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耕读传家的典范

明人写道：“丰亨豫大，金瓯晏然。吴越为东南财赋地，家给户殷，民生乐业，靡兵革供饷之扰。”

苏南地区对科举教育和文化教育均非常重视。以书院为例，明代苏州地区有文正书院2所、天池书院、碧山书院、富春书院等几十所。至清代，苏州先后建有53所书院，其中吴县有13所，长洲4所，元和3所，常熟有16所，昆山5所，太仓5所，吴江7所。明清各家族的义庄中，均设有义学，本族子弟可免费入学。明以来，在全国202名状元中，江苏约占1/3。而苏州地区的状元竟有35名，为华东以外各大区状元的总和，苏州状元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

清代，康熙帝《示江南大小诸吏》诗称：“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时巡历此疆，民事日探剖。风俗贵淳厖，纷奢讵能久。澄清属大吏，表率群僚首。郡县布慈和，恺悌歌父母。民者国之本，生计在畎亩。六府既孔修，三事安可后？教民默转移，各须尽官守。户使敦诗书，人知崇孝友。庶几远迩氓，皞皞登仁寿。”江南地方官，不少以兴文教为职，使江南文化设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苏南精英很少做着开业帝王的美梦。普通人家更倾向于耕读。“耕”代表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没有温饱、安宁的生产生活，是没法“读”的。

苏南不少人把耕读视为修身养性的方法。唐代陆龟蒙写道：“余在田野间，一日呼耕甿，就而数其目，恍若登农黄之庭，受播种之法。淳风泠泠，耸竖毛发。然后知圣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南宋苏州邢居士，“遭韩侂胄禁伪学，埋名徙姑苏。其孙谷真当宋末，率妻子居乡耕读，足迹不入城市”。元末常熟县人杨濚见黄钺喜好读书，将家中藏书无偿借与，黄钺三年遂尽读其书。县令征黄钺与杨濚子杨福为贤良。杨濚曰：“吾不幸遭世乱，家破族散，今独携一子耕读远郊，以毕余生，以子好学，尽以藏书奉观览，奈何不自韬晦，卒为人知，贻累我家？”杨氏最终在乡村作一农夫。

明建文末，朱棣军队攻下南京，“龚诩大哭投戈而归”，从此隐迹乡里，躬耕读书。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经常拜访他，两次推荐他为松江太仓学官，他始终不就。称：“诩仕无害于义，恐负往日城门一恸耳。”明中期昆山人黄彦辉家训：“赌博倾家，嗜酒乱性，作吏坏心术。居近官司，则交辟官吏，纳贿谋利，或干没官钱谷，得罪贻后患，子孙切戒。当务者，耕读而已。”朱叔鸿《重建诸敬阳先生祠堂记》：“裔孙等多城乡散处，耕读为生。”明代苏州人沈澄，“家素封，读书尚义，尝以人材征赴京师，试事大府，将授官，以疾乞归。周文襄巡抚吴中，访以时政，多所施行……子贞吉，号南斋；恒吉，号同斋。父子相戒不仕，以耕读自娱，能诗工画。兄弟自相倡和，下至僮仆，皆谙文墨”。明代查应兆《查山隐居记》：“先生入山既久，课耕读书，优游自得。暇则赋诗寄兴，与二三同志啸傲峰巅。”成化、弘治年间，吴郡东北夷亭镇有张小舍，“世为公家弭盗，以耕读老于家”。明朝无锡人孟栻《惠麓小隐记》称：“府君即信州录事，年甫六十慨然叹曰：故山榛莽，田园日芜。遂引年谢事，而归闭门不出十余载，日与高人幽士吟啸自娱，教子耕读，优游泉石，将终身焉。”江阴人李应昇，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官至御史，死于宦官迫害，后赠太仆寺卿，谥忠毅。其子李逊之，为诸生，“嘱子孙耕读传家，不必应试，自是遂无闻人”。宜兴监生朱广寿妻何氏，夫殁后家赤贫，“氏日夕纺绩以为生，历数十年，生计充裕，督两儿耕读，兼营商业，率儿妇习勤不稍懈，老而益壮，寿登百有八岁”。

清代苏州归通甫妻沈氏，居夏驾浦，“年三十寡，以耕读教二子，长斋奉佛氏”。常熟陈士懋，“以耕读世其家，德冠乡闾”。太仓郁溥，乾隆九年（1744年）举人，“家贫，与弟淳躬耕读书，讽诵不辍，所学日进”。苏州东洞庭人贺承宗，学行为三吴先进，“承宗归从游江阴，薛伯润怜其才，妻以女，授以田庐。承宗耕读，无斯须自佚”。杨乘云，补诸生，移归常熟。“尝由燕之豫、之晋，只轮匹马，往来恒岳岢岚间，观名山大川，交伟人杰士，胸次益广。退营宅于桑岸，课子孙耕读，有隐士风。”常熟顾泾人顾勋臣，“家素裕，慷慨好施。……教子孙以耕读节俭为务”。

不少人把耕读视为避世之途。以武进（清中后期属阳湖）的焦溪为例。唐代焦溪人顾悰，性至孝。有人劝他致仕，他回答：“祖父世守高洁，不愿与浊乱同朝。吾敬媕婀随群事女主，岂不重忝所生哉。”平时读书谈道，终老于焦溪林泉。焦溪魏璞（字不琢），终日以琴书、诗文自娱，不攀权贵，与陆龟蒙、皮日休为知交。“当夏秋芙蕖香艳，鲈蒪荐美，偕二契，乘短，一觞一咏，尽水月湖天之兴。”皮日休曾向魏璞赠送五件礼物，并与陆龟蒙作《五贶诗》以纪其事。

宋代，政和年间进士焦溪人顾克明，在金人入侵后，“遂绝仕进。名山古刹，随兴所之。悉捐产归嗣子，而寄迹于先人所建福山香火院，时偕二三老衲，讲楞严以逃诸漏”。焦溪人翟献可，一心耕读，曾被征为兴国教授不就。绍定年间进士翟梦龙，性颖敏，博学能文，后“悬车归隐”。顾孺履隐居武进政成，与弟孺俊“博涉群书”。

原籍江阴虞门的焦丙，系朱元璋出家时的蒙师，朱玩璋定鼎南京，曾诏见焦丙，赐以金玉角三带，授千户之职。焦丙不久即辞归焦溪，时人把他比作东汉的严子陵。

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常州人卞荣《舜田春雨》一诗描写了非常和谐的乡村农耕生活：“象耕遗迹自东西，又喜东风雨一犁。二月绿蓑行处湿，重华翠辇望中迷。若教百亩年年熟，不负双鸠日日啼。为爱新晴看秧马，芒鞋踏破落花泥。”学者桑悦《观插秧口占》一诗则叙述了在乡村亲自参加农业活动的经历及思考：“手把禾苗去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阳湖大宁乡人方炳昭，事母至孝，终身如赤子。叔父议析产，方炳昭把好田美宅均让与叔父，自己只求温饱。“见人呐呐不轻发，至论古今成败、诗文得失，则详辩不已。家多藏书，经史艺术，靡不宣究。而尤溺于诗，寒暑坐卧一楼，吟讽不绝。”

焦溪丁域，曾有道人疾病将死，留赠丁域30两银子。丁域加以拒绝，认为“此不耕之获，胡为来哉？”于此可见，焦溪人遵从从农耕中获取财富的原则。

清代焦溪耕读典型为是镜（字仲明）。焦母畏雷，是镜夜里闻雷则起，跪在母亲门前抚慰母亲。是镜48岁之年，父是奎卒，是镜奉柩与母合葬于舜山，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辛苦备尝。“学政尹会一屏驺从造庐访之，镜潜心学问，不求闻达。总督高斌、河督顾琮与会一各疏论荐镜，力辞不出。”

常州知府黄永年《草庐记》载：“阳湖是君仲明抱道而耕于野庐，其先人之墓于舜山，始也毁甚。其问业弟子即山起书屋为就学之地，复以君庐草茨不足蔽风雨，即书屋之余材为墓庐以居君有年矣。”柳商贤《是仲明先生传》：“师事澄江杨太素先生斐文，教以静坐读书，专心为己之学，遂弃举业。”

清末焦溪人吴镛（字卓铭）所写的《山人》诗称：“山人自分老江乡，手种溪南十亩桑。若使中山无帝胄，此身永不下南阳。”另一首诗称：“三年为客泪纷纷，半在吟诗半在文。安得水田三十亩，倚门闲看舜山云。”

在清末的数十年里，焦溪的秀才有丁少泉、丁纯曾、丁绍千、丁义秀、刘寿春、徐谦、承乃韶、汪雪祺、沈国文、奚鸿诩、奚锦昌、奚廷选、徐沁芳、是汝庸、仇可德、徐恩荣、奚晓峰、徐廼馨、奚锡三、承钟岳、承钟隽、承隽尊、承泰宇、承继绍、承梦绍、承恩诏、潘友庆、潘堂、苏裕勋、徐伯明等30人。这些人多在乡村行医或为塾师，如丁绍千，“曾设塾授徒于西石桥、蓉湖、柳荡、本村等地，兼行医”；刘寿春，“早年设塾授徒，晚年行医”；徐逎馨，“中年设帐授徒……晚年息影家园，读书颐志”；奚锡三，“年十七授徒镇之北乡”；承钟岳，“光绪十年考授予岁进士，以训导铨选。其后在家授徒，兼业医。其子槐卿为当时名医”；承钟隽，“平时手不释卷，从游者甚众”；承隽尊，“穷究医理，有炙手生春之效。光绪元年创建高山书院”；潘友庆，“常州史有良曾聘其为西席”；苏裕勋，“入泮后坐馆，学生较多”。

耕读之家多喜周济贫困，崇尚礼节。江阴李氏“世守耕读二百余载，藉祖诒谷……拨田赡族”。宜兴许士荣“家世耕读，居家俭约，然好周人之急。道光癸未涝甚，族中往往不举火，士荣贷钱八万以赡之”。

无锡地区流传的“一担两尚书”“一榜九进士”等传说，反映苏南地区人们重视耕读进入上流社会的现象：

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天，无锡东乡的张泾街上来了一对年轻夫妻。两人都衣衫褴褛，满身泥污。那个男子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的淘箩里各坐一个年幼的男孩。有好事者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来自长安乡的上舍村，家里很穷。这一年，长安乡又闹饥荒，夫妻俩走投无路，就逃荒到泾皋里来。两个儿子还都很小，就把他们装在淘箩里挑着带出来，因为天气热，还在两只淘箩上盖了两只笠帽。不少人向他们投以好奇同情的目光，有人问淘箩里装的是什么？那父亲便答道：“两个射尿坯”（张泾一带的百姓把尚未读书的孩子叫射尿坯，“尿”无锡话读作“书”）。有位白胡须老头听了，连连说：“好好，一担两尚书。”这位老者善良幽默，把土话“射尿”变成谐音“尚书”。尚书是不小的官，不想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事实。原来这两个男孩一个就是顾宪成，另一个是他的弟弟顾允成。

“一榜九进士”也流传于无锡地区：

无锡孔庙大门东西侧各树有一座下马碑，石碑上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字句，另有一牌坊次间横梁上，东面一匾写着“六科三解元”，西面一匾写着“一榜九进士”。说的是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无锡地区人才辈出，在六次府考中无锡有三个人考中解元（第一名），特别是在乾隆年间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中.竟一榜考上了九个进士。

由此观之，苏南的耕读文化使一般民众安于求田问舍、读书教子，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远离了残忍的官场诈斗、政治陷害、皇权争夺等残忍之事，其精神方面的幸福指数显然远高于苏北百姓。

不少人把耕读视为避世之途。以武进（清中后期属阳湖）的焦溪为例。唐代焦溪人顾悰，性至孝。有人劝他致仕，他回答：“祖父世守高洁，不愿与浊乱同朝。吾敬媕婀随群事女主，岂不重忝所生哉。”平时读书谈道，终老于焦溪林泉。焦溪魏璞（字不琢），终日以琴书、诗文自娱，不攀权贵，与陆龟蒙、皮日休为知交。“当夏秋芙蕖香艳，鲈蒪荐美，偕二契，乘短，一觞一咏，尽水月湖天之兴。”皮日休曾向魏璞赠送五件礼物，并与陆龟蒙作《五贶诗》以纪其事。

宋代，政和年间进士焦溪人顾克明，在金人入侵后，“遂绝仕进。名山古刹，随兴所之。悉捐产归嗣子，而寄迹于先人所建福山香火院，时偕二三老衲，讲楞严以逃诸漏”。焦溪人翟献可，一心耕读，曾被征为兴国教授不就。绍定年间进士翟梦龙，性颖敏，博学能文，后“悬车归隐”。顾孺履隐居武进政成，与弟孺俊“博涉群书”。

原籍江阴虞门的焦丙，系朱元璋出家时的蒙师，朱玩璋定鼎南京，曾诏见焦丙，赐以金玉角三带，授千户之职。焦丙不久即辞归焦溪，时人把他比作东汉的严子陵。

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常州人卞荣《舜田春雨》一诗描写了非常和谐的乡村农耕生活：“象耕遗迹自东西，又喜东风雨一犁。二月绿蓑行处湿，重华翠辇望中迷。若教百亩年年熟，不负双鸠日日啼。为爱新晴看秧马，芒鞋踏破落花泥。”学者桑悦《观插秧口占》一诗则叙述了在乡村亲自参加农业活动的经历及思考：“手把禾苗去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阳湖大宁乡人方炳昭，事母至孝，终身如赤子。叔父议析产，方炳昭把好田美宅均让与叔父，自己只求温饱。“见人呐呐不轻发，至论古今成败、诗文得失，则详辩不已。家多藏书，经史艺术，靡不宣究。而尤溺于诗，寒暑坐卧一楼，吟讽不绝。”

焦溪丁域，曾有道人疾病将死，留赠丁域30两银子。丁域加以拒绝，认为“此不耕之获，胡为来哉？”于此可见，焦溪人遵从从农耕中获取财富的原则。

清代焦溪耕读典型为是镜（字仲明）。焦母畏雷，是镜夜里闻雷则起，跪在母亲门前抚慰母亲。是镜48岁之年，父是奎卒，是镜奉柩与母合葬于舜山，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辛苦备尝。“学政尹会一屏驺从造庐访之，镜潜心学问，不求闻达。总督高斌、河督顾琮与会一各疏论荐镜，力辞不出。”

常州知府黄永年《草庐记》载：“阳湖是君仲明抱道而耕于野庐，其先人之墓于舜山，始也毁甚。其问业弟子即山起书屋为就学之地，复以君庐草茨不足蔽风雨，即书屋之余材为墓庐以居君有年矣。”柳商贤《是仲明先生传》：“师事澄江杨太素先生斐文，教以静坐读书，专心为己之学，遂弃举业。”

清末焦溪人吴镛（字卓铭）所写的《山人》诗称：“山人自分老江乡，手种溪南十亩桑。若使中山无帝胄，此身永不下南阳。”另一首诗称：“三年为客泪纷纷，半在吟诗半在文。安得水田三十亩，倚门闲看舜山云。”

在清末的数十年里，焦溪的秀才有丁少泉、丁纯曾、丁绍千、丁义秀、刘寿春、徐谦、承乃韶、汪雪祺、沈国文、奚鸿诩、奚锦昌、奚廷选、徐沁芳、是汝庸、仇可德、徐恩荣、奚晓峰、徐廼馨、奚锡三、承钟岳、承钟隽、承隽尊、承泰宇、承继绍、承梦绍、承恩诏、潘友庆、潘堂、苏裕勋、徐伯明等30人。这些人多在乡村行医或为塾师，如丁绍千，“曾设塾授徒于西石桥、蓉湖、柳荡、本村等地，兼行医”；刘寿春，“早年设塾授徒，晚年行医”；徐逎馨，“中年设帐授徒……晚年息影家园，读书颐志”；奚锡三，“年十七授徒镇之北乡”；承钟岳，“光绪十年考授予岁进士，以训导铨选。其后在家授徒，兼业医。其子槐卿为当时名医”；承钟隽，“平时手不释卷，从游者甚众”；承隽尊，“穷究医理，有炙手生春之效。光绪元年创建高山书院”；潘友庆，“常州史有良曾聘其为西席”；苏裕勋，“入泮后坐馆，学生较多”。

耕读之家多喜周济贫困，崇尚礼节。江阴李氏“世守耕读二百余载，藉祖诒谷……拨田赡族”。宜兴许士荣“家世耕读，居家俭约，然好周人之急。道光癸未涝甚，族中往往不举火，士荣贷钱八万以赡之”。

无锡地区流传的“一担两尚书”“一榜九进士”等传说，反映苏南地区人们重视耕读进入上流社会的现象：

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天，无锡东乡的张泾街上来了一对年轻夫妻。两人都衣衫褴褛，满身泥污。那个男子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的淘箩里各坐一个年幼的男孩。有好事者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来自长安乡的上舍村，家里很穷。这一年，长安乡又闹饥荒，夫妻俩走投无路，就逃荒到泾皋里来。两个儿子还都很小，就把他们装在淘箩里挑着带出来，因为天气热，还在两只淘箩上盖了两只笠帽。不少人向他们投以好奇同情的目光，有人问淘箩里装的是什么？那父亲便答道：“两个射尿坯”（张泾一带的百姓把尚未读书的孩子叫射尿坯，“尿”无锡话读作“书”）。有位白胡须老头听了，连连说：“好好，一担两尚书。”这位老者善良幽默，把土话“射尿”变成谐音“尚书”。尚书是不小的官，不想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事实。原来这两个男孩一个就是顾宪成，另一个是他的弟弟顾允成。

“一榜九进士”也流传于无锡地区：

无锡孔庙大门东西侧各树有一座下马碑，石碑上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字句，另有一牌坊次间横梁上，东面一匾写着“六科三解元”，西面一匾写着“一榜九进士”。说的是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无锡地区人才辈出，在六次府考中无锡有三个人考中解元（第一名），特别是在乾隆年间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中.竟一榜考上了九个进士。

由此观之，苏南的耕读文化使一般民众安于求田问舍、读书教子，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远离了残忍的官场诈斗、政治陷害、皇权争夺等残忍之事，其精神方面的幸福指数显然远高于苏北百姓。

不少人把耕读视为避世之途。以武进（清中后期属阳湖）的焦溪为例。唐代焦溪人顾悰，性至孝。有人劝他致仕，他回答：“祖父世守高洁，不愿与浊乱同朝。吾敬媕婀随群事女主，岂不重忝所生哉。”平时读书谈道，终老于焦溪林泉。焦溪魏璞（字不琢），终日以琴书、诗文自娱，不攀权贵，与陆龟蒙、皮日休为知交。“当夏秋芙蕖香艳，鲈蒪荐美，偕二契，乘短，一觞一咏，尽水月湖天之兴。”皮日休曾向魏璞赠送五件礼物，并与陆龟蒙作《五贶诗》以纪其事。

宋代，政和年间进士焦溪人顾克明，在金人入侵后，“遂绝仕进。名山古刹，随兴所之。悉捐产归嗣子，而寄迹于先人所建福山香火院，时偕二三老衲，讲楞严以逃诸漏”。焦溪人翟献可，一心耕读，曾被征为兴国教授不就。绍定年间进士翟梦龙，性颖敏，博学能文，后“悬车归隐”。顾孺履隐居武进政成，与弟孺俊“博涉群书”。

原籍江阴虞门的焦丙，系朱元璋出家时的蒙师，朱玩璋定鼎南京，曾诏见焦丙，赐以金玉角三带，授千户之职。焦丙不久即辞归焦溪，时人把他比作东汉的严子陵。

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常州人卞荣《舜田春雨》一诗描写了非常和谐的乡村农耕生活：“象耕遗迹自东西，又喜东风雨一犁。二月绿蓑行处湿，重华翠辇望中迷。若教百亩年年熟，不负双鸠日日啼。为爱新晴看秧马，芒鞋踏破落花泥。”学者桑悦《观插秧口占》一诗则叙述了在乡村亲自参加农业活动的经历及思考：“手把禾苗去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阳湖大宁乡人方炳昭，事母至孝，终身如赤子。叔父议析产，方炳昭把好田美宅均让与叔父，自己只求温饱。“见人呐呐不轻发，至论古今成败、诗文得失，则详辩不已。家多藏书，经史艺术，靡不宣究。而尤溺于诗，寒暑坐卧一楼，吟讽不绝。”

焦溪丁域，曾有道人疾病将死，留赠丁域30两银子。丁域加以拒绝，认为“此不耕之获，胡为来哉？”于此可见，焦溪人遵从从农耕中获取财富的原则。

清代焦溪耕读典型为是镜（字仲明）。焦母畏雷，是镜夜里闻雷则起，跪在母亲门前抚慰母亲。是镜48岁之年，父是奎卒，是镜奉柩与母合葬于舜山，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辛苦备尝。“学政尹会一屏驺从造庐访之，镜潜心学问，不求闻达。总督高斌、河督顾琮与会一各疏论荐镜，力辞不出。”

常州知府黄永年《草庐记》载：“阳湖是君仲明抱道而耕于野庐，其先人之墓于舜山，始也毁甚。其问业弟子即山起书屋为就学之地，复以君庐草茨不足蔽风雨，即书屋之余材为墓庐以居君有年矣。”柳商贤《是仲明先生传》：“师事澄江杨太素先生斐文，教以静坐读书，专心为己之学，遂弃举业。”

清末焦溪人吴镛（字卓铭）所写的《山人》诗称：“山人自分老江乡，手种溪南十亩桑。若使中山无帝胄，此身永不下南阳。”另一首诗称：“三年为客泪纷纷，半在吟诗半在文。安得水田三十亩，倚门闲看舜山云。”

在清末的数十年里，焦溪的秀才有丁少泉、丁纯曾、丁绍千、丁义秀、刘寿春、徐谦、承乃韶、汪雪祺、沈国文、奚鸿诩、奚锦昌、奚廷选、徐沁芳、是汝庸、仇可德、徐恩荣、奚晓峰、徐廼馨、奚锡三、承钟岳、承钟隽、承隽尊、承泰宇、承继绍、承梦绍、承恩诏、潘友庆、潘堂、苏裕勋、徐伯明等30人。这些人多在乡村行医或为塾师，如丁绍千，“曾设塾授徒于西石桥、蓉湖、柳荡、本村等地，兼行医”；刘寿春，“早年设塾授徒，晚年行医”；徐逎馨，“中年设帐授徒……晚年息影家园，读书颐志”；奚锡三，“年十七授徒镇之北乡”；承钟岳，“光绪十年考授予岁进士，以训导铨选。其后在家授徒，兼业医。其子槐卿为当时名医”；承钟隽，“平时手不释卷，从游者甚众”；承隽尊，“穷究医理，有炙手生春之效。光绪元年创建高山书院”；潘友庆，“常州史有良曾聘其为西席”；苏裕勋，“入泮后坐馆，学生较多”。

耕读之家多喜周济贫困，崇尚礼节。江阴李氏“世守耕读二百余载，藉祖诒谷……拨田赡族”。宜兴许士荣“家世耕读，居家俭约，然好周人之急。道光癸未涝甚，族中往往不举火，士荣贷钱八万以赡之”。

无锡地区流传的“一担两尚书”“一榜九进士”等传说，反映苏南地区人们重视耕读进入上流社会的现象：

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天，无锡东乡的张泾街上来了一对年轻夫妻。两人都衣衫褴褛，满身泥污。那个男子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的淘箩里各坐一个年幼的男孩。有好事者上前一问，原来他们来自长安乡的上舍村，家里很穷。这一年，长安乡又闹饥荒，夫妻俩走投无路，就逃荒到泾皋里来。两个儿子还都很小，就把他们装在淘箩里挑着带出来，因为天气热，还在两只淘箩上盖了两只笠帽。不少人向他们投以好奇同情的目光，有人问淘箩里装的是什么？那父亲便答道：“两个射尿坯”（张泾一带的百姓把尚未读书的孩子叫射尿坯，“尿”无锡话读作“书”）。有位白胡须老头听了，连连说：“好好，一担两尚书。”这位老者善良幽默，把土话“射尿”变成谐音“尚书”。尚书是不小的官，不想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事实。原来这两个男孩一个就是顾宪成，另一个是他的弟弟顾允成。

“一榜九进士”也流传于无锡地区：

无锡孔庙大门东西侧各树有一座下马碑，石碑上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字句，另有一牌坊次间横梁上，东面一匾写着“六科三解元”，西面一匾写着“一榜九进士”。说的是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下，无锡地区人才辈出，在六次府考中无锡有三个人考中解元（第一名），特别是在乾隆年间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中.竟一榜考上了九个进士。

由此观之，苏南的耕读文化使一般民众安于求田问舍、读书教子，过着平静的田园生活，远离了残忍的官场诈斗、政治陷害、皇权争夺等残忍之事，其精神方面的幸福指数显然远高于苏北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