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江南雇农需求与江北客民的替代情况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许多苏北农民，“游行各地，以待出雇”。据对江南租册的分析，有许多江北客民取代了以前的佃农，“说明这些客民很愿意满足相当贫困的状况，来做佃农以作为生活的起步”。据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1926年的调查，“江南各地的雇农，小部分是本地人，大部分是江北人”。

明清以后，淮北人口大量向江南迁移。许多苏北农民，“游行各地，以待出雇”。这些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与那些专以乞讨待赈的流民显然不同，他们希望寻找供其工作的地方，凭自己的劳动以自存。他们是苏北农民中的良善安分之辈。不过，这些到了江南的移民，大多不能融入江南主流社会，更鲜成为江南社会的精英，而多在江南地区出卖劳动力。

苏北外出的劳动力，不同于江南地区进入工厂工作的学徒和工人。江南的学徒和工人，在家乡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源，而在其工作的城市又往往具有强大的同乡资源可资利用。他们中间很容易产生企业精英、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荣宗敬、荣德生、虞洽卿、朱葆三、刘国钧等就是这样的人。

江南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地区提供了许多高收入的工作，使劳动力很容易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变革、增长和工业化。对无锡调查时，人们常说这样的话：“种田是阿末条路，只要有点办法，总勿会在家。”

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居民不愿种田，种田工作由苏北等地农民承担，这是苏北劳动力流动的诱因。据对江南租册的分析，有许多江北客民取代了以前的佃农，“说明这些客民很愿意满足相当贫困的状况，来做佃农以作为生活的起步”。在吴江县二十四都六图南富圩新开垦的4块劣质土地中，有3块被江北客民所佃种。

据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1926年的调查，“江南各地的雇农，小部分是本地人，大部分是江北人”。1927年对无锡的调查表明：“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渐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

拥有11880亩土地的吴江庞山湖农场，开始在本地招工时，竟无人应招，该场最早雇佣的农业工人是来自苏北的数十名难民，“至1935年，苏北农民来此渐多”，到1949年，庞山湖农场的佃农达509户、共2143人，“大都是由苏北先后移此或逃难来此的”。1949年的武进县农村中，“有一部分外籍迁来的农民，其中大部来自苏北，也有部分是皖北的。他们大半系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

据1934年对南京城内66户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进行调查，南京市内的农业工作主要由来自附近相对欠发达的安徽、苏北等地区的农民承担。来自安徽的农户占43.9%，来自苏北的农户占27.3%，来自河南、河北等地的农户占6.1%。

20世纪20年代末对江宁县调查时，发现有大量河南籍农民迁到该地定居，调查者张心一写道：“至于[江宁]各区社会情形之最堪注意者，莫若客民繁多之现象。考此种客民大部移自河南，有居住五十年以上者，有居住二三十年者，甚至有与河南故土仍通声气者。其数之众，若一经统计，必表示全县居民百分数若干以上之记录。”据何炳棣的研究，太平天国战后，仅河南光山一县就派出超过100万移民到苏南和浙北等地区。除了南京城有十分之七的人口是来自安徽和湖北外，整个江苏西南部实际上是河南的农业殖民地。河南移民在那里占据绝对优势，以至于那里的耕作方法、社会习俗和妇女衣着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每年冬天总有大批由苏北和山东省的穷人，前来寻求工作，但是到了春天，他们就回去耕作。这种人每年有四千至五千人”。

在江宁、武进等地，“北方人迁移过来的很多，他们与本地人比邻而居，而双方面仍旧守着各人的旧有习惯。北方农人比较上更勤劳而朴素，因此本地人常被他们排挤得不堪。客民都是住的土墙茅屋，而本地人则住的砖墙瓦房。在社交上，双方面多不愿往来，而本地人每不屑与客民为伍。彼此常不相通婚，双方芥蒂之深，犹如两个民族间，不易融合的一般”。

李长傅指出：“本省人口之移动，就著者之观察，有二倾向。一，自长江以北移之长江以南。二，江南各地集中于上海。淮北生活困苦，淮南人口稠密，故多向江南谋生，其分布除大都市外，并及各乡镇，均为劳力小贩、小工匠等。职业既卑，又以语言差异，每为江南人所歧视。”据调查：“江北地区后来成为上海、南京工业和城市各种企业非熟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省会镇江，“贫民则衣食不足，尤以蒙民（俗称旗人与汉人同化之人）、回民、江北客民与夫本籍无职业之居民，粗食陋室，间有搭盖芦蓬，以掩风雨者。食多杂粮山芋”。

同样在上海等地工作，江南人很容易获得提升。如同是面粉厂女工，许多江南女性最终会成为工头、秘书和簿记员，“苏北女性的提升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男工的区别更明显，上海福新第一和第七面粉厂中，技术程度较高的粉间工作大都由宁波人承担，而下麦、外场等技术程度较低，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则由淮北等地的工人来承担。卷烟工业中，大部分工人来自浙江，少量的苏北人只能从事那些非技术性劳动。上海邮局中的苦力，“他们大半是江北人，能刻苦耐劳，节衣缩食的渡[度]过生活”。在上海的招商局码头和太古码头上，“江北人要占80.0%……新关码头的工人，江北人要占50.0%，青口人占30.0%，其余各地人均有，码头上通用的方言，以江北话为主，上海话为次”。

20世纪20年代，在芜湖码头从事搬运工作的“奤帮”，主要来自徐州、宿州、山东等地。在南京，江北、安徽等地外来工人约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5%，这些人主要从事技术程度不高的铁路、旅馆业、航米船业、浴室业等工作。1930年有人写道：“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年年看见江北人的来到于江南各县的城市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在一只破烂的小船里边，住宿，吃饭，养小孩子。又年年看见许多江北人来到各县的乡村，开垦荒田或是佣工，盖起一两间草蓬[棚]子与江南的清秀丰腴的田野以一可怜的点缀。尤其是上海一隅的纺织工人，制造工人，重工业工人，小车夫，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苦力，江北人占了最大的成分。”这是江北劳动力在江南所从事的职业的真实写照。

时人写道：“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之人口一天天的增多，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农民离村他适之结果。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局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以至于有人说：“任何其他职业都没有拉黄包车与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的苏北人联系密切，并被视为苏北人身份的标志。”

在其他技能不高、常被人歧视的服务行业中，苏北人同样占绝对优势。如修鞋匠、粪便和垃圾清理工也主要来自苏北，“尤其是后两种工作，是真正的‘臭职业’，似乎只有苏北人才愿意做，这不但置他们于、而且更加剧了他们的低下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工厂中的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高等职业，盐城有位在上海当垃圾工的人回忆说：“我非常想到工厂中工作，我十分羡慕我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亲戚。但我们却不能在那里做工。”

即使在娼妓中，江南与苏北女性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明显。上海娼妓中，地位最高的是苏州女子，她们住在装饰豪华的妓院中，受过专门的训练，只接待那些富商和高官。苏北籍的女性多游荡在上海色情区的街道上拉客，有的摇着小船向泊在黄浦江边沙船上的水手招揽生意。

早期流入江南的苏北贫民，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很难给当地人留下良好印象。史载，道光辛卯（1831年），苏州地区屡患水灾，“泗洲[州]流民，号‘倒撑船户’，其时乘灾为患，每于风雨之夕，偷割稻穗，乡人苦之。元和令何公[士祁]访捕一船，曰周裕者，将船中截为两，半发葑溪天宁寺，半发娄关接待寺，示众山门口。父老欢腾，共颂贤侯善政”。

明清时，由于漕船极为笨重，“非膂力强盛熟于驾驶者不能得力”，因此，“江、浙水手向系江北、山东等处外来之人揽雇承充”。这些人到了江南地区，往往暗携器械，恃众行凶，遇到机会更是大肆抢劫。道光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1836年12月4日），被抓获的劫匪中，夏名辉籍隶山东泗水县，段添蟢、冯四籍隶山阳县，俱在兴武帮粮船充当水手。

江南雇农方面多只身来自北方，“一旦失业，无所资生，漂泊异乡，囊无余蓄，不得已挺身为匪矣。此历获匪犯，诘讯其甘心为匪之原因，实多数缘于此也”。

杭嘉湖各属的冒头船，多是自称苏北人所有。光绪十年（1884年）冬，游勇及哥老会加入，分股行动，每股三四百人或二三百人，声称有海州、沭阳、安东行地就食护照，在江南沿乡勒索钱米。每村动辄以数十石、数十千钱相逼，江南居民畏其强悍，多出米五六石、七八石，钱十余千、二三千不等。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人数蹿升，在嘉兴境官弄西首，占据民居，抢掠财物。在海盐境石泉镇，拔夺妇人首饰，乡人鸣锣驱逐，反被他们捉去几人，赤身浇水，勒索钱财。官府驱不胜驱，竟至愈聚愈多，这些人手执棍棒，沿村挨户，强索米三四十石或上百银洋，“稍不遂欲，棍棒交下，以打死相吓。余匪抬石打门，抢掠杂物，遇有妇人，便掠衣饰。且每起有冐头船七八只随行，暗藏洋炮、凶器，装载米石”。这些人，比较著名的以洪五、潘竹山为首，皆自称沭阳人。宋义昌、周文章、徐大来、吕天隆等股首领自称海州人。另有安东县匪首王协和、李子方等率三百数十人，由硖石至海盐境书带里桥边强抢财物，衣米什物抢掠一空，占宿大横山庙，日练军器，夜放洋枪，火光烛天，人声鼎沸。附近居民的棉纱，鱼肉尽被掠去。不法情形，日甚一日，稍不如愿，刀棍相加。甚至掳去居民施保庆、姚德顺、俞福庆等，剥衣吊打勒索，雀祥生被割左耳，蔡隆春、俞福生被刀砍伤，俞姓妇人被拔去金首饰，遭受毒打。“土民愤极，麇集鸣锣，希图驱散。讵料该匪纵火焚庙，持械迎打，土客互死百有余人。”这些人脱身后，遗留红布盟单，备列头目姓名，首领为王协和，以下为王朝永、宋开德、李子方等共36人，最长者39岁，最幼者19岁。其盟序云：“今逢订交之时，叙桃园结义之风，异姓同居，愿结仁义兄弟，有患相共，有禄同居。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如有自背盟训者，天厌之，天厌之。”

农民大量涌入江南地区从事农业和其他体力工作，主要因为他们移入地区的工资要远远高于其移出地区的工资。通常情况下，农民在苏南做雇工可获得高于淮北2—3倍的收入，并可享受苏北等地难以得到的其他物质条件。因此，明清时代，“下江南”既是苏北人的生存选择，也是一种社会风尚。

江苏风俗史：江南雇农需求与江北客民的替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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