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八义庄在苏州地区的增扩

元代，江苏慈善活动不及宋代，但仍不乏其人，如丹阳的蒋氏义庄等。当然，元代实际创立的义庄要多得多。

明代的道教歌谣称：“宗人本是一根生，贫富诚难较重轻。禄廪倘来何足吝，亲朋至此若为情。死生并与周婚葬。俊秀仍须为作成。他族闻风喜相效。三吴渐有义庄名。”可见，在明代，江南地区的义庄发展非常迅速。

仅苏州地区，有宋代设立的义庄4家，明代设立的8家。

义庄在其他地区也多有设立。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效仿范仲淹，在原籍宜兴县设置义田，每年所收租税，用于资助族人婚葬，并作为家规，希望世代相传。“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发本管府县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造入本里带管户内。如有侵占争讼者，以官法从事。庶几家法藉国法而永存，百世子孙皆蒙休赐。下户部议，宜从所请。”这是较早由国家予以备案维持的义庄。

明后期，丹阳姜宝，“致仕家居，置义田、立义学，申宗法，以统理族人”。武进县毛宪，“他日置义田、义学，教养乡族，施爱孤弱，若与人交，死生患难，不爽素心。故师子孙贫不能立，与置田宅，矜恤周至”。溧阳南埭光禄寺少卿史后（巽仲），晚年置义田、义塾。无锡华希闵五世祖华海月“创田租千石为义庄、义塾，以赡族人”。

明代的文学作品中，较多地反映了江南社会中的慈善和义庄。据《醒世恒言》第2回描述，阳羡县许武、许晏、许普三兄弟析产，均相互谦让。长兄许武将所分得的半数田产，立为义庄，“以赡乡里”。许晏、许普知道后，均各出己产相助。人称：“弟不争，兄不取。作义庄，赡乡里。”同书第26回载，吴县人薛伟，为该县第一大族。薛任青城县令，“设立义学，教育人材。又开义仓，赈济孤寡”。

清代，朝廷对义庄慈善机构的举办持鼓励支持态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谕称：“朕时巡畿甸，见民生差胜于前。但诵读者少，风俗攸关。宜令穷僻乡壤广设义学，劝令读书。”

乾隆九年（1744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苏城六门，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在郡城适中之王府基及六门地方，建设七处。又建市房一百二十间，岁得租银，发典生息。又绅士捐助圩荡九百余亩，统计岁入租息，酌给塾师膏火，及一切费用，已属充裕。听民间贫寒子弟，入学讲读。”得旨嘉奖。

乾隆庚午（1750年），吴县候选员外郎陶筱置常稔田千亩，营守舍30余楹为义庄。“是冬十二月，苏抚雅尔哈善疏闻。明年四月，奉旨依部议，照原衔即用，以示奖劝。”苏州周氏义庄，自乾隆时设立，庄田达2000亩，“均报明藩司，给有执帖在案。设庄正，由裔孙轮充，世守家法，无异言”。乾隆年间，无锡秦震钧，“尝仿范文正义庄之例，置田千亩，以赡族人。秦氏自有明以来，科甲而富有者无算，未尝有此举也”。吴县范来宗，为范仲淹后人，乾隆乙未（1775年）进士，范氏故有义庄，“积逋累累，不能资族中，咸推先生为主奉，清厘整顿，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每岁可息万金。……而子孙之穷困者，例给钱米，一切丧葬助恤、考试之费俱倍加。自此义庄又复振兴，皆先生力也”。

道光二十三年，清廷制定了详细的捐输报效奖励规定。对义庄等慈善事业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范金民认为：仅苏州地区，清末义庄当在200家左右。

有清一代，因创设义庄等慈善活动受到朝廷嘉奖的人物非常普遍。咸丰六年议准：江苏长洲县封职陆宗澄捐田1000亩，价银1万余两，作为义庄，以赡宗族。其故父陆，故母王氏，故本生父陆应铨，故本生母张氏，均予建坊旌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光绪年间，以捐田创建义学，旌表江苏常熟县孀妇黄钱氏。两江总督左宗棠等奏：元和县绅沈宝恒捐置义庄。光绪十九年，以捐建义庄，准予江苏华亭县绅浙江候补同知顾璜为其故父母建坊。以捐置义庄，准予江苏常熟县五品封职徐朝荣建坊。

光绪十八年（1892年）秋，丹阳大祲，镇江知府王仁堪在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赀，救活饥民甚众。又向百姓贷借官钱，使之不得卖牛，名曰“牛赈”。浚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20余处，支沟别渠230多条。并凿塘4600处，用于蓄水。这些工程皆用以工代赈的形式，促进了镇江水利事业的发展。次年，仿社仓办法创设社钱，按区分储，以用于兴修水利、兴办义塾。在西乡立榛思文社。并自己出资在府治前建南濡学舍。

清代的小说同样不乏义庄的描写。《红楼复梦》写道：金陵的贾环叔侄请师肄业，由平儿承办。平儿与李纨商量，将荣府典掉的田庄全部赎回，买了义地，设立义学，聘请名师，将贾府本族以及亲戚朋友家子弟，均接到义学读书。“凡师徒的茶饭点心、修金月费以及笔墨纸张、学生奖赏，都在学地租子里开销。”平儿的处置，得到了王夫人和宝钗的赞同，她们仅是提了小小的修正意见。

据调查，“自清末以来，由于工商业逐步发展，义庄的创办人已不尽是封建官僚地主，部分地主转向工商业后，有将土地献出，单独或联合成立义庄（如太湖东山区的周、金、叶、翁等义庄），有的是工商业家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如无锡县刘仓乡卫姓义庄即由卫姓三弟兄合股经商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土地的增加，一种是靠族内捐赠，一种是靠经营工商业赚利添购（如无锡荡口区的华襄义庄）”。创办荡口华襄义庄的华氏后人，原是“本地的商人、制造业者和荡口以之出名的酒、豆油商人”，他们在举人华鸿模指导下，终于将义庄建立起来，华鸿模还将他在无锡城的粮栈并入义庄。

在无锡创办第一家丝厂的周舜卿，“念本支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无锡庆丰纱厂唐保谦、丽新纱厂唐骧廷的祖父唐景溪，“因[春源布庄]营业兴盛，频频获利，先后置田地达6000余亩，造仓廪、设义庄”。无锡业勤纱厂杨宗濂、杨宗瀚母侯太失人“三十年刻苦节缩，足成千亩庄屋一区”。

除由工商业者直接出资创办的义庄外，其他许多义庄的管理通常也离不开工商业者，“如太湖东山区十个义庄的四十一个管理人中，有工商业家三十五人”。正因为大量的工商业者参与对义庄的管理，义庄的管理形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有的义庄采用委员会组织形式，下设6名委员，族长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人物，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任委员。

按惯例，义庄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用作救济族内贫苦、鳏、寡、孤、独等类家庭，举办义学及补助本族贫苦子弟的学费，修理庙宇祠堂、祭祀祖宗等。像华老义庄为130位寡妇和婴儿每人每月提供15.5升的大米。1891年，苏州某义庄规定每个冬季为族内每位成年人提供1匹布，5—10岁儿童供则减半。实际上，义庄的救济范围多已扩展到非本族人口，荡口华襄义庄建立后，其救济功能很快就延伸到远支亲属，并最终推广到非华姓人口。

无疑，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义庄族田无疑强化了宗族宗法的影响，强化了传统的家法族规对宗族成员的教化。

义庄还具有下层基层组织的某些社会功能。首先，义庄需要掌握族内人口变动情况，客观上承担起普查全族人口的职责。其次，义庄负担起教育族中年幼子弟的职责，帮助族中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再次，义庄承担了处理族中成员间纠纷的职责，较好地解决基层的社会矛盾。

学者指出，近代以来，苏南地区义庄林立。除承担祭祀、救助外，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设庄塾，兴义学，开展家族教育，通过普及教育以敦睦族谊，培养家族的代言人，以光门第庇宗族。义庄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资源，督管得法，奖惩有力，与其他私立教育机构相比更富生机和活力。在官办教育资源不敷社会需要的近代中国，苏南义庄为普及地方教育，尤其在资助贫穷族人的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义庄实质上承担了重要的教育功能，成为推广教育、宣扬教化的重要机构。

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更应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自身的约束。王日根指出：“富家大族兴办义田使家业得以保数世而不衰，一个社会方面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可以给社会上的饥寒之士（甚至包括一些游手好闲者）以恤助，从而减缓了这些人对他们兴旺家业的仇视和嫉恨，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是设置着种种阻滞贫富分化的高低栏，正是通过这些高低栏来不断缓和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时时加剧的矛盾，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清一代，因创设义庄等慈善活动受到朝廷嘉奖的人物非常普遍。咸丰六年议准：江苏长洲县封职陆宗澄捐田1000亩，价银1万余两，作为义庄，以赡宗族。其故父陆，故母王氏，故本生父陆应铨，故本生母张氏，均予建坊旌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光绪年间，以捐田创建义学，旌表江苏常熟县孀妇黄钱氏。两江总督左宗棠等奏：元和县绅沈宝恒捐置义庄。光绪十九年，以捐建义庄，准予江苏华亭县绅浙江候补同知顾璜为其故父母建坊。以捐置义庄，准予江苏常熟县五品封职徐朝荣建坊。

光绪十八年（1892年）秋，丹阳大祲，镇江知府王仁堪在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赀，救活饥民甚众。又向百姓贷借官钱，使之不得卖牛，名曰“牛赈”。浚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20余处，支沟别渠230多条。并凿塘4600处，用于蓄水。这些工程皆用以工代赈的形式，促进了镇江水利事业的发展。次年，仿社仓办法创设社钱，按区分储，以用于兴修水利、兴办义塾。在西乡立榛思文社。并自己出资在府治前建南濡学舍。

清代的小说同样不乏义庄的描写。《红楼复梦》写道：金陵的贾环叔侄请师肄业，由平儿承办。平儿与李纨商量，将荣府典掉的田庄全部赎回，买了义地，设立义学，聘请名师，将贾府本族以及亲戚朋友家子弟，均接到义学读书。“凡师徒的茶饭点心、修金月费以及笔墨纸张、学生奖赏，都在学地租子里开销。”平儿的处置，得到了王夫人和宝钗的赞同，她们仅是提了小小的修正意见。

据调查，“自清末以来，由于工商业逐步发展，义庄的创办人已不尽是封建官僚地主，部分地主转向工商业后，有将土地献出，单独或联合成立义庄（如太湖东山区的周、金、叶、翁等义庄），有的是工商业家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如无锡县刘仓乡卫姓义庄即由卫姓三弟兄合股经商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土地的增加，一种是靠族内捐赠，一种是靠经营工商业赚利添购（如无锡荡口区的华襄义庄）”。创办荡口华襄义庄的华氏后人，原是“本地的商人、制造业者和荡口以之出名的酒、豆油商人”，他们在举人华鸿模指导下，终于将义庄建立起来，华鸿模还将他在无锡城的粮栈并入义庄。

在无锡创办第一家丝厂的周舜卿，“念本支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无锡庆丰纱厂唐保谦、丽新纱厂唐骧廷的祖父唐景溪，“因[春源布庄]营业兴盛，频频获利，先后置田地达6000余亩，造仓廪、设义庄”。无锡业勤纱厂杨宗濂、杨宗瀚母侯太失人“三十年刻苦节缩，足成千亩庄屋一区”。

除由工商业者直接出资创办的义庄外，其他许多义庄的管理通常也离不开工商业者，“如太湖东山区十个义庄的四十一个管理人中，有工商业家三十五人”。正因为大量的工商业者参与对义庄的管理，义庄的管理形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有的义庄采用委员会组织形式，下设6名委员，族长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人物，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任委员。

按惯例，义庄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用作救济族内贫苦、鳏、寡、孤、独等类家庭，举办义学及补助本族贫苦子弟的学费，修理庙宇祠堂、祭祀祖宗等。像华老义庄为130位寡妇和婴儿每人每月提供15.5升的大米。1891年，苏州某义庄规定每个冬季为族内每位成年人提供1匹布，5—10岁儿童供则减半。实际上，义庄的救济范围多已扩展到非本族人口，荡口华襄义庄建立后，其救济功能很快就延伸到远支亲属，并最终推广到非华姓人口。

无疑，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义庄族田无疑强化了宗族宗法的影响，强化了传统的家法族规对宗族成员的教化。

义庄还具有下层基层组织的某些社会功能。首先，义庄需要掌握族内人口变动情况，客观上承担起普查全族人口的职责。其次，义庄负担起教育族中年幼子弟的职责，帮助族中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再次，义庄承担了处理族中成员间纠纷的职责，较好地解决基层的社会矛盾。

学者指出，近代以来，苏南地区义庄林立。除承担祭祀、救助外，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设庄塾，兴义学，开展家族教育，通过普及教育以敦睦族谊，培养家族的代言人，以光门第庇宗族。义庄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资源，督管得法，奖惩有力，与其他私立教育机构相比更富生机和活力。在官办教育资源不敷社会需要的近代中国，苏南义庄为普及地方教育，尤其在资助贫穷族人的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义庄实质上承担了重要的教育功能，成为推广教育、宣扬教化的重要机构。

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更应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自身的约束。王日根指出：“富家大族兴办义田使家业得以保数世而不衰，一个社会方面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可以给社会上的饥寒之士（甚至包括一些游手好闲者）以恤助，从而减缓了这些人对他们兴旺家业的仇视和嫉恨，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是设置着种种阻滞贫富分化的高低栏，正是通过这些高低栏来不断缓和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时时加剧的矛盾，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清一代，因创设义庄等慈善活动受到朝廷嘉奖的人物非常普遍。咸丰六年议准：江苏长洲县封职陆宗澄捐田1000亩，价银1万余两，作为义庄，以赡宗族。其故父陆，故母王氏，故本生父陆应铨，故本生母张氏，均予建坊旌表，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光绪年间，以捐田创建义学，旌表江苏常熟县孀妇黄钱氏。两江总督左宗棠等奏：元和县绅沈宝恒捐置义庄。光绪十九年，以捐建义庄，准予江苏华亭县绅浙江候补同知顾璜为其故父母建坊。以捐置义庄，准予江苏常熟县五品封职徐朝荣建坊。

光绪十八年（1892年）秋，丹阳大祲，镇江知府王仁堪在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赀，救活饥民甚众。又向百姓贷借官钱，使之不得卖牛，名曰“牛赈”。浚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20余处，支沟别渠230多条。并凿塘4600处，用于蓄水。这些工程皆用以工代赈的形式，促进了镇江水利事业的发展。次年，仿社仓办法创设社钱，按区分储，以用于兴修水利、兴办义塾。在西乡立榛思文社。并自己出资在府治前建南濡学舍。

清代的小说同样不乏义庄的描写。《红楼复梦》写道：金陵的贾环叔侄请师肄业，由平儿承办。平儿与李纨商量，将荣府典掉的田庄全部赎回，买了义地，设立义学，聘请名师，将贾府本族以及亲戚朋友家子弟，均接到义学读书。“凡师徒的茶饭点心、修金月费以及笔墨纸张、学生奖赏，都在学地租子里开销。”平儿的处置，得到了王夫人和宝钗的赞同，她们仅是提了小小的修正意见。

据调查，“自清末以来，由于工商业逐步发展，义庄的创办人已不尽是封建官僚地主，部分地主转向工商业后，有将土地献出，单独或联合成立义庄（如太湖东山区的周、金、叶、翁等义庄），有的是工商业家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如无锡县刘仓乡卫姓义庄即由卫姓三弟兄合股经商获利买田成立）。义庄土地的增加，一种是靠族内捐赠，一种是靠经营工商业赚利添购（如无锡荡口区的华襄义庄）”。创办荡口华襄义庄的华氏后人，原是“本地的商人、制造业者和荡口以之出名的酒、豆油商人”，他们在举人华鸿模指导下，终于将义庄建立起来，华鸿模还将他在无锡城的粮栈并入义庄。

在无锡创办第一家丝厂的周舜卿，“念本支老幼废疾亟待赡养，于是置义田千亩，建庄屋数楹，俾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嫁娶凶葬，皆有赡”。无锡庆丰纱厂唐保谦、丽新纱厂唐骧廷的祖父唐景溪，“因[春源布庄]营业兴盛，频频获利，先后置田地达6000余亩，造仓廪、设义庄”。无锡业勤纱厂杨宗濂、杨宗瀚母侯太失人“三十年刻苦节缩，足成千亩庄屋一区”。

除由工商业者直接出资创办的义庄外，其他许多义庄的管理通常也离不开工商业者，“如太湖东山区十个义庄的四十一个管理人中，有工商业家三十五人”。正因为大量的工商业者参与对义庄的管理，义庄的管理形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有的义庄采用委员会组织形式，下设6名委员，族长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人物，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主任委员。

按惯例，义庄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用作救济族内贫苦、鳏、寡、孤、独等类家庭，举办义学及补助本族贫苦子弟的学费，修理庙宇祠堂、祭祀祖宗等。像华老义庄为130位寡妇和婴儿每人每月提供15.5升的大米。1891年，苏州某义庄规定每个冬季为族内每位成年人提供1匹布，5—10岁儿童供则减半。实际上，义庄的救济范围多已扩展到非本族人口，荡口华襄义庄建立后，其救济功能很快就延伸到远支亲属，并最终推广到非华姓人口。

无疑，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义庄族田无疑强化了宗族宗法的影响，强化了传统的家法族规对宗族成员的教化。

义庄还具有下层基层组织的某些社会功能。首先，义庄需要掌握族内人口变动情况，客观上承担起普查全族人口的职责。其次，义庄负担起教育族中年幼子弟的职责，帮助族中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再次，义庄承担了处理族中成员间纠纷的职责，较好地解决基层的社会矛盾。

学者指出，近代以来，苏南地区义庄林立。除承担祭祀、救助外，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设庄塾，兴义学，开展家族教育，通过普及教育以敦睦族谊，培养家族的代言人，以光门第庇宗族。义庄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资源，督管得法，奖惩有力，与其他私立教育机构相比更富生机和活力。在官办教育资源不敷社会需要的近代中国，苏南义庄为普及地方教育，尤其在资助贫穷族人的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义庄实质上承担了重要的教育功能，成为推广教育、宣扬教化的重要机构。

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更应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对自身的约束。王日根指出：“富家大族兴办义田使家业得以保数世而不衰，一个社会方面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可以给社会上的饥寒之士（甚至包括一些游手好闲者）以恤助，从而减缓了这些人对他们兴旺家业的仇视和嫉恨，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总是设置着种种阻滞贫富分化的高低栏，正是通过这些高低栏来不断缓和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时时加剧的矛盾，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