰的乌拉干河畔巴泽雷克地区，考古人员在1929—1949年间相继发现了五座保存完好的古墓，古墓内埋葬的一些马车和马具是草原地带宝贵的车马研究资料。在第五座巴泽雷克古墓（发掘于1949年，属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木椁外葬有五只骑用马匹，配有马鞍和笼头，另有四马拉动的车子一辆，载重四轮车子数辆。马车保存十分完整，结构特殊。马车可以拆卸，它的各部用皮条系住，在坟墓内，它是拆开放置的，车身和轮轴连在一起，不可拆，两轴靠得很近，以至前后轮几乎相碰，两轴的距离小于同轴上两轮的距离。车身由车箱和高耸其上的车伞构成，车架上有刻纹栏干，车伞有伞盖。该车笨重而不大灵活，车高约3米，以四马套驾，其中两马套在衡上，另两匹分系于两旁。马具只有笼头，上饰几块贴金的相同木牌。车轮的结构非常原始，而且套车的方法也极不完善，辕马用轭和一对曲木套在衡上（见图4.24）。在其他的四座巴泽雷克古墓均发现了大量的马具，主要是马鞍和笼头。有些马鞍和笼头装饰十分考究，有金银装饰件，如第一座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笼头（见图4.25）。在第二座巴泽雷克古墓里除了发现马鞍和笼头外，还在马旁发现马鬃上的饰物和面具［156］。

图4.24　巴泽雷克第五座古墓出土马车

图片来源：М.П.格里亚兹诺夫；О.И.达维母；К.М.斯卡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塚，考古，1960，63-69

图4.25　巴泽雷克第一座古墓出土马具

从巴泽雷克古墓发掘出的马车材料可以证实，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阿尔泰地区已经有十分成熟的马车，并被广泛使用。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马车和中国同时期（春秋末战国初期）的马车有相似之处，譬如都使用了轭和衡的系驾装置；也有明显不同之处，比如车轮数量和车盖形制等。

欧洲最早的古车材料来自德国与波兰。1989年，在德国夫林班克（Flintbek）发现了年代约为公元前3650年至公元前3400年的三道车轮印辙［154］。在波兰南部布洛诺西（Bronocice）发现了时代约为公元前3530年至公元前3310年的残破陶器，该陶器上画有四轮、独辕、辕呈Y形的车子图像［157］。在匈牙利出土了两只被做成车子形状的陶杯，其时代均为公元前4000年代晚期到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158］。此外，在乌克兰据说还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的车子实物［159］。

由以上材料可知两河流域及欧洲在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已经确定有了车辆，车最初发明的时间显然还要更早。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古车材料是商代晚期古车，笔者认为这是“西来说”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3）西方古车有完整的演进序列，而中国古车缺乏演进序列。

西方古车有从四轮到双轮、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演变发展序列相对比较完整。但是中国古车一出现就是十分成熟的有辐双轮马车，之前较原始形式在中国找不到，缺乏完整明显的发展演变序列。西方古车及车轮形式都显得丰富多样，而中国古车及车轮种类甚少。

对比中国古车起源的两种说法，笔者认为“西来说”证据更加充分、客观性强，比较有说服力。中国古车和西方古车固然在车厢结构和车轮构造方面存在着些许不同，但是更应该看到中西方古车在形制和构造方式上存在更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某些部件的细节部位也几乎一致，而且两者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这就很难再说是两者完全独立地发明了古车，证明了两者的同源性。部分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的证据材料不全面，新发现的古车材料甚至可以推翻其观点。譬如关于中西古车“系驾法区别”，在瑞典法拉那坡（Frannarp）的青铜时代岩画中，发现了类似两靷的图像，在中亚地区的车子遗迹中也经常发现“轭靷式系驾法［160］”。中亚“轭靷式系驾法”比中国殷商时期的“轭靷式系驾法”原始得多，所以这种系驾法的区别不仅不可以证明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反而证明了中国殷商轭靷式系驾法有可能来自中亚［161］。中国古文献关于奚仲、黄帝作车的记载仅仅是文字资料的记载，缺乏实物材料佐证，也许只是传说而已。

至于中国古车到底来源于西方的具体哪些区域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有研究人员根据中国古车和欧亚草原及西亚的古车有诸多相似的特征，认为中国古车和欧亚草原及西亚的古车有着共同的源头，并大致描绘了车子从中亚传至新疆，再由新疆传至西北甘青地区，最后传入中原的传播路线［80］。

暂且不去考究中国古车到底来源于哪些区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和西方某些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中西古车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将中国北方（山西吉县上东村、石楼外庄村和曹家垣）出土的蛇首“勺形器”以及年代更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M806）出土的鹿首镳进行研究，并总结蛇首勺形马镳向鹿首马镳的演变规律。同时将中国北方出土的马镳和欧亚草原茹斯托夫（Rostov）附近的Novocherkassk窖藏出土的马镳、黑海北岸的KelerrnesM1墓地以及ZhabotinM524出土的马镳进行比对研究（见图4.26）。虽然基于考古发掘的偶然性不能从时间先后上明确肯定两地之间的传播顺序，但是根据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马镳发展演变规律相同的证据，认为这种发展的相同规律是由于频繁的文化交往造成的［162］。

还有研究人员在内蒙的阴山、乌兰察布草原以及锡林郭勒草原发现了30多处青铜时代的古车岩画（见图4.27）［163］。阴山发现的车辆岩画多数车形由轮、舆、轴组成，前面有一条长长的单辕，两匹辕马位于单辕的两侧，背向辕条。车有双轮，且多数轮子有辐条；车轴在舆的下面通过，连着两轮。在乌拉特中旗阴山中布日格斯太沟南边悬崖上，是前后相随的两辆空车：前面一辆，双辕，辕前一横木（衡）双轮一舆，轴在车舆的下面通过，辐条右轮6根，左轮4根。辕条与后世的双辕不同，两辕不是平行的，而是在舆前面交汇在一念。后车与此稍有不同，单辕、双轮、方舆，左右轮各5根辐条（图4.27，4）。

乌兰察布车辆岩画的基本构成是单辕、双轮、一舆、车轴从舆下通过。有空车，也有套马的车，两马背靠辕条，车轮上一般没有辐条。有个别车形，车后有人形，表示赶车者（图4.27，6—8）。值得注意的是，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东北的山崖上，发现一辆四轮马车岩画。该车前后各有两轮，单辕，前轮之前辕两侧各套一马，背向辕条，辕条末端有一横木（衡），似是胸式驾车法驾车。车舆用一圆点表示，车前一持棒人，是赶车人还是牧者，尚难判知。在车形右上方，有行走的山羊群（图4.27，5）。

图4.26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马镳比较

图片来源；杨建华. 从晋陕高原“勺形器”的用途看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在御马器方面的联系. 西域研究，2007，110-115

图4.27　内蒙古部分青铜时代车辆岩画

图片来源：盖山林. 蒙古高原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A］. 盖山林文集［Z］，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74-89

经对比研究可知，内蒙发现的车辆岩画与欧亚大陆的某些车辆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单辕马车，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印度、阿拉伯、埃及、希腊、迈锡尼、外高加索和北欧的车辆考古中都有发现，类似结构的四轮马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墓也出土过。在我国新疆的车辆岩画（见图4.28，1）与蒙古高原出现的车辆岩画也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与蒙古高原车辆岩画最相似的还是我国中原地区殷周的车形（见图4.28，2），这里的车辆岩画与殷周墓葬中出土的车形基本一致，也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车字形象一致（见图4.28，3）。这些车辆岩画形状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内蒙和新疆地区和欧亚大陆及蒙古高原可能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也为研究中国古车起源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

图4.28　新疆的车辆岩画及中原地区殷周的车形和车字形象

图片来源：1：盖山林. 蒙古高原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A］. 盖山林文集［Z］，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74-89；2，3：胡伟峰摄于淄博古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