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水稻消失，江苏风俗史，水稻产量大幅下降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也认为：“苏北的清江浦和淮安是大片水稻区的极限。”在对淮海各县农产品的调查中，涟水、赣榆两县根本不产稻。据实业部1932年调查，作为唐代以前的鱼米之乡，苏北淮阴、宿迁、沭阳、铜山、砀山、沛县、泗阳、睢宁、萧县、丰县、邳县、涟水12县的稻产总量仅为7100石，相当于苏南江阴一县产量的0.15%。以总人口2000万计，江苏平均约25人饲养一头水牛。

中国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也是个治水大国，但明清以后，中央政府的治水却很少为苏北的农业生产服务，充其量，苏北农业是治水者顺带考虑的边缘性事务。

明、清乃至民国时代，中外学者公认淮河为水田和旱田的天然分界线。昔日鱼米之乡的淮北成了黍、麦的低产地。胡焕庸指出：“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一部地理学著作开宗明义地指出：“淮北是杂粮分布地，江南北是米的分布地。”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也认为：“苏北的清江浦和淮安是大片水稻区的极限。”

据日本有关机构在1943年的调查，凡在淮河以南的江苏江北各县，均出产稻谷，而处于淮河以北的县份（如淮阴）则无稻米出产。

考各地方志，明清以来，苏北地区要么根本无稻，要么仅有极少量种植。徐州府，“谷宜麦菽、麻，其黍稷八谷，繁殖如他郡，惟稻种最罕”。直到民国前期，稻田因“铜山水利未兴，不能播种”。沛县“少稻”，注曰：“旱田不宜于稻，洼区间有种者。……或古昔独盛欤？”沛县等与山东接壤的微山湖沿岸，“土性宜稻，惟夏秋水潦，泛溢可虞”。因此，种稻之事，只能流于纸面，“若仿江南办法，先筑圩堤，试办种稻，则足以护水而收成效”。睢宁，“壤土瘠薄，非有膏腴薮泽之饶。夏麦秋禾，亩无沟遂，不宜稻产。近虽物植繁多，而贱质凡材，莫疗贫困”。睢宁仅有的稻，“旱产，百无一二”。宿迁县，“土宜麦、宜秫、宜豆，下隰之稻，百不及一。黍稷胡麻，亦时树焉。农人以甘薯为旨蓄”。淮阴有“香稻庄”，“乃实无稻可言，盖邑之名产，昔有而今无者”。

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道总督靳辅疏言：“江南淮北各州县漕粮，例征红米。今自黄流泛滥之后，原产红米之区，有田土被淹难耕者，有被沙淤而民改种白稻者，则应征漕粮，亦当各随土产之便。伏乞敕部将江南省漕粮例征红米之各州县，嗣后不必拘定米色，红白兼收，永为定例。”下部议行。

次年，靳辅再奏：“江南宿迁、沭阳、赣榆三县漕粮，旧征粳米。近年为黄河漫溢，田地皆成沙土，止产粟米。请嗣后漕粮、改征粟米，以从民便。”获得批准。

乾隆二年（1737年），户部议准两江总督庆复疏称：“江南海州、赣榆县二属，滨海之区，土性不宜米谷，情形实难办运。请将漕米改征折色。”获得批准。

民国前期，《申报》的报道中指出：“淮北出产，米最少，以麦、豆、高粱、玉蜀黍为多。”在对淮海各县农产品的调查中，涟水、赣榆两县根本不产稻。淮阴县的一部方志称该县产稻，但特别注明：“秋季老子山有籼稻，称南河米，他处无之。”这里更多的是种植小麦，“大河南北种者什七，为民食大宗，秸可葺屋”。这里“因无蓄水之法，收成难必，往往稻种及豆种，同时播地，庶几将来得一为佳，此亦他处所罕闻者。盖此地名为稻田，其实希望旱年多收豆麦，以豆麦可靠，稻不可靠也”。

据实业部1932年调查，作为唐代以前的鱼米之乡，苏北淮阴、宿迁、沭阳、铜山、砀山、沛县、泗阳、睢宁、萧县、丰县、邳县、涟水12县的稻产总量仅为7100石，相当于苏南江阴一县产量的0.15%。而这一年是苏北的丰年。

1935年举行的江苏区乡镇长训练时，在江南大多吃糯性极好的大米，在镇江只能吃到粗米，而到江北却没米吃了。至于一般居民，条件显然无法与乡镇长们相比，“在江北能够吃米的人家，根本很少，而且就是有的，往往都备着请客时才用，平常的食粮就是玉蜀黍，山芋，干黑的面包（饼），有的穷苦人家，还吃粗糠同面拌食，为的是可以减少消费的关系”。据同时代的人调查，“在江北，一般的生活水平比江南要低得多，就是繁荣著称的靖江而论，要买一磅干饼，固然非常困难；甚至要买上白的饭米，都非奔到临江的江阴不可”。一位外国学者写道：“中国北部地区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每年吃不上一两顿米饭。在南部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米饭基本上每顿都能吃到。”

在苏北地区农家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苏北农家的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衰落。仅就耕牛一项，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明清以来的苏北地区都显得非常贫困。每逢荒岁，耕牛无疑是百姓苟延自身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乾隆七年（1742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淮北各属，连年荒歉，十室九空，牛损七八。”这个地区的一首歌谣称，灾荒到来时，农民们“杀牛食其肉，牛尽人亦逃”。道光年间的一首歌谣中写道：“卖耕牛，耕牛鸣何哀。原头草尽不得食，牵牛蹢躅屠门来。牛不能言但呜咽，屠人磨刀向牛说：有田可耕汝当活，农夫死尽汝命绝。旁观老子方幅巾，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

频繁的灾荒，使得耕牛已成淮北农家的珍罕之物。泗州地区，“当种稻之际，不惟无所得种，亦且无以为耕，其有耕牛一二犋者，辄称有力，而耕牛卖矣。或无耕牛则卖及田屋与妻儿矣”。1876年冬，盐运使海州分司于宝之禀称：“以江北本年亢旱歉收，所蓄耕牛势将私卖屠宰，来年必误春耕。”于宝之奉淮扬道台札，要求海州分司设局收养耕牛，但其最低费用需钱五六万串，而海分司仅能筹集1万串。大部分耕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1936年前后，在沿京沪路一带，苏南各县每年购宰耕牛不下20万头。以丹阳、镇江、江宁等处为较大的集中市场。大量宰杀耕牛，“于农业上更受莫大影响”。而农民亦因灾荒频仍，“无由图存，故不得不忍痛一时，将其赖以种植之耕牛，于冬季农闲而钱紧之时贬售得值，以免于饥寒。复于来春农忙之时，高价购回，一转移之间，在市场之价格比较，竟有超出百分之六十以上。诚不啻变像[相]之重利盘剥也”。

据调查，1934年，江苏49个县中，共有水牛830000头；1935年降为799000头。以总人口2000万计，江苏平均约25人饲养一头水牛。民国前期的海沭地区，中等人家，往往四五家共享1头牛，十数家合用1辆大车，三四家合用1柄犂。至于贫苦农户，连共享的车、牛都没有，“惟有以自己血汗先助人家工作以后借用”。淮阴地区，“河北当匪炽之时，不掳人而掳牛，取其俵分较易，又无央人说项之烦”。

在清末，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牛耕较为普遍。有位外国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稻田的耕种由灰色的水牛来承担，水牛遍及整个东南亚和印度南部地区。尽管从灌渠向田中提水通常由农民通过踏车来进行，但水牛也被用于从事这项劳动。”没有耕牛的农家显然很难承担稻田的繁重劳动。

一水之隔的淮河以南，水稻种植情况亦与淮河以北大不一样，在淮河以北已很少见到水稻的情况下，水稻是淮河以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晚清时期，“淮扬下河为高、宝、江、甘、兴、泰、东台、山阳、盐、阜十州县之地，厥土涂泥，其谷宜稻，灌溉之源在于运河，运河又上承洪泽湖之水，递相轮灌，水腴而土沃，亩收数钟。秋稔所获，民食既饶，且可粜济邻省。其东为泰属各盐场，牢盆所产，济五省之淡食，运源所注，支分络系，商贩如纤，百货萃焉。丁漕盐课，商税之赢甲于江北”。民国中期，据对淮安、宝应、高邮、江都4县10个典型区的调查，淮安县岔河区小麦、水稻两项占作物亩数的71.2%。宝应县渔沟区，小麦、水稻和大豆两项占98.6%，射阳区水稻占夏季作物的90.8%，仁和区的小麦、大豆、绿豆和水稻四项占作物亩数的87.2%。高邮县一沟区，冬作物中几全为小麦，夏季作物则几全为稻，两项占作物面积的98.9%；茭塘桥区，小麦、水稻两项占作物亩数70.2%。江都县邵伯区、李典区，夏季作物基本上全部为稻。

明清以后，以区域言，江南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更为合理。苏北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则普遍恶化，以至于无法维持农家极为喜好的高产的稻米种植。

苏北水稻消失，江苏风俗史，水稻产量大幅下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