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男耕女织-江苏风俗史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机纱输入中国后，苏北农家开始以之织土布，机制纱很快成为苏北地区进口的大宗商品。1902年，镇江进口的印度棉纱价值450万海关两，占该口进口货物总值的30%。费维恺指出，在清末最后40年中，棉纱的成功进口对中国的手工棉纺织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间接地成为棉布进口的主要障碍。苏北各县的实际情形也证实了镇江海关的报告。在清前中期，屡经倡导而始终无人问津的家庭手织业，到了清末在淮安府很快兴盛起来。

清末，阜宁因工业资本家张謇等在这里创办了一批盐垦公司，“罗致通海佃农，经营棉田产额颇钜”。民国初年，铜山县年产棉花160万斤，价值16万银圆；萧县年产棉花79000担，价值96万银圆。淮阴渔沟，“讲求桑棉者甚夥”；五市，“兼之种桑植棉”。1920成立的淮北劝棉场，“鸠工购械，竭力经营，适年荒歉，不惜重资向通泰各埠购办美种，救弊补偏，不取分文，对于植棉新法，有选种、下种、施肥、中耕、防治、收花各宗手续，约采访金陵东南大学科[学]经验较深、学术素著之植棉家言，编为简章，期于改良普及”。为苏北地区推广植棉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1924年，江苏省立麦作试验场在徐州地区推广美棉，经3年试验，培育出新棉品种“甲99号”，可纺42支细纱。1924—1933年，该场在铜山推广美棉2985.8亩、砀山1417.8亩、萧县868.5亩、丰县1467.5亩、沛县127亩、宿迁336.5亩、睢宁182亩。1934—1936年，植棉户从1346家增至23184家，美棉种植面积从6147亩增加到111207亩。与粮食作物相比，种植棉花的风险较大。为此，江苏省农民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36年为徐州地区的棉农贷款222412元。1937年苏北棉田面积达1788684亩，年产额达309747担。1935—1937年，整个苏北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处于快速的增长之中。只是到了1938年，由于战争，尤其是花园口黄河决口给苏北棉花种植和生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日本华北联络部的调查，到20世纪30年代，苏北地区以阜宁为中心的旧黄河、射阳河一带、西部陇海铁路沿线一带及中南部旧黄河流域等地区均成了重要的棉花产地。这些区域包括苏北东南部的阜宁、淮阴、淮安、涟水，西部的丰县、铜山、萧县、沛县、砀山等地。该报告指出：“若不是宿迁、泗阳、邳县的栽培面积较小，苏北将成为棉花的主产地。”

自机纱输入中国后，苏北农家开始以之织土布，机制纱很快成为苏北地区进口的大宗商品。1891年，据苏北进出口商品的主要商埠镇江海关的观察，“洋货入内地之价值，比去年绌十九万二千余两。原洋布减销十五万五千余匹，而印度棉纱……均与进口同一畅旺”。次年，棉纱进一步热销。海关税务司认为：“本口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独本口北方各境尤觉棉纱销场兴旺。去年此货进口仅二万七千担，今年进口有八万五千担，比去年计多三倍。窃恐通商各口未必有多至三倍者。第以棉纱由本口转运各处而论，计运至徐州五万二千担……可见新旧黄河腹内各府州县，系购纱自织明矣。”当时徐州有运河通往淮安府，运往徐州的棉纱可方便地转运到淮安各属县；后陇海铁路东段建成，徐州与海州的交通也极为便捷。1902年，镇江进口的印度棉纱价值450万海关两，占该口进口货物总值的30%。这些棉纱“大都运往江苏省之徐州府、山东省之济宁州、河南省之陈州府，当为此三处销行为最。内地民人以之织布，较之外国用此纱织成之洋布，尤为合用”。次年，据镇江海关观察，在此前的10年中，印纱进口“历年递增”，“只就本年较之前十年之时，已增至四倍之多”。1905年“中国自纺之纱，颇有销路，印度纱销场较滞”。此后，国产机纱大量取代洋纱，但棉纱市场仍在扩大。与棉纱的销路相反，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除极少数年份外，洋布在苏北的销路与年递减。镇江海关报告认为：“推原其故，系因外洋布价昂贵，内地乡民均皆自行织布。惟织布自盛，用纱必多，本口棉纱短缺，悉由汉口运来。”20世纪20年代以后，镇江进口的洋布已寥寥无几。

应该说，镇江海关的报告极其准确。费维恺指出，在清末最后40年中，棉纱的成功进口对中国的手工棉纺织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间接地成为棉布进口的主要障碍。

苏北各县的实际情形也证实了镇江海关的报告。阜宁县在有关人士的推动下，在清末开始纺纱织布，民国时期，私人方面除以土机织站纱外，还用织袜机织造纱线毛冷等物品。光绪年间，阜宁县城顾鼎之与丹徒人田登科创开原纺织局，“本少而费多，又布色暗淡，销路不广，数年收歇”。徐小尖、徐淦成也于光绪年间设织布厂，不到一年闭歇，“其受病同于本城顾局也”。1928年，戴鸣创设毛巾织造厂，“出品甚牢，而色白不及江南，故销路不旺，未几收歇”。这些织布厂的倒闭，不是织布业的衰落，而是工厂培育了大量的织布工人，使之成为遍布乡村的手织者，从而对织布厂形成强大的竞争，最终挤垮了织布厂。

在清前中期，屡经倡导而始终无人问津的家庭手织业，到了清末在淮安府很快兴盛起来。光绪年间，淮扬道沈瑜庆在清江北圩外太平庄购民田180余亩，设立江北蚕桑试验场，后改成织布厂。1913年成立的淮阴省立第四工场中，所织布匹有丝棉布、呢彩、丝花布、丝条布、蓝白格被面、线毯、桌毯。“自工场成立以来，毕业工徒，挟一艺之长，转相授受，实业之流传推广，效果为不细矣。”淮扬公立贫民工厂，“议定规则，以纺纱织布为正业”。1920年，淮阴马玉仁、王宝槐等人，“有见于舶来棉织品价额步涨，内地土产品窳败不良……为挽回地方利权计，慨出钜资，凑合基本金银洋以万数。窃念振兴实业为江北之首图，提创棉品尤为农工商三界中之要着”。

在淮阴王家营，“初，镇民拙于工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候补知县邓贤辅，为南洋广机利公司于王营，始大募齐鲁流民，教之纺织。经画未久，所业衰歇，然艺事有成者，多克自树立。于是王营始有机房，其始犹三数家，光复以后，厂乃逾百”。这些家庭织布“厂”实为真正的家庭手织户，据载：“王营产布最多，设厂者皆齐鲁人，有小布、长头、丝光格、条子诸种。”据1928年统计，该镇东街有机房40户，南街41户，西街28户，北街2户。毛巾业也在淮阴兴盛起来，据载：毛巾“清[江]各工厂皆产之。洋袜，以机织成，近年开厂者亦多”。民国初期，淮阴徐家湖，“城厢内外，居民近数年多纺纱织布，置机器代缝纫，以头绳组织各物件”。

南洋广机利公司“虽阅时不久而败”，“然今机房一百十余家，邓氏实充成之。故今之过王营者必闻机杼之声；言王营特产者，必推土布”。

安东县（民国后改称涟水）直到近代以来才“稍稍知兴棉利”。由于棉花的种植，“女工取以织作，精良逊南布，顾坚重可历久”。泗阳，“植棉饲蚕风气潮开，此农业之进步也。……民国以来，地方商人竭力提倡，凡油、酒、烟草、布匹诸业，次第振兴”。

徐州府睢宁县，洋纱的涌入，使这个地区的织布业很快兴起，19世纪90年代初，“朅来洋纱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乐，户户织锦[棉] ，轧轧机声，谓每尺布可省钱十余文，诚无衣者之乐事也”。民国初年，睢宁年产土布38000匹，价值95000元。宿迁县，“布匹夙仰通州。今则遍树木棉，间习纺织矣”。铜山县，“城乡各纺织木机，每家三四张，或一二张，所在多有”。丰县，“土布为本地出，织户在昭勇、强毅二区”。萧县，“城内织布者尚有四五家，其布机三四张至七八张不等。乡间则多用旧机，能织之家甚多，然原料来自他处。织成售诸本地”。邳县年产白大布14万匹，价值22万元。到了20世纪30年代，铜山居民大都以手工业为生，普遍织布匹、毛巾、线球、洋袜。

清末，在海州灌云县，曾由盐商公捐资本数千元，办理利民织布工厂1所，招集艺徒数十人。民国初年，沭阳县年产土布5000匹，毛巾2000条，“均系家自为造，未具工厂形式，亦无牌号商标”。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东海县棉织厂达66家，资本总数达21000元，工人总数为336人，年产布匹48000匹，用纱18200包，织机210台，产品总值为120000元，100%满足当地需要。这些平均资本仅300来元、织工数5人、织机数为3台的棉织厂，实际上均是家庭工场，工人进出几无限制，事实上成为乡村手织者的培训场所。

到20世纪30年代，淮阴、徐州已成为与苏南一些地区并列的土布产区。据调查，“自纱厂在通商口岸设立后，农民纷纷采用洋纱，而农村织布业遂亦有变迁。……即淮阴、涟水、宿迁方面，亦以运河之交通得采办沪锡棉纱，机织土布……其余泗阳、睢宁、萧县、邳县、砀山等处其有织布副业之存在，皆仰赖徐州为纱布进出之门户”。

在现代工业的促动与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苏北地区的农家经济终于演变成了新男耕女织型经济。尽管棉纱绝大部分靠市场供应，但织出的布匹却以自用为主，农民从向市场购买布匹转变为向市场购买棉纱。据对近代早期的棉纱、棉布购销情形分析：“徐州等处棉纱贸易之畅，洋布贸易之减焉。”尽管苏北铜山等县也有土布输出，但这里农家所织的土布大部分是为自给而非为市场生产。镇江海关报告中称：“惟未闻此等自织布匹运至本口求售。”从事这种经济的许多农民既未能离土，也没有离村。

六新男耕女织-江苏风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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