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先秦独辀马车设计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2.1.1商至秦造物古籍文献研究从大的文化背景研究看，“重道轻器”的传统思想对器物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致使长期以来文人士子不重视“器”，将从事器物制造视为“末业”“小道”，君子不为。

1.2.1.1　商至秦造物古籍文献研究

从大的文化背景研究看，“重道轻器”的传统思想对器物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致使长期以来文人士子不重视“器”，将从事器物制造视为“末业”“小道”，君子不为。从事器物制造的工匠往往由于没有地位与学识，没有能力将造物实践做理论总结，更无所谓的思想升华；而重道轻器思想又阻隔了文人士子与工匠阶层的联系，致使许多工匠经验和设计思想被湮灭在造物和设计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另外，这种重道轻器思想导致文化研究的对象更偏重于“道”的哲学意义研究，如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关注哲学思辨、政治经济等，极少有专门针对器物制造的主题论述。然而，先秦诸子虽没有系统地论述工艺造物，但从散见于他们的哲学、政治和经济著作中，仍可看出各自的设计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较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倾向，即“物”与“人”的一种道德层面的关系。“用物”关系到“做人”，关系到“治国”，制器造物与圣贤之道密切相关。如《老子》在论述“天地无为而生，圣人无为而治”［4］观点时，提及的“橐龠”（风箱）的工作原理（《老子·第五章》）；在论述“有、无”命题时，提及的“车、陶器、房屋”的“有、无”空间辩证关系（《老子·第十一章》）；在论述“天之道”和“人之道”时涉及“拉弓射箭”的基本规律（《老子·第七十七章》）。《老子》还提出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朴散为器”“大制不割”“有而不用”等器物设计思想观念和使用原则（《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第八十章》）。在《庄子》中亦涉及多种器物，《庄子·天运》记载了“引之则俯，舍之则仰”［5］的农业灌溉机械“桔槔”；在《天运》《列御寇》《秋水》等篇中记载了使用车辆和舟船等交通工具的情形，并论述了舟船与车辆的功用和差异；《天下》篇中论及车辆“轮不碾地”以及镞矢和弩上发矢的机件；《列御寇》篇中提及车辆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象征，已成为赏赐的物品，也反映了当时车辆制作的情况。《庄子》还提出了“技近乎道”“道通为一”“以天合天”“与物无际”“忘适之适”等器物设计制造思想和观点。《墨子》关于造物的史料更为丰富，书中论述了战国时期的颉皋、云梯、橐、轩车、轺车、连弩车等机械器物的设计制造及使用情况，显示出了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工艺技术造诣。《墨子》还提出“兴利”“节用”“法仪”“巧拙”等器物设计制造思想和观点。《孟子》对事物的客观属性有理性的认知，得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6］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上》）；并强调设计要有法度可依，“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6］（离娄章句上）；对分工和设计管理亦有独到见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离娄章句上》）。

除了先秦诸子的著作论述之外，《考工记》《周易》《礼记》《尚书》等古籍也是研究商至秦造物设计的重要文献资料。《考工记》是关于先秦造物技术的专著，是先秦极为重要的手工业文献，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博士视其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文献［7］。《考工记》记载了官府手工业多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详细阐述了制车技术、铜器制造技术、皮革加工技术、建筑水利技术等先秦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美术成就，汇集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造物思想观念。《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内容包罗万象，也最为晦涩难懂，涉及“道”“器”“象”“数”“阴”“阳”等重要哲学术语和概念，并提出“制器尚象”“备物致用”“开物成务”等重要的造物策略和思想理念，这些论述已经为其后历代的设计思想和观念奠定了基调和方向。《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礼制典章制度书籍，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内容涉及造物百工的地位、造物与设计规范、用物制度等，反映出礼制约束下的造物观念和设计管理思想。《尚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涉及丰富的造物设计资料和论述。《尚书》中提及了桑树、漆、丝、竹、桐木等多种材料及其产地和运输方式，传达了大量的工艺设计相关信息；对于礼器、家具、武器等器具的器型、色彩、材料工艺等也有较多的记载和论述；阐述了“神本”“人本”的思想转化以及以阴阳、五行、四方为基本要素的整体有序设计思想。

由以上商至秦古籍文献分析可知，商至秦时期是我国哲学、艺术、美学思想的发源时期，产生了大量关于制器造物的论述和思想观点（虽然多数是附带论及），这为本课题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然而，受“重道轻器”传统思想的影响，后世学者对于商至秦时期造物思想的研究相对稀少。譬如，有学者就认为后世学者对《考工记》的研究更具有经学立场，很少有工艺本位的研读，更缺乏对其所蕴含的设计思想的深入研究；即便作为我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其研究重点也多数不是在器物制造上，而在文人士子所关注的道上面［8］。后世学者对于商至秦器物设计思想的研究缺乏，也就凸显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

1.2.1.2　传统器物设计思想研究

国内从事古代造物思想研究的学者大致来自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学、美学、科技史四个领域，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古代器物设计思想的不同层面进行研究［9］。

20世纪20至40年代，陈之佛、雷圭元、庞薰琹等从事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确立了图案理论体系。20世纪50年代至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和陶瓷系的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装饰艺术史话》）、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概论》）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张道一（《工艺美术论集》《造物的艺术论》）等从工艺美术角度探研传统器物艺术及其设计思想，他们着重对古代器物的材料、工艺、造型、装饰以及艺术风格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了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的观念变革，西方现代设计理论及方法大量引入，致使中国设计“从设计方法、作品风格到设计教育都在裂变之中”［10］。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现代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同时，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尝试从现代设计艺术（工业设计）的视角对传统器物艺术和设计思想进行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研究路径来归纳梳理。

（1）以传统器物对象为主线进行设计思想研究，该类研究多数选取某一特定领域或者特定时段的传统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五位博士分别对“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人为事物”进行研究，采用了“事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11］。吴卫以传统升水器械—桔槔、辘轳、翻车、筒车、渴乌为研究对象，选取明末作为研究时段，分别从文化思想层面、造物认识层面、设计技巧层面、技术美学层总结了明末升水器械的设计思想。胡飞从“巧适事物”的角度探索了古代钟、钺、锁等“金”之人为事物的设计思维方式，并初步尝将传统设计思维方式应用于现代设计中。高炳学对古代炊事和冶炼相关的人为事物进行研究，提取了“火”之人为事物设计思想，并阐述“谋事”与“造物”的关系。杨瑞对木设计文化进行研究，分析了木设计文化的宏观语境、象征意义和核心精神。李咏春对生土建筑进行研究，并将中国古代生土建筑和美索不达米亚生土建筑进行比对，探讨了设计的适应性问题。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的博士徐飚对先秦工艺造物进行研究，从“器”“道”等层面总结先秦造物思想，遵循“贯通道器，关照本质”的思想原则［8］。徐飚还对战国专用灯具、东周随葬器、圆钱等典型器物的演进逻辑和设计思想进行研究［12］。朱广宇将中国古代陶瓷分为“实用陶瓷”“陶瓷礼器”和“丧葬陶瓷”，并逐类总结了陶瓷的造物艺术思想［13］。朱广宇还通过分析夏商周三代逐步发展完备的礼制思想，阐述了从青铜礼器到陶制礼器乃至瓷祭器的发展脉络［14］。南京艺术学院王琥教授的博士生程颖对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设计特征及其设计文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5］。江南大学张福昌教授及其研究生许衍军对传统造型进行研究，并提取中国传统设计元素，尝试在现代产品设计中进行应用［16］。

以器物对象为主线的设计思想研究偏重于对象本身的物理特性和文化属性，通过对器物产生和演进的自然、人文背景考察以及器物本身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装饰等层面的剖析和探索，结合相关文献描述归纳器物设计制作及使用中所遵循的设计经验和思想。

（2）以古籍文献为主线展开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选取某一本或者某一类书籍作为主要研究载体进行设计思想离析。清华大学李砚祖结合古籍文献提出了“工艺设计观”的六个方面［17］。他的《设计的智慧—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论纲》一文对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的发展进行了宏观描述，并阐述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意义。李砚祖又分别从《周易》《礼记》《庄子》等古文献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古代的设计思想［18～20］。杭间也结合古籍文献总结了工艺美学思想的六个特征，即重己役物、致用利人、审曲面势，各随其宜、巧法造化、技以载道和文质彬彬［21］。李立新博士初步归纳了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管仲等诸子的设计思想［22］。苏州大学陈正俊博士分析了《尚书》中与艺术设计史论关系密切的材料，试图阐明《尚书》在艺术设计史论领域的地位和价值［23］。谭秀江结合诸子著作以及《淮南子》《礼记》《诗经》《论语》等古籍文献，对历史主题及其阐释体系进行回溯和研究，试图在设计的遗构陈迹和传统惯例之间，在设计思想史的转换与衔接及其关节选择方面，推测并检验中国设计文化原型的衍义以及古典设计阐释体系的主要模式［24］。郭廉夫探讨了《淮南子》中对工艺规程的论述及其设计创新、尊重自然规律的设计思想［25］。梅映雪对《周易》的工艺文化人类学、工艺文化生态学、工艺文化符号学进行了研究［26］。肖屏等试图离析《考工记》中所蕴含的古代器物设计思想［27］。陈见东将《考工记》中的造物原则和设计思想与亚里士多德造物“四因说”进行比对研究，得出古希腊人的造物思维比较强调线形逻辑原则，而《考工记》则强调和谐原则的结论［28］。

以古籍文献为主线的器物设计思想研究偏重文本的分析，重点通过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言论和文献记载离析造物设计经验和思想观念。

（3）针对设计思想的本体研究，注重阐释设计思想的本质和内涵外延。苏州大学诸葛铠提出了设计思想的三种模式，即模仿型、继承型和反叛型，并进一步提出“设计思想是一种观念，也是设计师的世界观，是设计过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29］。潘鲁生提出工艺造物的三个方面：工艺造物制品多与农耕业相关；对自然材料的巧妙利用，制作技术的灵活随机性与创造器物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密切结合；造物过程重经验、感性和规矩、范式，所以制品形态具有人情味和程式化的双重特性［30］。香港理工大学梁町教授对中国古代设计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入手挖掘传统设计理念，并将这些设计理念和西方设计理念进行比对研究［31］。

从美学、古代哲学角度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有李泽厚（《华夏美学》）、武汉大学范明华及其研究生王彩虹（《“天人合一”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追求》）、曹芸（《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的〈周易〉美学思想》）。张道一的博士生也略有涉及，如易存国（《乐神舞韵—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从审美的角度研究古代造物的美学思想。

从科技史以及建筑设计角度研究古代设计思想的有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刘克明（《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的研究》《中国古代机械设计中的创新意识》《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的科学成就》《中国建筑图学的科学成就及其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有色铸造技术的设计思想和方法》）等，他们注重从技术的角度，对古代机械和建筑的技术原理、设计方法、设计思想进行科学求真研究［32］。

综合上述分析，从工艺美术史、美学以及科技史角度所进行的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研究已经由来已久，相关著作、论文亦十分丰富；而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入手对古代设计思想进行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研究成果还很欠缺。关于古代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古车）的设计制造思想研究尚十分缺乏。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先秦独辀马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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