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民风堕落，土匪肆虐，江苏风俗史揭秘

江苏研究社所编《江苏乡贤传略初稿》中，宋以前的苏北人物萧何、曹参、刘知几、陆秀夫，皆以文著，无一以军功显。明清以来，苏北成了文化极为落后的地区。上书收录宋以后的苏南人物，有范仲淹和范纯仁父子、陈东、唐顺之、顾宪成、高攀龙、周顺昌、徐光启、陈子龙、卢象昇、瞿式耜、沈廷扬、顾炎武、顾祖禹、陆世仪、惠栋、钱大昕、庄存舆、刘逢禄、赵声诸人，绝大多数为著名学者。而苏北仅有关天培因军功入选。

元明清时代，伴随着生态的衰变，苏北地区的人文精神与民风习尚也在堕落。崩溃的生态培育出了畸形的人文素质。徐州“故其民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木僵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然地僻民豪，昔人所病，今嚚讼之习，独出它邑上。至其稽古礼文之事，多所疏阙，斯论者憾之。故志所称，邻于邹鲁，弦歌方盛，夫豪杰之兴，尚复有待乎哉？尚复有待乎哉？”钱珏《长兴去思碑文》称萧县：“吾邑素号难理。负山而带河，土瘠而民贫，俗矜气而好斗，奸胥多朘削，豪强多武断，士风之凋敝，民习之浇漓。”丰县张能麟《重修儒学庙记·顺治丁酉训导江能容观修》：“谓地气移人，天性之不皆好学也，岂其然哉。即邑学颓废已久，有志之士一旦奋起，匪勉克任，凡在衣冠输财各效，而市井无闻之徒，非有势劫分胁也。”

秦汉时代的侠风义胆风尚，几不再存于苏北。有人写道：“予于咸丰庚申九月杪客游淮平，至辛酉秋仲，阅一岁矣。所交皆名利场人。窃怪濠泗间，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何今不逮昔，而名流之不予观也？”苏北某乡，著姓有左、孙、秦氏，“左氏之先，有代人完债事，孙氏之先，有让产其兄，而身率妻子悬壶自给事；秦氏有好善者，架桥修路，乐而忘倦，乡人敬服，称为善人”。可惜，这种习尚很快被改变。“农家以淳厚称，然规地则尺寸自私，决水则听邻为壑，已不能无浇漓之失。”

自1128年黄河夺淮后，这里是中国水灾最频繁的地区。洪水对普通民众心理的打击极大。洪水到来时，那毁灭一切的浑然气势，让人类顿觉自身是如此渺小。洪灾过后，即使幸存下来，人们心理的创伤也至痛至巨。被洪水吞噬的家园、亲人的生离死别、个人的无助感等，均对民众心理造成普遍的伤害。

洪灾中，少数拥有救生器材的人，是不敢对他人施以援手的。他们很担心被救者会成为分食者或劫食者，甚至是恩将仇报的谋杀者。

据洪泽湖畔一位在1938年黄河花园口洪灾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叙述：

大水下来后，洪泽县（时为淮安县——引者注）全给泡了起来。……船在大水上漂，没个落脚的地方，没有火，没有柴，没有粮，人饿得趴在船上起不来。那时这里像大海一样，没边没际的。水面上漂了数不清的死人，还有活人。一天，我饿得发晕，迷迷糊糊时候，突然觉得船身猛然颠簸起来，睁眼一看，船两边扒着好几个人，苦苦哀求着要上船。我们一家人本来就够多了，吃没吃，喝没喝，上来不也是死吗，我就听见父亲大声叱骂他们，母亲就掰他们的手，但他们不听，把船猛烈地晃着，还要硬上船来，差点把船给弄翻。我这时就见父亲扬起船桨猛砸那些人的手，但他们死不松，我看船桨把那些人的手都砸得血肉模糊的，流得船上哪都是，但他们还是不放，一边把船摇得更厉害。最后，父亲火了，就朝他们头上砸，一个个砸得开了瓢，倒掉在水里，一大团一大团血污在水面上漂着。

洪灾到来时，食人是平常之事。洪灾过后，即使幸存下来，百姓心理的创伤也是至痛至巨。别说那些吃食过同类（甚至亲属）的人，其心灵的扭曲程度。

苏北另一祸害是土匪。土匪到来时，一般无所依恃的平民，从个体而言，同样是非常渺小的。

遇到匪患，根本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只能汇入跑反的人流，以避匪祸。有人记述咸丰年间山阳民众的跑反情形：他们“仓卒不能携一物，父子夫妇出门不相顾，望野而奔，所过人家多空舍。饥疲极，姑冒居之，日将出，旁匿墟墓间。日入，人马声寂，乃敢出为饮食。去家近者，或夜归视，门户遇贼劫杀及类仆以死者甚众。贼复穷加搜刮，所在絷戮，少免者。时天大寒，雨雪风霾，道中泥深尺许，驰逐奔走，折肢戾足，妇女以粪蔑涂面，自掷泥水中。婴儿弃田野，饥冻蹂躏，死者相望。壮夫十百持刀杖结队行，贼单骑大呼，皆失气投刃伏不敢起。或牵牛马、负担，累累然随之行，少迟则斫以白刃，驱至营。壮者从劫掠，老弱供炊爨。或数日逃，或去不反，或被戮，无虑数万人”。

丰县恩贡张盛治的《妖寇有感而赋》中描写了因匪患而跑反的惨景：“吾家如栖乌，摧残虞旦暮。逃难纷如织，奔命争先赴。……南北大兵合，天戈时雨布。一战戮鲸鲵，再战翦狐兔。三战荡妖氛，轻重获无数。杀声震地来，原野肉交互。魁渠既已歼，胁从谁能顾？可怜愚夫妇，并命巳成聚。母死不顾儿，儿仍哺母乳。语次一及此，四座泪如注。”

据《徐报》，“在淮宿泗涟沭灌等县，随便你到那个乡村里走走，不是看见高耸入云的炮楼，就会看见被洗劫令人悽惨的残迹。假如你再能和老百姓接近接近，只要他不是土匪，他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自然会使你肌肉紧张”。

匪患甚至改变了苏北社会的价值观。太多的灾难造成了生存资源的短缺，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已习惯于相互残杀，甚至残杀至亲。

为了对抗官府的苛剥，也为了在有限的生存资源中多占些份额以便生存下来，一些地区的民风变得“刁悍”起来。靳辅在奏疏中指出：“江南徐、泰、海、山四州县，地广民刁。”像徐州地区，百姓“凡遇催征辄多逃避境外，相习成风，恬不知怪”。洪水的洗刷，使百姓身无长物，而政府管理与服务的严重缺位，无疑是其变刁的客观需要和现实诱惑。多年来，这里的地丁仓粮，年年拖欠不完。知州等官员对此无可奈何，“只得听其顽梗”。他们唯盼在此待上二三年，便考成呈误，调到别处做官。“故凡为徐州者，虽有长才，无从处置，反视官轻一叶，绝无顾恋振刷之心矣。”

长期以来，河湖堤岸的一些居民，有的仅是与沿堤之人有隙，便偷偷决堤放水来淹没仇家；有的因自家田中干旱而盗挖以便进行灌溉。周桥、翟坝则一向有“奸民”偷决堤坝以便于商贩逃避淮关关税的传统。而淮阴等地，“凡有田之家，以官路为界者，多喜侵占路身，此耕彼让，能使大道变为弓形”。道光二年五月，阜宁县监生高恒信，贡生张廷梓等，因田亩被水淹没，纠集30余人，携带铁鞭，包围巡兵及把总杨荣，强行将黄河陈家浦四坝堤工挖开放水。

最为严重的是，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832年9月15日）四更时分，洪泽湖桃南厅龙窝汛十三堡附近民众，驾乘船只多艘，携带鸟枪等器械，到十三堡拦截行人，强行将洪泽湖大堤挖开。兵夫进行阻止，被其捆缚堤旁。领导这次挖堤的赵步堂、陈堂、陈端、陈钦、张开泰、海东楼，均为桃源县的生监或大户。这次人为的破坏造成全黄入湖，湖内被淤，下河各地非常危险。后来堵复决口的费用就高达100多万两白银。

1918年10月，“皖泗奸民尹元汉将决安河东岸顾家勒高冈，泄水入成子河洼，泗阳独受其害”。据反对者称：“倘被决通，则成子河沿岸滩田立成泽国，百余里沿岸民命尽葬洪涛，弥天之祸近在眉睫。在尹等恶霸营私，祇图决冈涸田，以谋子孙永远之利，等成子河滩民之财产性命于鸿毛绝不计。”

淮安府境内的天妃闸，北至清口不到二三里，口外就是黄、淮河交会之处。淮、黄二水合并南下，水势极为湍急。每当水发之时，“飞瀑怒涛，惊魂夺魄，下水放闸之船，疾如飞鸟，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入回溜，人船两伤”。商船从此经过，闸夫按例每艘勒索若干银两，甚至官方的漕船从此经过，预先也要按石交银，一般每石索银8厘至1分。“稍不遂意，绞关左右，绳缆松紧，闸棍略显神通，磕撞立时粉碎。漕粮、白粮，每年每帮，定损数只。水手抢救，剥船捞运，尽是闸棍一党，获利更多。而军民之性命身家，遂断送于此矣。”

河务工程中，用于办料的钱粮数量非常大，自然成了被骗领的对象。河务工地上总有一班河棍，有时自称木商，来此处领银买木；有时自称草户、柳户、麻户，需要领银买草、柳、麻等。一旦钱财到手，肆意花费，至于河工所需的物料却不见踪影。

20世纪30年代，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均普遍感觉到淮阴人的刁诈。淮阴市井，“大约光棍游手，所不能无”。淮阴缫丝业中，一向有“真行”与“假行”之别。真行仅一二家，假行竟达20余家。“乡人挑茧过市，二十余家此拖彼拉，状如风魔，皆自谓真行，公然诱骗。然皆无实本，故以低价买得后，立时卖入真行，坐取差额，一季至少可得二三十元。有时数家争客，往往动武，真怪现象也。真行虽有善价，然亦欺人。”

淮安附城一带，“土性坚固，居民多筛取土中砂粒，售之驼贩。驼贩则散入米谷中，售之粮行，以增升斗”。在码头，“有等光棍，上船揽客，皆邳宿彪形大汉，讹索高价，欺弄旅客，岸上虽有车夫，不敢近前。迨谈价既定，然后转售本地车夫”。甚至“闻乡人赶集有秘诀曰：‘但吃尔饭，饮尔茶，勿谈论光棍长短！’”

中央大学的一班师生到淮安调查时，不到1华里的路程，人力车夫却大肆婪索，且态度恶劣。胡焕庸写道：“江北人力车夫之诈欺难制，余等在扬州、高邮已熟知之，而以淮阴为尤甚。”在徐州地区，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乾隆皇帝对此地的评价：“穷山恶水，泼妇刁民。”这种欺诈之风想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海州滨海地区的渔盐之利，本“足以补瘠土之穷”。但当地人很难分享这些利源，“乃为山东、河南桀黠之民所夺，连舻累毂，莫敢谁何。其尤强者名曰青皮，肆行横暴。东南诸镇数被其害。西镇与郯城兰山接壤，则有游手狡悍之徒，十百为群，持械剽掠，曰掖刀手。扰害集市，侵劫行旅，追胥畏缩，居民苦之”。

1933年底至次年初，浚修六塘河工程中，泗阳仰化集工伕，“性情刚暴，故意越轨，不听指挥，监工员迭以善言劝导，反延辱骂”。后来，省建设厅工程处“派县队及骑兵前往驻工，以便严催完工，无如人民疲玩性成，而地方征工人员负责乏人，民伕懈怠情形日渐增加”。第四区，“工伕[夫]到工均事敷衍，加高坡度，均不照做，民性狡猾，莫此为甚”。监工员稍加干预，工夫即怒目相向。单楼乡工程量仅百余公方土，相当于半日劳动量。但乡长懦弱，指挥不灵，该乡工程一直拖了半个月。魏圩乡每日到工地上的民夫寥寥无几，且多是老人小孩。监工员到工地指导，稍不如其意，即吵骂不休，甚至用土块扔砸，动辄停工。3月30日，涟水工地上监工员朱宗闵因制止工夫在堤脚取土，工夫不服。民夫将他包围，朱宗闵及警士两名，衣服均被撕破。在附近测绘的佐理工程师张延祚与朱宗闵退回沈集，躲藏到当地居民家中。工夫们追至沈集朱宗闵藏匿处，捣毁门窗，准备将朱杀害。5月12日，佐理工程师王酉亭要求工夫按规定挖沟槽，第四、五区工夫相率闹事，罢工离去，并聚众包围工地指挥部，恰逢一批洋锹运到，尽被工夫抢走，工程处门窗均被捣毁。附近乡民乘机参与哄抢。

1934年初，浚修六塘河工程，泗阳复隆镇民伕因监工员李崇孝按规定标准要求其完工，“均哗然现惊惶之貌，初则出言不逊，继则加以谩骂，百搬[般]劝导，详为解释，尚不能回彼辈之心。沿堤数百工人，不约而同，立时肩锹担畚呼啸而去，并赌咒发愿，誓不再来做工”。第六区民伕，“稍不如意，即肆口谩骂，借口停工”。朱圩乡“民伕作工，狡猾异常，每日到工只稍开挖，即返休息。乡长征伕又滑头，异常不力”。

在苏北，经常遇到有些农家因孩子打架、物品遗失等细琐之事，或举家械斗，或坐门谩骂数日。宿迁黄勤烺，“邻某以其子片言之郤，詈其门三日”。政府曾寄希望于“教化”，试图把百姓的思想行为纳入符合其道德的轨道中。雍正年间，署理江南总督赵弘恩认为安徽民情“淳厚之中，又有粗悍诈伪之辈”，认为官府“渐次化导，或易为力”。乾隆八年（1743年），淮北被灾，“民俗刁顽”，乾隆帝专门于翰林、科道中，“拣选品行端谨、通晓民事者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邓时敏、倪国琏被派赴凤、颍、泗地区；涂逢震、徐以昇被派往淮、徐、扬、海地区。“道府以下，听其节制。”可以想见，这种空口道白的教化是不会有任何绩效的，只能是自欺欺人。

在江南地区，世家大族往往建立义庄、义田等社会救济设施，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而在苏北地区，这些设施却非常罕见。

苏北宗族公田的规模极小，充其量用于支付年度祭祀的费用。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积累，富人也不愿构建为族人共享的救助设施，苏北地区的光宗耀祖的观念非常淡漠。淮阴关门程，“村中拥田一两顷者凡十余家，曾组‘富户会’，专以拒绝贫民借贷，包办收买田地为旨，贫民无以自存，多有渡江为苦力者”。一些暂时失势的大户同样会被其同类凌辱。淮阴汤家集汤氏在战乱时避于石圩。汤母想喝茶水，石氏竟加以讥讽。汤母非常愤怒：“吾家非不能筑圩者，宁能郁郁久居此乎？”后遂出钱修成圩寨，即汤家集。

沭阳人所赋的《象齿焚·悯富室也》诗称：“穷人苦饥富人否，家藏粟贯都红朽。有心欲作监河侯，自顾终难舍升斗。亦知思患预为防，延请拳师门户守。缮墙葺宇弥缝周，私谓安居可长久。一旦萑苻吼贼风，倒戈纷纷齐出走。主人恋栈取盗憎，挥刀直入如挥帚。齿折孺子牛，家丧东门狗。倮然一身竟何有？到此才为将伯呼。犒劳还欲吝羊酒，眼看铜山倾八九。声言此后劫某某，富室闻之心胆寒，应悔利阶成怨薮。”这与秉持修、齐、治、平理念的江南富室致力于救治贫寒的作为有着霄壤之别。

明末清初，刘泽清任淮安知府，仅因家乡曹县一班生员聚宴时“偶有谑语”，刘泽清即派人把所有参加者抓到淮安，全部杀害。其中一位系刘泽清的中表亲属，这位表亲向刘泽清母亲求救，刘母也竭力营救。“泽清佯许诺，礼待颇厚。及辞归，密遣军校于途中拉杀之。”

由于共同贫穷，读书家庭稀少。淮阴夏家码头，“学校不兴，子弟释耒耜而佩刀枪，投师拜盟，习为故常，强梁者以是自豪”。淮阴富族程氏，“其俗重积财而轻读书”。该县永兴集，“地方教育落后，温饱者习于浮华，不安弦诵。无赖子弟，更日以赌场为家。但见一掷千金，全忘家徒四壁”。孙家圩孙氏，“有田数千亩，不甚讲求子弟读书，甚且谓读书足以害事。……里人孙丹丞办初小一所，乡人不与合作，故终归失败”。10年后，“餐霞客始重创老张集小学于西来庵。庵主亦孙氏，不乐有学校。餐霞客惨淡经营，排百鸡而为之”。在这里，“城隍像最为农村信仰中心”。

教育的缺乏，自然难以产生与江南地区类似的士绅阶层。缺乏自为的士绅阶层，“使其与民众的亲和力大失，传统士绅的功能便日愈减弱”。许多依靠士绅来动员的公共事业无法进行下去。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的思维和心理无法得到正确的引导，民间风习遂愈加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