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丽生:《淮河流域的水利事业:从公共工程看民初社会变迁之个案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年版。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江苏省农业调查录》,华通印书馆1924年版。......
2023-07-31
苏轼《金山梦中作》称:“江东贾客木绵裘,会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从这首诗可以推论出,北宋时,江南地区有着大量的木棉布贸易。苏轼晚年被贬到儋州,对儋地的棉花有更多的认知,《和陶劝农六首》源于他认为儋民“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另一首诗称:“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苏辙诗:“午鸡鸣屋呼不起,欠伸吉贝重衾里。”陆游也有诗称:“细衲兜罗袜,奇温吉贝裘。”
南宋早期周去非的地理著作对棉花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并对中国史籍中的讹错进行考辨。他写道:“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数,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这一记载显然是非常准确的。他指出,《唐书》中所说的“古贝”即棉花,并指出棉花有草本和木本两种。当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幅极阔,不成端匹,联二幅可为卧单,名曰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以为幕者,名曰黎饰。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长者,黎人用以缭腰。南诏所织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氎,王妻服朝霞;芦史所谓白氎吉贝、朝霞吉贝是也”。
宋以前,江南地区从闽广引进了木棉,“闽广多种木绵,纺织为布,名曰吉贝”。如松江地区,“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影响棉花在江南地区普及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纺织工具的落后。从明朝人辑录的农书中,可知南方一些纺织器械多是北方的纺丝工具。如“络车,方言。曰河济之间络谓之给。……此北方络丝车也。南人但习掉籆取丝,不若络车安且速也”。“纬车,方言。曰赵魏之间谓之历鹿车,东齐海岱之间谓之道执。”松江地区“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这些丝纺织工具显然不适用于棉纺织。元初,黄道婆改进了纺织工具,使江南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急剧发展起来,黄道婆“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松江与苏州本来同属会稽、吴郡、浙西、江苏等行政区。松江的植棉习俗很快传入苏州地区。史载:“木棉布,诸县皆有,而嘉定、常熟为盛。”陈三恪《海虞别乘》:“吾邑海乡之种木棉,实始于元,其种由松江传来。”明初规定,百姓有田五至十亩,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明初武进人龚穆《木棉诗》称:“车声未绝催上机,知作谁人身上衣。大儿来觅襦,小儿来觅袴。半缕偿私债,半缕输官府。”
无锡地区,“邑中女红最勤纺织,故不种棉,而出布特盛(《识小录》:俗以无锡为布马头)其出东亭者尤缜密,胜于他处”。江北如皋旧俗不谙纺织,布匹购自江南。天启元年知县李衷纯“特劝种木棉,制机杼之具,布之四门,教之织纴而免其践更”。苏北地区,在明初也曾植棉,邳州地区“木棉,结实吐绵。布,本棉纺以笃布,曰平机”。
总的说来,在元以后,棉花在苏南地区有了较为普遍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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