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车马研究：以先秦独辀马车设计为例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孙机提出的中国古代车制发展三个阶段说，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在系驾法方面也有较深入的研究。1980年随着秦陵铜马车的发掘，对于中国古车制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献不断涌现。

关于中国古代车马，考古界和科技史界的研究人员已经做了比较多的探索和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参考依据，以下从不同角度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1.2.2.1　车马殉葬研究

车马殉葬是我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车马殉葬研究可以更加真实地获取古车研究资料，并对车马葬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特性有较全面的认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写的《商周考古》中对车马葬所反映出来的等级制度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车马葬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郑若葵将商代车马葬分为“车葬坑”“马葬坑”“车马合葬坑”三类，对商代车马殉葬制度进行研究［33，34］。北京大学吴晓筠以发现的商周时期独辀马车及其相关遗迹为研究对象，采用背景考古学等方法对车体型态、马车、车马器所在墓葬和墓地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35］。赵海洲对目前我国所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有关车马埋葬的遗迹、遗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利用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型式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6］。

1.2.2.2　古车车制以及制作技术研究

从车制以及古车制作技术入手的研究人员注重探索古车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目的是为了揭示古车设计制作“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最早的研究是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期的《考工记》，其中《轮人》《舆人》《辀人》《车人》等章节对先秦车舆的设计、制作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随后历朝历代的学者对《考工记》中的车制做了各种考辨与图解，如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郑珍的《论舆私笺》、王宗涑的《考工记考辨》、钱坫（dian）的《车制考》等，但是他们由于未见过商周时期的马车实物，只能依据文献资料进行考究，所以复原的车制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20世纪上半叶（1920—1960），郭宝钧、石璋如等致力于先秦（尤其是殷商）车制研究及其复原工作，主持发掘了大量重要的车马坑遗址。郭宝钧在其《殷周车器研究》（1998）一书中分转动、曳引、承载、系马四个部分讨论殷周时期的车马形制，并根据车马器的形制、尺寸、出土状况复原部分不清楚的木车结构部件［37］。石璋如致力于殷代马车的复原工作，关注对象为殷墟出土的车马及车马器，曾根据考古车迹进行实物复原，发表了《殷代的车》（1968）、《小屯四十号墓的整理与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1968）、《殷代第一类车的舆盘之演变》（1974）、《殷代第二类车》（1976）、《殷代车的研究》（1979）、《殷车复原说明》（1987）等多篇研究殷代车的文章。文物学家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相互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车舆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孙机提出的中国古代车制发展三个阶段说，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在系驾法方面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孙机在《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1985）一文中结合大量的古独辀马车考古遗存对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图文并茂地论述了中国古独辀马车的车舆、盖、轴、轮、辀、衡、轭以及马具与马饰的形制与结构［38］。王振铎和李强从东汉入手研究车制，并且身体力行地复原东汉车舆［39］。刘永华综述了中国古车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时期的典型出土古车遗存资料，资料丰富，作者本人画的车舆图片也十分精美［40］。

1980年随着秦陵铜马车的发掘，对于中国古车制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献不断涌现。由于秦陵铜马车完全由金属制造，所以其形制保存完整、清晰，也使得很多车制研究中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澄清。袁仲一等全面考察铜车马的形制、结构、鞍具及其系驾方法、车载兵器及其他杂器、制造工艺等内容，并考释有关车制与铜车马各部件的名称，论证翔实［41，42］。其后，袁仲一又结合古籍文献以及车马实物遗存对秦始皇陵铜车马有关部件的名称做进一步深入的考释［43］。党士学结合古籍文献以及铜车马实物对秦陵一号铜车马的车制问题、车舆结构及其附件与兵器做了详细的阐述［44］。赵士禛等研究了秦陵铜车马的文化渊源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剖析了秦陵铜车马的特点，用形制典型、驾系方式科学、车舆结构完备等来概括［45］。渠川福在对太原晋国赵卿墓车马坑的研究中，对东周车毂、车 pagenumber_ebook=18,pagenumber_book=8 、车轮等结构的制造工艺进行讨论［46］。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专门针对车轮、车辖、伏兔、当兔等零部件进行研究。李强通过文献及出土文物对汉代车轮进行分类研究，考订了其结构与名称，并进行了复原，另外他还对汉代制轮工艺特点进行了考察［47］。戴吾三对《考工记》中有关车轮的检验内容做了新的探讨，将轮的检验方法归为表观检验和定量检验［48］。张方涛、常军等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将两周时期无键车辖与普通车辖对比，得出二者功能近似，但使用方法有别的结论［49］。朱思红和宋远茹结合大量的古车遗存对伏兔、当兔的形制和结构尺寸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其减震原理进行探讨［50］。

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对古车摩擦学、力学、机械等方面的科学原理进行探究。刘克明和杨叔子讨论了车轮制造技术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摩擦学成就［51］。党士学结合力学原理，通过对铜车舆底结构、轴辀装配和牵引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学应用问题。党士学还对原来称作协驱挂带的“U”字形吊带，在释名和用途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指出并分析了该部件在马车下坡刹车、制动停车和转向调头等驾控中的重要作用［52］。黄富成探讨了先秦马车在构造技术上的车辆重心平衡与协调问题［53］。黄富成还对两周至秦独辀马车的衡、轭形制和结合构造；曲辀与直辕优劣对比；伏兔、当兔与车辆平衡；车辆利转（摩擦处理）以及“夹辐”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54］。

针对古车设计制造中的具体技术、工艺等方面，胡永庆在讨论先秦时期的细木工榫结合工艺时论及了车牙、车舆等部件的榫卯连接结构［55］。张彦煌等在对考古发掘的商代马车所进行的复原工作中，对车的结构（特别是轮、轴、毂、舆、牙）以及车上各部件榫结合结构进行了特别的关注［56］。贺陈弘和陈星嘉除了根据《考工记》及其他文献记载的古代马车尺寸予以查考转换为现代公制尺寸外，更依据出土文物和工程力学知识推算出文献资料记载不详的部分，使古代独辀马车的主体部件完整确切地转换为现代的工程图纸，进而能够制造出该车制的实体［57］。李民和王星光论述了《考工记》中车的制造以及工艺，对《考工记》中造车的一系列工序和检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58］。李民和王星光还对《考工记》中车的制造规范进行探讨，将其概括为坚固、轻巧、快速、平稳、舒适、通畅和美观［59］。

1.2.2.3　古车马系驾法的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马车系驾法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古车的起源问题。孙机先后发表了《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等关于中国马车系驾法的文章，论述详实，观点新颖。他的《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1984）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马车的三种系驾法：轭靷式、胸带式和鞍套式，指出轭靷式系驾法使用于商周至战国时期，这种系驾法是中国发明创造的［60］～［62］。郑若葵也对商代马车的形制和系驾法进行复原研究［63］。

1.2.2.4　车马器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车马器的古籍文献记载不多，只有少许文献中附带提及。后代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车马器有一些考证，如清代的阮元在《金解》和《革解》中提到了车马器制度。由于缺乏实物进行验证，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古文献记载层面。

考古学引入中国以后，大量的车马坑被发掘，大量车马器实物遗存的出土使得古代车马器研究开始活跃起来。1932年浚县辛村1号墓的发现，为车制研究提供了很多实物材料。郭宝钧的《浚县辛村》提及了诸多车马器［64］，他在《殷周车器研究》一书也附带论及车马器。石璋如对殷墟出土的车马及车马器比较关注，他的多篇文章中对殷墟出土的车及车马器进行研究，并致力于殷代马车的复原工作［6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郭宝钧和石璋如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车马制度和车马器进行研究和论证，主要是以车马器讨论车制和系驾法。杨宝成对于殷商车制研究也都做出了独到贡献，对商代马车的起源、形制、车马器等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66，67］。张长寿和张孝光依据铜车马器的形状、大小、位置，综合年代相当、结构相近的车，对殷周车制进行了复原［68］。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中的《车马器》一节对几种主要的车马器进行了简单的型式分析。汪少华和许嘉璐所著《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对现代考古研究中车舆马具定名进行审视和研究，评判各家观点和争论。吴晓筠基于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利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几乎所有现有的车马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谱系分析，为铜车马器应用于墓葬断代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69］。

1.2.2.5　战车与车战、车马礼仪制度等研究

战车与车战也是中国古车马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杨泓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于上古战车形制、结构、车战方式等做深入的探讨［70］。杨英杰以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中外历史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战车的形制、分类、挽马、武器、旗鼓金、甲士与步卒、编组以及车战的战阵、战法、兴衰等做了深入全面的论述，力求复原先秦时期的车战的编组、战阵及战法［71］。郭物对战争与礼仪、战车、战争兵器做了系统的阐述，战车部分主要讲述了战车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形制、结构和战车在社会活动中的功能［72］。

关于车马礼仪方面，《仪礼》《诗经》《舆服志》等古籍文献都有关于车马礼仪及制度的记载。后人也多基于这些古籍记载来研究车马礼仪，如台湾曾永义就从《仪礼》中所使用的车马、驾车马术考、马车结构、车饰和马饰等四部分进行研究［73］。杨文胜根据《诗经》中的记载结合《周礼》以及考古材料对周代的用马、战车类型、周王赐车、车马器等方面进行论述［74］。杨之水对《诗经》中的车马车制、车马器、车战的情景做了详细深入的论述［75］。张连举针对《诗经》中所描述的乘车、战车、田车等三类车的意象传承进行表述［76］。戴吾三和张鸷中研究了古车被赋予的社会功能，古车和社会文化观念的相互影响［77］。黄富成和衡云花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论述殷周贵族行车中的礼俗［78］。

1.2.2.6　国外对中国古车的相关研究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专门用一节的内容讲述各种车辆，内容涉及过去被人忽视的牲畜挽具［7］。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1925—2006，日本考古学家）对中国马车的起源进行探索，并对东西方的马车结构和系驾法进行比较研究。他在《周礼考工记之车制》一文中将《考工记》中轮人、舆人、辀人的记载逐条进行考释，并进行尺寸换算和图像复原［79］。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荷兰学者李特尔（M.A. Littauer）和克伦威尔（J.H. Crouwel）、英国考古学家皮格特（S. Piggott）等都对中国古车的起源问题有过研究［80］。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器物艺术研究不多，专门针对中国古车的研究就更少。中国传统器物设计艺术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依靠中国学者去完成，应该是通过国人的研究，将成果传递给国际同行，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设计，真正做到促进人类设计文化的交流。

以上针对中国古车马的研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绝大多数是从考古或者科技史的角度，对中国古车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以及所涉及的技术原理等进行陈述或者剖析，大多基于“物”、着眼于“点”，是一种器物的“物理”描述。而基于设计艺术视角，从“美”和“真”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车进行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国内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钟正基以及宁波大学的麦秀好和沈法等从《考工记》的角度初步总结了中国古代车辆设计思想［81，82］，然而仅从《考工记》的描述比较难以全面地探索古车的产生及发展社会文化及自然背景，更难以从社会文化、哲学思维等较抽象层面探索其设计思想。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晋焱简单地分析了秦汉车辆的形制和结构，最后初步归纳了秦汉车辆的设计思想［83］。可见中国古车设计思想研究尚十分缺乏，仅有的少数几篇论文也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更多现代设计学人去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探索和挖掘。

中国古代车马研究：以先秦独辀马车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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