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由来及《易经》对企业精神的影响

江南社会发展，得益于社会精英的合作和努力的结果。张謇曾在教育方面把南通与无锡做过比较，他写道：“国人觇江苏教育者，必举无锡、南通；较其大别：则曰无锡能自动而乏统一，南通能统一而乏自动。……譬诸治室，通先画图计工度能而进；锡不必计工度能不待图而成。锡风气之开也较早，人各奋于自见，集财易而事较易举也。通僻左下邑，始一二人而至数十人，俗固塞不易通。力出于一固薄，薄而必欲为，故不得不加慎。慎于财则必寸寸而度其所用，慎于人则必节节而度其所胜。此其所以别也。”实际上，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南通、无锡的教育方面，苏南与其他地区整个新式产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这种差别：苏南新式产业的繁荣是整个企业家群体共同奋斗的结果，近代南通新式产业以至社会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张謇一人的努力。其他如海州、宿迁、淮安等地均缺乏企业家群体，个人因素更加突出。

江苏绝大多数的企业经营者来自官僚、商人、钱庄主等传统阶层。一方面，他们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秉持修、齐、治、平理念，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企业活动，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地方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江苏经济的飞跃。他们是近代江苏精英的代表，张謇是他们的典范。

在张謇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伦理的烙印。首先，张謇对孔子非常虔敬，对儒学哲理推崇备至。张謇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几十年，一生都在研读儒家经典。其子张孝若说：“我父是读书人，对于儒家的立论，认为十分的伟大中正，经孔子的推演，筑定了很坚固的根基，成了有系统的学理。他的伟大，是万事万物的原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总逃不出他的范围。”张謇对儒学六经之首的《易经》崇信有加。张孝若说：“我父生平对于《易经》的道理很信服的。……我父平常处世劝人，常常引用《易经》卦理。”张謇认为：“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故以知学《易》可以知命，不知命者无以学《易》，盖命即进退存亡得丧无定方故，虽圣人莫能外也。”

尽管张謇对孔子非常虔敬，但他不像宋明理学那样，用一些假道学来吓人，而是主张经世致用。张孝若说：“我父对于明末清初诸儒的朴学、理论和行事，都十分推重，认为‘学问固不当求诸暝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颜习斋语）。适合了他的见解。认定读书人的责任，绝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要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颜习斋语）的一种气概。”张謇作为一名儒者，对一向被人们视为空泛的儒学，强调其实用部分：“凡是读书人，都应该望求实用的这条路上走。……更进一步推实用的学派，去做实用的事业，使得实用的空言，变成实用的事实；将原料物质，一齐利用发达起来，于国家于民生，尽与利有益的责任。”

其次，张謇受中国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影响很大。张裕钊的《金孺人墓志铭》中谈到张謇童年时代受母亲教育时写道：“謇兄甫五龄，母日夜篝灯，敬识字，益拥絮，手衣履箴作，且作且问謇兄弟等。深宵寒风凛冽，室中萧然，顾视謇兄弟，辄泪下。盖其悲苦有不可道者。”张謇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勤奋俭朴的习惯。他后来走向事业之路，在室中专悬一联：“瞻望父兮，瞻望母兮，如闻戒辞。”张謇以纱厂历年盈利创办了一系列教育机构，尽管以新式知识来教育学生，但他仍希望学生们能在道德上保持中国传统美德。

再次，张謇深受时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儒家学者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他曾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

应该说，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精华部分的汲取，使张謇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大转型时期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并成为走在时代前头的开拓者。

在服务社会过程中，张謇同样吸收利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厂名“大生”一词，即源于《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德”不仅是纱厂名称的含义，也概括了张謇从事实业的抱负和计划。按照《管子·五辅》篇的解释，具体说来，“德有六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

张謇自己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张謇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正是按“德”的6条内容来做的。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提倡植树造林、改良棉种，创办阜生蚕桑公司是“厚其生”；他注重开发南通的优质棉与传统的土布市场、修建道路、引进电车运输，符合“输其财”；他主持疏浚港口河道，创办大达轮步公司和内河小轮公司，治理江、淮水利，是为地方“遗其利”；张謇主持纱厂时，注重厂规厂约，赏功罚过，极为分明，这些措施比单纯的“宽政”更为完善；他还创办聋哑学校、孤儿院、敬老院，平时大量赞助“善举”等事业，正是为“匡其急”“赈其穷”。

张謇平生最信服《易经》，而《易经》的哲理也使张謇在企业经营中大受裨益。一部《易经》强调最多的就是“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说文解字》认为：“易”，即蜥蜴的象形，蜥蜴的保护色随环境变化不时而改变，以此命名为《易》，喻涵宇宙的千变万化，告诉人们要依具体实际制订相应的方针策略。张謇向来主张《易》学应“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他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因时而变通”的主观能动性。他说：“盖商情万变，顺时而动者天，因时而变通者人，未可以概一也。”他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衡量时局，随机因应”，才能在经营活动中“操纵得宜”，取得实际成效。显而易见，张謇的经营策略源于《易经》的思想。张謇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制订的营业计划“尤在衡量时局，斟酌市情，以权操纵，准斯所的”。这个计划与《易经》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

在张謇看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都符合《易经》的哲理。他解释南通农校的校训“勤苦俭朴”四字时说：“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黄老之学得坤道。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

在江南精英中，像张謇这样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熏染的人非常普遍。钱穆曾谈荣德生投资工业的动机：“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镜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

荣德生在少年时代学习过一些儒家典籍，这些典籍成为荣德生改造社会的指南。其父荣熙泰曾“专心学《易》‘奇门卦’，颇灵验，注有书，为人所卜皆验”。荣德生9岁时，开始读《大学》《中庸》《学而》等，10岁时读《公冶长》《子罕》，11岁读《阳货》《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等，12岁读完《孟子》，13岁读《幼学须知》，14岁读完《诗经》，15岁读《易经》。荣德生毕生从事实业活动，所使用的机器多为外国进口，所聘请的技术人员有不少是外籍技师，但他事业的成功，仍得益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影响。他在晚年为公益中学创立30周年题词中写道：“实学实用，不枉国家之栽培与家长之期望。”他认为“今各校毕业同学，均在觅出路，颇觉皇皇[惶惶]无所适从，实则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从事生产，有裨实用’而已”。荣德生认为传统典籍对改造社会、发展经济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写道：“今欲繁荣经济，改造社会，重振人心，若照《大学》做起，必能成功；即照首章‘序言’办去，亦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吾国将来工业发达，生产大增以后，必须保持知足，提倡古训，人人勤俭，衣食自足；地上生产，地下启发，生活物质无虞匮乏。同时人人安守本分，知足乐业，笃于忠信，崇尚道义。”

荣德生除从书本上接受传统教育外，他所受的家训同样符合儒家宗旨。其父荣熙泰经常教育荣氏兄弟：“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钱基厚云：这个家训，“实合孔子‘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之旨”。实际上，荣氏家训不过是修、齐、治、平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中国传统商业哲理对荣德生影响很大。荣德生在总结自己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时说：“余历次受经济困难而解除之，推而社会至省、省至国、国至国际，均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凡吾所管，即得此旨。尝思陶朱公，忆则屡中，非偶然也。每以此语与同人及学生讲之，陶朱商学，贱进如草介，贵出如粪土。我以勤俭为主，附以平心守古语。所以经营之事业，利多害少，随意指挥。”他认为春秋时代三致千金的范蠡实为“生产之先尊”。

在管理方面，荣家首创的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以运用传统伦理成功地管理工人而闻名。创办劳工自治区的指导思想，荣德生在1928年已说得极为明白。据当时人记述，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那完美的设备，秀丽的环境决不像是中国劳工同志的住宅，不，那简直是达官巨富的庭园，组织完善的学府！”该区共分3部分：（1）宿舍。宿舍分单身男工、单身女工宿舍2种。均为2层楼房，每间容纳8—10人，“管理如同学校，阖室整洁，纤尘不染，每室设室长一人，负一室自治及风纪事宜；小导师一人，负同室工友教育事宜，每五百人设指导员一人，负责一切指导事宜”。（2）合作社。主要业务为代办储蓄、经营百货、文具、布匹、理发、缝纫、食用品商店。厂外设有农场，饲养荷兰牛数头、中国种及外国种约克猪多头。园艺方面，按时种植瓜蔬，“以助厂用”。（3）事业部。设有医院，内有主任医师1—2人，护士若干人，1933年由厂方建造新屋，内辟男、女病室、医药室、挂号室等，凡本厂职工及其家属，均可免费医治，1936年又建3层大楼作为院舍，“凡爱克斯光灯，解剖台等科学设备，应有尽有，不特为各厂之冠，抑且为无锡最完备医院之一，工人得益尤巨！”邮政储金汇业局，由无锡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在厂附设，办理储蓄、汇兑及邮件寄送；劳工补习学校，对劳工进行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申新小学，主要便利本厂员工子弟上学，学校设立在厂区，教室“光洁明净”，校长及教职员有7人，学生达200余人，“学生入学，完全免费”；大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内设舞台，可演京戏，每逢节日，申新三厂都要在大礼堂放电影或演戏，职工可免费观看。女工养成所，“专事培植良好工友，除技术之训练外，公余之暇，复重视于身心之修养，暨道德之灌输”；托儿所，“分中级低级二种，凡在六岁以下之工友子弟，于其本人工作时间，乏人照顾时，即可留放本所”。

与张謇、荣氏兄弟相类似，注重运用中国传统哲理与伦理经营管理的江南精英不胜枚举。无锡唐保谦，出身于科举世家，少年时代受张謇影响非常大，在实业活动中特别注重实际调查。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并曾几次到达过河南、山东、陕西、东北，深入农村、各地市场，不厌其详，不畏艰辛，和各类人物接触，遇到商人就讨教进货来源、销货去路，以及储藏的办法。对农民的种植过程和种植方法，以及各地土壤对种植农作物的适宜性能，各地气候和农作物的关系，河流的交通情况、旁及水质、肥料的优劣，都作了详细调查，一一笔之于书”。在日常生活中，他崇尚节俭，甚至节衣缩食。

常州刘国钧也是这样的精英。据他自述：“日食三餐元麦糊，竹床夜卧一张铺。”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具有俭朴、谦逊等传统美德。他认为要办好工厂，“必须以工人以主体，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他重视工人的思想动态，经常深入车间找工人和管理人员谈话。他常说：“工厂工厂，乃工人的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工厂。”为了树立“新厂风”，刘国钧提出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告诫全厂职工恪守。每逢春节，公司都要宴请全体职员、机工、“宕管”等人，刘国钧即席讲话，挨桌敬酒。他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工作，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为此大成专门花费巨资开办职工食堂、建职工宿舍，举办大成小学、保健站、小商店；并与荣家一样造了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工死了可立碑入堂，老年职工死了要开追悼会。另外，大成纱厂还置办大成公墓等。

在服务社会过程中，张謇同样吸收利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厂名“大生”一词，即源于《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德”不仅是纱厂名称的含义，也概括了张謇从事实业的抱负和计划。按照《管子·五辅》篇的解释，具体说来，“德有六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

张謇自己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张謇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正是按“德”的6条内容来做的。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提倡植树造林、改良棉种，创办阜生蚕桑公司是“厚其生”；他注重开发南通的优质棉与传统的土布市场、修建道路、引进电车运输，符合“输其财”；他主持疏浚港口河道，创办大达轮步公司和内河小轮公司，治理江、淮水利，是为地方“遗其利”；张謇主持纱厂时，注重厂规厂约，赏功罚过，极为分明，这些措施比单纯的“宽政”更为完善；他还创办聋哑学校、孤儿院、敬老院，平时大量赞助“善举”等事业，正是为“匡其急”“赈其穷”。

张謇平生最信服《易经》，而《易经》的哲理也使张謇在企业经营中大受裨益。一部《易经》强调最多的就是“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说文解字》认为：“易”，即蜥蜴的象形，蜥蜴的保护色随环境变化不时而改变，以此命名为《易》，喻涵宇宙的千变万化，告诉人们要依具体实际制订相应的方针策略。张謇向来主张《易》学应“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他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因时而变通”的主观能动性。他说：“盖商情万变，顺时而动者天，因时而变通者人，未可以概一也。”他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衡量时局，随机因应”，才能在经营活动中“操纵得宜”，取得实际成效。显而易见，张謇的经营策略源于《易经》的思想。张謇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制订的营业计划“尤在衡量时局，斟酌市情，以权操纵，准斯所的”。这个计划与《易经》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

在张謇看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都符合《易经》的哲理。他解释南通农校的校训“勤苦俭朴”四字时说：“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黄老之学得坤道。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

在江南精英中，像张謇这样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熏染的人非常普遍。钱穆曾谈荣德生投资工业的动机：“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镜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

荣德生在少年时代学习过一些儒家典籍，这些典籍成为荣德生改造社会的指南。其父荣熙泰曾“专心学《易》‘奇门卦’，颇灵验，注有书，为人所卜皆验”。荣德生9岁时，开始读《大学》《中庸》《学而》等，10岁时读《公冶长》《子罕》，11岁读《阳货》《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等，12岁读完《孟子》，13岁读《幼学须知》，14岁读完《诗经》，15岁读《易经》。荣德生毕生从事实业活动，所使用的机器多为外国进口，所聘请的技术人员有不少是外籍技师，但他事业的成功，仍得益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影响。他在晚年为公益中学创立30周年题词中写道：“实学实用，不枉国家之栽培与家长之期望。”他认为“今各校毕业同学，均在觅出路，颇觉皇皇[惶惶]无所适从，实则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从事生产，有裨实用’而已”。荣德生认为传统典籍对改造社会、发展经济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写道：“今欲繁荣经济，改造社会，重振人心，若照《大学》做起，必能成功；即照首章‘序言’办去，亦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吾国将来工业发达，生产大增以后，必须保持知足，提倡古训，人人勤俭，衣食自足；地上生产，地下启发，生活物质无虞匮乏。同时人人安守本分，知足乐业，笃于忠信，崇尚道义。”

荣德生除从书本上接受传统教育外，他所受的家训同样符合儒家宗旨。其父荣熙泰经常教育荣氏兄弟：“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钱基厚云：这个家训，“实合孔子‘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之旨”。实际上，荣氏家训不过是修、齐、治、平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中国传统商业哲理对荣德生影响很大。荣德生在总结自己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时说：“余历次受经济困难而解除之，推而社会至省、省至国、国至国际，均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凡吾所管，即得此旨。尝思陶朱公，忆则屡中，非偶然也。每以此语与同人及学生讲之，陶朱商学，贱进如草介，贵出如粪土。我以勤俭为主，附以平心守古语。所以经营之事业，利多害少，随意指挥。”他认为春秋时代三致千金的范蠡实为“生产之先尊”。

在管理方面，荣家首创的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以运用传统伦理成功地管理工人而闻名。创办劳工自治区的指导思想，荣德生在1928年已说得极为明白。据当时人记述，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那完美的设备，秀丽的环境决不像是中国劳工同志的住宅，不，那简直是达官巨富的庭园，组织完善的学府！”该区共分3部分：（1）宿舍。宿舍分单身男工、单身女工宿舍2种。均为2层楼房，每间容纳8—10人，“管理如同学校，阖室整洁，纤尘不染，每室设室长一人，负一室自治及风纪事宜；小导师一人，负同室工友教育事宜，每五百人设指导员一人，负责一切指导事宜”。（2）合作社。主要业务为代办储蓄、经营百货、文具、布匹、理发、缝纫、食用品商店。厂外设有农场，饲养荷兰牛数头、中国种及外国种约克猪多头。园艺方面，按时种植瓜蔬，“以助厂用”。（3）事业部。设有医院，内有主任医师1—2人，护士若干人，1933年由厂方建造新屋，内辟男、女病室、医药室、挂号室等，凡本厂职工及其家属，均可免费医治，1936年又建3层大楼作为院舍，“凡爱克斯光灯，解剖台等科学设备，应有尽有，不特为各厂之冠，抑且为无锡最完备医院之一，工人得益尤巨！”邮政储金汇业局，由无锡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在厂附设，办理储蓄、汇兑及邮件寄送；劳工补习学校，对劳工进行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申新小学，主要便利本厂员工子弟上学，学校设立在厂区，教室“光洁明净”，校长及教职员有7人，学生达200余人，“学生入学，完全免费”；大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内设舞台，可演京戏，每逢节日，申新三厂都要在大礼堂放电影或演戏，职工可免费观看。女工养成所，“专事培植良好工友，除技术之训练外，公余之暇，复重视于身心之修养，暨道德之灌输”；托儿所，“分中级低级二种，凡在六岁以下之工友子弟，于其本人工作时间，乏人照顾时，即可留放本所”。

与张謇、荣氏兄弟相类似，注重运用中国传统哲理与伦理经营管理的江南精英不胜枚举。无锡唐保谦，出身于科举世家，少年时代受张謇影响非常大，在实业活动中特别注重实际调查。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并曾几次到达过河南、山东、陕西、东北，深入农村、各地市场，不厌其详，不畏艰辛，和各类人物接触，遇到商人就讨教进货来源、销货去路，以及储藏的办法。对农民的种植过程和种植方法，以及各地土壤对种植农作物的适宜性能，各地气候和农作物的关系，河流的交通情况、旁及水质、肥料的优劣，都作了详细调查，一一笔之于书”。在日常生活中，他崇尚节俭，甚至节衣缩食。

常州刘国钧也是这样的精英。据他自述：“日食三餐元麦糊，竹床夜卧一张铺。”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具有俭朴、谦逊等传统美德。他认为要办好工厂，“必须以工人以主体，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他重视工人的思想动态，经常深入车间找工人和管理人员谈话。他常说：“工厂工厂，乃工人的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工厂。”为了树立“新厂风”，刘国钧提出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告诫全厂职工恪守。每逢春节，公司都要宴请全体职员、机工、“宕管”等人，刘国钧即席讲话，挨桌敬酒。他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工作，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为此大成专门花费巨资开办职工食堂、建职工宿舍，举办大成小学、保健站、小商店；并与荣家一样造了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工死了可立碑入堂，老年职工死了要开追悼会。另外，大成纱厂还置办大成公墓等。

在服务社会过程中，张謇同样吸收利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厂名“大生”一词，即源于《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德”不仅是纱厂名称的含义，也概括了张謇从事实业的抱负和计划。按照《管子·五辅》篇的解释，具体说来，“德有六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

张謇自己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张謇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正是按“德”的6条内容来做的。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提倡植树造林、改良棉种，创办阜生蚕桑公司是“厚其生”；他注重开发南通的优质棉与传统的土布市场、修建道路、引进电车运输，符合“输其财”；他主持疏浚港口河道，创办大达轮步公司和内河小轮公司，治理江、淮水利，是为地方“遗其利”；张謇主持纱厂时，注重厂规厂约，赏功罚过，极为分明，这些措施比单纯的“宽政”更为完善；他还创办聋哑学校、孤儿院、敬老院，平时大量赞助“善举”等事业，正是为“匡其急”“赈其穷”。

张謇平生最信服《易经》，而《易经》的哲理也使张謇在企业经营中大受裨益。一部《易经》强调最多的就是“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说文解字》认为：“易”，即蜥蜴的象形，蜥蜴的保护色随环境变化不时而改变，以此命名为《易》，喻涵宇宙的千变万化，告诉人们要依具体实际制订相应的方针策略。张謇向来主张《易》学应“参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习”；他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因时而变通”的主观能动性。他说：“盖商情万变，顺时而动者天，因时而变通者人，未可以概一也。”他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衡量时局，随机因应”，才能在经营活动中“操纵得宜”，取得实际成效。显而易见，张謇的经营策略源于《易经》的思想。张謇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制订的营业计划“尤在衡量时局，斟酌市情，以权操纵，准斯所的”。这个计划与《易经》的主题精神完全一致。

在张謇看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都符合《易经》的哲理。他解释南通农校的校训“勤苦俭朴”四字时说：“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黄老之学得坤道。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

在江南精英中，像张謇这样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熏染的人非常普遍。钱穆曾谈荣德生投资工业的动机：“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镜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

荣德生在少年时代学习过一些儒家典籍，这些典籍成为荣德生改造社会的指南。其父荣熙泰曾“专心学《易》‘奇门卦’，颇灵验，注有书，为人所卜皆验”。荣德生9岁时，开始读《大学》《中庸》《学而》等，10岁时读《公冶长》《子罕》，11岁读《阳货》《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等，12岁读完《孟子》，13岁读《幼学须知》，14岁读完《诗经》，15岁读《易经》。荣德生毕生从事实业活动，所使用的机器多为外国进口，所聘请的技术人员有不少是外籍技师，但他事业的成功，仍得益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影响。他在晚年为公益中学创立30周年题词中写道：“实学实用，不枉国家之栽培与家长之期望。”他认为“今各校毕业同学，均在觅出路，颇觉皇皇[惶惶]无所适从，实则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从事生产，有裨实用’而已”。荣德生认为传统典籍对改造社会、发展经济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写道：“今欲繁荣经济，改造社会，重振人心，若照《大学》做起，必能成功；即照首章‘序言’办去，亦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吾国将来工业发达，生产大增以后，必须保持知足，提倡古训，人人勤俭，衣食自足；地上生产，地下启发，生活物质无虞匮乏。同时人人安守本分，知足乐业，笃于忠信，崇尚道义。”

荣德生除从书本上接受传统教育外，他所受的家训同样符合儒家宗旨。其父荣熙泰经常教育荣氏兄弟：“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钱基厚云：这个家训，“实合孔子‘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之旨”。实际上，荣氏家训不过是修、齐、治、平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中国传统商业哲理对荣德生影响很大。荣德生在总结自己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时说：“余历次受经济困难而解除之，推而社会至省、省至国、国至国际，均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凡吾所管，即得此旨。尝思陶朱公，忆则屡中，非偶然也。每以此语与同人及学生讲之，陶朱商学，贱进如草介，贵出如粪土。我以勤俭为主，附以平心守古语。所以经营之事业，利多害少，随意指挥。”他认为春秋时代三致千金的范蠡实为“生产之先尊”。

在管理方面，荣家首创的申新三厂“劳工自治区”，以运用传统伦理成功地管理工人而闻名。创办劳工自治区的指导思想，荣德生在1928年已说得极为明白。据当时人记述，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那完美的设备，秀丽的环境决不像是中国劳工同志的住宅，不，那简直是达官巨富的庭园，组织完善的学府！”该区共分3部分：（1）宿舍。宿舍分单身男工、单身女工宿舍2种。均为2层楼房，每间容纳8—10人，“管理如同学校，阖室整洁，纤尘不染，每室设室长一人，负一室自治及风纪事宜；小导师一人，负同室工友教育事宜，每五百人设指导员一人，负责一切指导事宜”。（2）合作社。主要业务为代办储蓄、经营百货、文具、布匹、理发、缝纫、食用品商店。厂外设有农场，饲养荷兰牛数头、中国种及外国种约克猪多头。园艺方面，按时种植瓜蔬，“以助厂用”。（3）事业部。设有医院，内有主任医师1—2人，护士若干人，1933年由厂方建造新屋，内辟男、女病室、医药室、挂号室等，凡本厂职工及其家属，均可免费医治，1936年又建3层大楼作为院舍，“凡爱克斯光灯，解剖台等科学设备，应有尽有，不特为各厂之冠，抑且为无锡最完备医院之一，工人得益尤巨！”邮政储金汇业局，由无锡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在厂附设，办理储蓄、汇兑及邮件寄送；劳工补习学校，对劳工进行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申新小学，主要便利本厂员工子弟上学，学校设立在厂区，教室“光洁明净”，校长及教职员有7人，学生达200余人，“学生入学，完全免费”；大礼堂，可容纳1000多人，内设舞台，可演京戏，每逢节日，申新三厂都要在大礼堂放电影或演戏，职工可免费观看。女工养成所，“专事培植良好工友，除技术之训练外，公余之暇，复重视于身心之修养，暨道德之灌输”；托儿所，“分中级低级二种，凡在六岁以下之工友子弟，于其本人工作时间，乏人照顾时，即可留放本所”。

与张謇、荣氏兄弟相类似，注重运用中国传统哲理与伦理经营管理的江南精英不胜枚举。无锡唐保谦，出身于科举世家，少年时代受张謇影响非常大，在实业活动中特别注重实际调查。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并曾几次到达过河南、山东、陕西、东北，深入农村、各地市场，不厌其详，不畏艰辛，和各类人物接触，遇到商人就讨教进货来源、销货去路，以及储藏的办法。对农民的种植过程和种植方法，以及各地土壤对种植农作物的适宜性能，各地气候和农作物的关系，河流的交通情况、旁及水质、肥料的优劣，都作了详细调查，一一笔之于书”。在日常生活中，他崇尚节俭，甚至节衣缩食。

常州刘国钧也是这样的精英。据他自述：“日食三餐元麦糊，竹床夜卧一张铺。”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具有俭朴、谦逊等传统美德。他认为要办好工厂，“必须以工人以主体，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他重视工人的思想动态，经常深入车间找工人和管理人员谈话。他常说：“工厂工厂，乃工人的厂，只有大家努力，才能办好工厂。”为了树立“新厂风”，刘国钧提出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告诫全厂职工恪守。每逢春节，公司都要宴请全体职员、机工、“宕管”等人，刘国钧即席讲话，挨桌敬酒。他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工作，要食于斯，居于斯，生活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为此大成专门花费巨资开办职工食堂、建职工宿舍，举办大成小学、保健站、小商店；并与荣家一样造了功德堂，有贡献的职工死了可立碑入堂，老年职工死了要开追悼会。另外，大成纱厂还置办大成公墓等。

即使来自买办的企业家，身上仍打上了很深的传统烙印。如买办出身的周舜卿，“每届春秋，祭扫躬拜先人庙墓，诏不孝等（指周承恩、周承基、周承锡三子——笔者注）而诫之曰：‘……朱太夫人性极慈善，声闻里党。……犹忆吾初至上海，行李萧然，携囊钱一贯耳，备历艰苦，始有今日之发达。吾从事于门角逐之场，而梦寐之间始终依依于乡梓者。以海上风俗奢靡，子孙不宜久居，吾乡土地沃，民俗厚，使儿辈常睹农夫耕作之劳，无忘祖宗稼穑艰难，吾之志也。’”周舜卿平时也大有古士风范，他曾捐巨资筹建锡金会馆；为旅沪无锡铁工奔走诉讼。他还“念本支之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先后两辑宗谱，周咨博访，经费悉由己任”。在灾荒年月，他经常捐巨资，赈济灾民。张謇曾为周舜卿的遗像题诗：“名山五千铁独丰。货殖铁冶泰半雄。致富农不如商工。江南金锡县旧封。周君乃蹑郭邴踪。釜鍑鼎镬相磨砻。千金三致散厄穷。疏交近里逮学僮，好行其德义自躬。”张謇的诗是对周的传统伦理的充分肯定。

具有传统伦理的江南精英，在社会变革时期投入到企业活动中，使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物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并形成新的经世致用风俗。

即使来自买办的企业家，身上仍打上了很深的传统烙印。如买办出身的周舜卿，“每届春秋，祭扫躬拜先人庙墓，诏不孝等（指周承恩、周承基、周承锡三子——笔者注）而诫之曰：‘……朱太夫人性极慈善，声闻里党。……犹忆吾初至上海，行李萧然，携囊钱一贯耳，备历艰苦，始有今日之发达。吾从事于门角逐之场，而梦寐之间始终依依于乡梓者。以海上风俗奢靡，子孙不宜久居，吾乡土地沃，民俗厚，使儿辈常睹农夫耕作之劳，无忘祖宗稼穑艰难，吾之志也。’”周舜卿平时也大有古士风范，他曾捐巨资筹建锡金会馆；为旅沪无锡铁工奔走诉讼。他还“念本支之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先后两辑宗谱，周咨博访，经费悉由己任”。在灾荒年月，他经常捐巨资，赈济灾民。张謇曾为周舜卿的遗像题诗：“名山五千铁独丰。货殖铁冶泰半雄。致富农不如商工。江南金锡县旧封。周君乃蹑郭邴踪。釜鍑鼎镬相磨砻。千金三致散厄穷。疏交近里逮学僮，好行其德义自躬。”张謇的诗是对周的传统伦理的充分肯定。

具有传统伦理的江南精英，在社会变革时期投入到企业活动中，使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物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并形成新的经世致用风俗。

即使来自买办的企业家，身上仍打上了很深的传统烙印。如买办出身的周舜卿，“每届春秋，祭扫躬拜先人庙墓，诏不孝等（指周承恩、周承基、周承锡三子——笔者注）而诫之曰：‘……朱太夫人性极慈善，声闻里党。……犹忆吾初至上海，行李萧然，携囊钱一贯耳，备历艰苦，始有今日之发达。吾从事于门角逐之场，而梦寐之间始终依依于乡梓者。以海上风俗奢靡，子孙不宜久居，吾乡土地沃，民俗厚，使儿辈常睹农夫耕作之劳，无忘祖宗稼穑艰难，吾之志也。’”周舜卿平时也大有古士风范，他曾捐巨资筹建锡金会馆；为旅沪无锡铁工奔走诉讼。他还“念本支之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先后两辑宗谱，周咨博访，经费悉由己任”。在灾荒年月，他经常捐巨资，赈济灾民。张謇曾为周舜卿的遗像题诗：“名山五千铁独丰。货殖铁冶泰半雄。致富农不如商工。江南金锡县旧封。周君乃蹑郭邴踪。釜鍑鼎镬相磨砻。千金三致散厄穷。疏交近里逮学僮，好行其德义自躬。”张謇的诗是对周的传统伦理的充分肯定。

具有传统伦理的江南精英，在社会变革时期投入到企业活动中，使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物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并形成新的经世致用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