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工业化导致土布业衰落，迈向工业主业化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工业化兴起后，江南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学者们多认为，江南土布业的衰落是廉价的工业品竞争的结果，工业品市场越来越大，土布市场越来越萎缩。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许多地区原来织土布的妇女大量进厂做工。大工业提供了比织土布更高的收入，使原来织土布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江南许多地区逐步从“副业主业化”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无锡荣巷，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为225人，而从事农业的人口

工业化兴起后，江南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学者们多认为，江南土布业的衰落是廉价的工业品竞争的结果，工业品市场越来越大，土布市场越来越萎缩。

包世臣写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此类记述在各类文献中俯拾即是。其实，上述看法极具表面性。江南许多地区手织业的衰落，并非洋布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使就市场竞争而言，洋布对土布的竞争也远没有土布对土布的竞争激烈。在我们随机选择的4个年份中，1875年、1905年、1919年和1931年，土布（以平方码计）在国内棉布市场上的比重分别为78.1%、78.7%、65.5%和61.6%。也就是说，直到1931年，国内的棉布市场大部分仍是土布的天下。况且，大量农村居民穿的自织土布是不通过市场交易的。因此，中国人所穿的布，机织布只占很小的份额。

1932—1935年尽管中国境内所有纺织厂生产的棉布从876441千码增加到了1249958千码（共增加了1.43倍），但同期洋布的进口却从420042千码下降到100931千码（下降了4.16倍），1936年的进口量仅为48019千码（下降了8.75倍）。据1933年海关报告：“比岁以还，进口棉货，每况愈下。查四年以前，所有进口棉货总值，（棉纱在内棉花除外）尚居各项进口洋货之首席；迨及民国二十年，则退居第二；洎乎上年则降为第三；本年则一跌而为第六矣。”

就江苏本省的布匹市场而言，甚至自清末起就是土、洋布在相互竞争，而非仅仅是洋布排挤土布。据镇江海关对光绪十八年（1892年）布匹市场的观察：“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近数年间进口各布匹年少一年矣……若绒布，递年亏绌，并无他项进口货为之酌盈剂虚。由来土布盛行，盖缘其质粗厚，堪与绒布相颉颃，便于服用。”

尤为重要的是，洋布和土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着不同的消费人群。费维恺认为“国内机织布和进口货并不是手织布完美的替代品”。原来江南土布的消费者、包卖商、商帮，主要不是被洋布所夺，而恰恰是被其他地区的土布所夺。在江南土布衰落的同时，不仅其他地区的土布有的从无到有，有的在数量上以数倍甚至数百倍的速率增加，而且不少地区的土布通过不断改良，在质量上已远远超过江南的土布。苏南土布业急剧衰落之时，江北的通州、海门等地区均崛起为中国新的土布中心。

实际上，江南土布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而非洋布竞争的结果。20世纪以后，江南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许多地区原来织土布的妇女大量进厂做工。时人指出：“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

大工业提供了比织土布更高的收入，使原来织土布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江南许多地区逐步从“副业主业化”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这一变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上海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苏南农村地区的大量劳动力。

上海附近的农村人口改变职业成为工业工人的现象非常突出。在上海纱厂中的工人，苏南乡民极多，“因有亲戚邻里，在沪上做生意得其援引而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无锡，“迩岁强壮农民，颇多抛离乡村，群趋城市或上海，舍农就工”。据对无锡荣巷、开原两乡外出做工人口的调查，其中82.5%的人前往上海，上海公共租界中，1900年，江苏人口为141855人，1930年增加到500576人。以无锡人为例，在上海的人口中，做职工、店员的占75%以上。

上海近郊也是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据调查，“工厂为年轻人，尤其为女孩子，提供了各种挣钱的机遇，这是回到乡村中所不可能有的事。所以各家都被吸引到城里来”。那些较富裕的家庭，更是离开乡村搬进城市居住，当时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工厂男工们，很少住在村中，因为他们搬出去居住，以靠近工作场所。他们留下父母在家看门种田。”

据1929年对上海附近农家工资收入者的调查，每户农家的平均人口为5.1人，工资收入者的平均人数为2.2人。一般说来，一个五口之家的主劳力通常为2人，每户从工业获得的收入646.86元。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农家的主劳力大部分变成了城市工资收入者。

其次，各地工商业相继得到发展，在当地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苏南其他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样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迁移。据对无锡荣巷、开原两乡外出做工人口的调查，其中10.0%前往无锡。在无锡堰桥乡，农村人口在1949年以前一直大量向城市移动，农民在工厂做工的数量向来巨大。由于纺织业发展较快、容纳的劳动力较多，加上许多工业劳动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小，妇女离村进厂越来越普遍，宜兴地区的妇女，“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在常熟，1919年以前，仅织布厂即有31家，需要女工4320人。

缫丝业在近代苏南地区的勃兴，也吸纳了大量的织布女工。近代以前，蚕丝业主要集中在浙江湖州、嘉兴地区，苏南除吴江的震泽、盛泽、吴县太湖东山等地外，绝大部分地区的蚕丝业并不发达。乾隆年间编纂的《江南通志》云：“丝皆外省出。”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蚕丝业在以无锡为中心的地区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无锡开化乡，丝茧业始于清初，“在清中叶不过十居一二，洎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1932年，无锡有缫丝厂50家，共吸纳成年女工36350人；现代纺织工厂共118家，吸纳工人64785人，其中成年女工47826人。据统计，1933年无锡市的总人口仅为171256人。丝厂对无锡市女性职业的改变于此可见一斑。

另据调查，1931年，无锡相对闭塞的礼社地区，“他往”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1%，“他往农民之职业以纺纱、缫丝及机织工人为最多”。1949年以前，仅无锡东部甘露、荡口等地迁入苏州等地做工经商的人数达3085人，相当于在乡人口的20.85%。据满铁的调查，无锡小丁巷80户农家，依赖工商业为生的有44户（不包括小贩在内）。无锡荣巷，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为225人，而从事农业的人口仅为191人。

据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最近20年附近城市缫丝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城市的工业吸走了农村的劳动力”。

1933年，仅上海、南京、无锡三地就有现代工厂4487家，吸纳的工人数为319565人。1932年，江苏总人口中，全省从事工业的女性人口占女性总数的12.76%，男子为8.66%。全省从事工业的女性人口达200余万人，考虑到务工的女子绝大部分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南女子从事工业的比重至少比全省平均数要高2倍。据满铁调查部对无锡荣巷、开原的调查，两乡16—25岁之间的在家青年分别为4人和19人，分别仅占人口总数的3.5%和12.2%。

当手织业与现代工业所使用的劳动力资源具有竞争性，而现代工业又为劳动力提供了较高的价格之时，劳动力资源显然会从手织业流向现代工业，手织业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据农村一老年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

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

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在工厂影响以前……假如他们是粗壮的，就在田里干活；否则，便纺纱织布”。顺理成章的是，来自工业的收入成了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据对上海杨树浦纱厂工人的调查，有一个家庭，有田4亩，全家每年从土地获得的收入仅有12元，家中稳定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媳妇在厂中工作”。另一个家庭有田18亩，每年从土地获得收入54元，但家主“轻视农业”，家中主要经济来源靠家主的妻、妹在厂工作；还有一个家庭有田4亩，每年从土地获得收入12元，该家庭仅家主一人在电力公司的月薪即为36元，“工业方面稳定的工作，与固定且可靠的工资，更具吸引力，而农业方面，气候难料，棉粮市场皆难捉摸”。太仓县利泰乡，由于设立了利泰纱厂，有些家庭经济很快转向以工业为主。

家庭、婚姻关系和女性地位等，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织布主业化的时代，织布能手总是一般家庭乐于求亲的对象。而在工业主业化的时代，能工作的妇女更显著地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吴江在厂中工作的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责骂忘记为其送伞的丈夫；有位犯了过去被视为万恶之首——“淫乱”过错的妇女，其夫家也因其可以到村中丝厂务工，而“待她与从前一样”。

另外，养殖等副业收入的增加，同样对手织人口构成了竞争，吸引了许多劳动力的转向。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无锡荣巷、开原的调查，农蚕兼营的农户占67.50%，养蚕专业户占15.00%，农业专业户占11.25%。据1950年对武进县茶山、政成两乡的调查，茶山乡1486户农民中，兼营副业的达688户，兼营手工业的798户；政成乡599户中，兼营副业的295户，兼营手工业的304户。

工业和其他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苏南地区劳动力价格的猛涨。由于“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而一些新兴的土布区农家的收入，无法与之相比。苏南土布业的衰落，并不表明农家收入的减少，更不能证明农家经济的破产。恰恰相反，这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农民从离土到离村的质的变化。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尽管苏南地区的家庭手织业衰落了，但农村商品市场并没有普遍让位于工厂产品的迹象，反而使农业与手织业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

衣物是城市工人家庭第二大消费项目，为了让城市亲属及自己减少或省去这笔开支，直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50年代，织布仍然是苏南地区老弱幼孺等家庭留守人员最常见的手工业。与种田者一样，织布者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改变。据研究，“在资本主义进步，都市和大工业和大农业把农村精壮人口吸收而去以后，农村，特别小农的小土地上，只存着妇女老弱”，只有她们还在织布。在无锡地区，“在织布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被迫改营其他副业，当时做花边的收入超过织布收入一倍以上，农村年轻目力好的妇女，都转做花边（这是1918—1925年间事）”。

进入近代，“沪上衣服之诡异，以妇女为尤甚，一领之需，一缘之饰，费且至于十余金”。一般家庭对土布的消费偏爱及出于家庭生计考虑是家庭手织业继续存在的基础，也是苏南土布由商品型转向自给型生产的主因。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据对江阴县的不完全统计，该县农家拥有铁木织机15000台，手拉织机18000台，小土布机7万台。据对镇江的调查，这里农家所种植的棉花，“如做棉衣、翻棉被、纺纱做线和织土布等，纯粹为了出卖而种植的很少；大部分自己用不了而出卖一部分的”。

工业化兴起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以农为本，苏南不少地区却率先过渡到了副业（织布）主业化的阶段。现代工业兴起后，许多地区又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的时代，充分体现了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前导性。大工业的发展，把原来从事手织业的生力军大量吸引到工厂中，使乡村手织者的数量大为下降，素质明显退步。因此，苏南手织业的衰落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农村主劳力向工业的转移，使农家经济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

这种通过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提高妇女的地位，扩大人的交往范围，提高人的社会价值所改变的风俗，是最淳厚的风俗，绝非被污名化的“奢靡之风”或“洋场风尚”。

江苏工业化导致土布业衰落，迈向工业主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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