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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风俗史:淮北农民的呰窳偷生与赌博风气

【摘要】:许多方志认为淮北农民“宁忍饥寒,不勤力作”“呰窳偷生”。靳辅竟认为这种现象是国家税课太轻造成的。由于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从而习惯于苟且偷生。该县县立初中,曾有师生聚赌,“该县赌风可想而知”。时属江苏的萧县成年男子、妇女赌博人口占总人口483383的4%。苏北百姓呰窳偷生的风习,是各种灾患一次次使他们家破人亡的结果,各种消极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百姓的自我慰藉,遂久而成风。

许多方志认为淮北农民“宁忍饥寒,不勤力作”“呰窳偷生”。

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时,曾计划把沿河荒地募帮丁垦种,以固河防。但当他准备使用这些荒地时,随即就有田主出认,并有合法纳粮的凭证。经靳辅仔细调查得知,淮安、徐州、凤阳一带百姓,“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也”。据靳辅调查,这些土地每亩每年可产草千余斤至400斤,每千斤草运到城市值银五六钱,除去运价外,实际可得银2钱余。即使刈草400斤,也可实得银1钱。靳辅竟认为这种现象是国家税课太轻造成的。其实,农民弃粮种草与赋轻毫不相干,而是洪水逼迫的结果。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奏:“遵查淮、徐地方。清明节后,种高梁[粱]者十居三四。春水涸处,不致荒废。低洼之区……民以苇草鱼虾为利。”

一位治水工程师也曾对淮海地区农民听天由命的心态颇有微词,他说:“兄弟从安徽到江苏海边,都跑过了,发现了一般农夫的通病,有句土话说:‘三顿饭饱,眼睛佯佯’,可以代表这种性格。同时有许多人告诉我同样的结论。”这位工程师给出了以下的断语:“人类固然可以改变地形,但人类的性质也受地理的影响。……我细细的[地]想,一定是因受了水灾的影响。无论造了多好的住宅,有了多大的贮蓄,大水一到,完全取消。所以一到丰年吃喝赌都来,用完大吉;有了灾,要求政府和慈善机关救济;大水去后,永久是灰心丧气,绝少积极建设,和贮蓄的心理,所以变得怠惰和消极。”

物质上的大肆掠夺,使苏北地区的百姓不但贫穷,更被人视为愚笨。有人写道:“海属人民,向来都是以强悍著名的,但其实质,穷和愚实较强悍为甚。”在苏北,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穷将就。”

听天由命的心态造就了苏北不少地区弃粮养草的种植结构。显然,在洪水经常淹没的地区,养草确实比种粮更有保障。在沛县,“田地沙瘠过半,亩才收数升。……稍遇旱旸,民方得布种,间有收获”。洪水淹没后,所有粮田将被冲毁,农民所投入的种子、肥料、人工将一无所剩。草田却相反,洪水越淹没,草却长得越好。这就无怪乎许多农民不愿种田,而任由草长了。

由于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从而习惯于苟且偷生。从淮北民众喜欢赌博、吸食鸦片之类,可以推导出这种消极心态的根源。在苏北民谚中,与其他地区对赌博劝诫不同,这里居然流行“家有三场赌,实如做知府”的说法,可见人们对赌博的向往。反映赌博的民谣在苏北俯拾即是,如“小板凳,夺夺捱,招个女婿不成才。喜吃烟酒好打牌,又受外面女裙钗”。沛县的风俗在明代时,“俗尚赌博,无赖子三五成群,不事生业,藉此以供衣食”。清末徐州马某,“先世为富家,尝食廪饩,善音乐,狎妓嗜赌”。

20世纪30年代,沭阳农民所谓的“娱乐”,仅有吃酒与赌博两件事,“正当者可说无有”。该县县立初中,曾有师生聚赌,“该县赌风可想而知”。苏北某些地区更流行“单嫖双赌”之说。在海州青口,赌局与妓窟、烟馆极为常见。较大的赌场,就有十数处。在淮阴西坝,赌博同样盛行,并被视为“三害”之一。从当时上层人物到搬运工和普通居民大多参赌。有些地痞流氓,还私设赌局,邀请赌客到自己家里赌博,从中索取“头钱”(抽头聚赌)。淮阴吴城区夏水圩,“俗好赌,押鸨之风特盛,往往以是倾其家焉”。时属江苏的萧县成年男子、妇女赌博人口占总人口483383的4%。

清末至民国前期,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是著名的鸦片产地。1889年镇江的海关报告称:“本口商人之获利者,全在土药(即国产鸦片,进口鸦片称“洋药”——引者注)。砀山之土药最盛,闻得该处遍种莺粟,收成丰足。本口商人在彼购办之土药,计值银一百五十万两,试以每担值一百九十两,核计约有八千担及一万担之谱。该土药全由本口商人出售,然运至镇江者,不过三分之一。”1891年的镇江海关报告称:“土药本年收成极丰,浆力甚足,大约有一万担之谱。……上等之土药多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所产,每担价值关平银二百二十一两。次等土药多由睢宁县、铜山县、桃源县、宿迁县所产,每担价值关平银一百八十三两。”

清末,一位在苏北考察的外国人写道:“看到独轮车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聪明的农民和失去现行职业的商人)荷着、推着,并随着沉重而笨拙的货物摇摇晃晃,对那些相信适者生存理论、并对那些习惯于欧美运输方法的人,实在是一次教育。不过,这些人几乎全是鸦片吸食者。他们白天的路程走完,吃了饭、茶或是汤后,他们就急忙赶到鸦片室,并在那里过夜,他们谈笑着、抽着烟并进行赌博。”

江南民众多不酗酒;但在苏北,酗酒与抽鸦片同样普遍,而酗酒的历史显然更早。盐城,“酿业昔时称盛,全县槽坊可五六百家”。清末两江总督奏,徐州、海州等处,“间有槽坊造酒,多系小户,每户或设地缸四五只,至十余只不等”。民国年间,泗县(包括现江苏省泗洪县)酿酒业,城乡有大曲坊12家,小酒坊70余家,每年可酿酒约百万斤,售价约15万余元。

司马中原回忆淮阴的文章,认为那里人的秉性这就是“嗜酒如命”,“乡野上的人,经常留连在酒铺里,喝得醉里马虎。妇人把酗酒的男人称为醉猫子,骂他们灌黄汤、喝猫溺,惹骚!如今虽出门在外,淮阴老乡劝酒闹酒的本领仍独领风骚”。

史载,淮阴“村人赶集,遇所旧识,必拉入酒家,挥杯相劝。若先至之客未散,后至者欲惠钱而不可,则自提壶行沽以奉之,口中连呼‘我装二两,我装二两’。有时客主争喧,至于面热汗下,使观者嗢噱不已”。

苏北百姓呰窳偷生的风习,是各种灾患一次次使他们家破人亡的结果,各种消极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百姓的自我慰藉,遂久而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