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范仲淹与江南文教的传承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义兴蒋氏一门精于史学、文论、典章、掌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江南文教的代表人物为范仲淹。范仲淹的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成为北宋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官场效仿的对象。宋宝元初，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守润州，开始建学，请赐以闲田，传授经传诸子等书，聘江南处士李泰伯讲学，教养润州子弟。

在唐代，白居易、韦应物、刘禹锡均担任过苏州刺史，为吴地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白居易，“自杭徙苏，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徧，五年风月咏将残’”。史称：“姑苏自刘、白、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乾符间，虽大盗蜂起，而武肃钱王以破黄巢，诛董昌，尽有浙东西。五代分裂，诸藩据数州自王，独钱氏常顺事中国。本朝既受命，尽籍土地府库，帅其属朝京师，遂去其国。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承平时，太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

苏南的经学、史学、艺术均有显著成就，苏州吴郡人归崇敬所论五经之学，非一般儒生所能及。归崇敬少年时代勤于学业，以经业擢第，授四门助教。天宝（742—755年）末，对策高第，授左拾遗，改秘书郎、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兼史馆修撰，又加集贤殿校理。曾授国子监司业，兼集贤学士，与其他儒官同修《通志》。后任检校户部尚书，迁工部尚书，以兵部尚书致仕。著有文集20卷。

义兴蒋氏一门精于史学、文论、典章、掌故。蒋氏史学发轫于蒋环，为开元（713—741年）中宏文学士。其子蒋将明为集贤殿学士。但成就最著者为蒋将明子蒋乂。蒋将明曾因集贤殿图籍淆舛，奏请乃子蒋乂帮助整理，数年间，使蒋乂得阅珍本书2万卷。贞元十八年（802年），将乂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唐德宗尝登凌烟阁，见左壁颓剥，题文残缺，每行仅有数字，命记录下来去问宰相。但却无人知晓；命人召来蒋乂，蒋乂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在德宗面前当场背出，以补缺字，没有一处差错。元和二年（807年），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受诏删定制敕，制成30卷，为《开元格后敕》。所著《大唐宰辅录》70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40卷。

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狂草为“三绝”。充分说明在唐代，草书艺术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张旭，字伯高，苏州吴人。史称：“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张旭自称：“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法，“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书法家崔邈、颜真卿曾得张旭真传。

李白在《猛虎行》赞张旭：“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杜甫诗：“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对张旭比较了解的韩愈评价：“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会，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唐代元稹、白居易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白居易贬江州司马，元稹移通州司马。二人来往赠答，所作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自宋以后，“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所谓尚礼淳厖，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欤？……南渡以后，实为左翊右扶郡，道德仁义，沉浸醲郁，风流笃厚，迥异前闻。岁时游党，号称繁富，而乡敛燕髦彛典间举，所谓和而节之以礼者哉”。

南京在宋建炎后，多开封、洛阳有能力远迁的巨族仕家。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有人认为南京有浙地的繁华，而不失淮地的淳朴。《溧水州志》载：“州有山林川泽之饶……虽无千金之家，亦罕冻馁之民。信巫鬼，重淫祀，畏法奉公，各守其分，安业重迁，尤好文学。承平时儒风蔼然，为五邑冠。”溧阳州：“州介江淛之间，其君子笃厚，恭谨恬静，自得艺文儒术，蔼然相尚。……名儒胜士避地来寓溧土，往往乐其风土而定居焉。王端朝曰：是邑有李太白之英风，故其人多秀而文；有伍子胥之故迹。故其俗多义而勇。”

江南文教的代表人物为范仲淹。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代新儒学，又称道学或理学。范仲淹的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已成为北宋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官场效仿的对象。范仲淹等士大夫的言行影响深远，改变了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由于范仲淹个性独特与才干过人，也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相对清明，范仲淹得以脱颖而出，在地方或中央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位。甚至在他遭受贬谪的时候，朝廷也对他青眼有加。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词作只有5首，但在词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范仲淹的《渔家傲》咏边塞、《剔银灯》咏史、《定风波》咏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气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坛衰变的一个过程。然而，其《苏幕遮》借乡思写恋情，已经表现出向艳情题材的转移。《御街行》更是直接写男女恋情相思，题材已经回到“花间”的传统，预示着宋词创作繁荣期的到来。范仲淹以道德领袖人物的形象从事艳词创作的行为，悄悄地改变着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成为词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作家。

宋宝元初，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守润州，开始建学，请赐以闲田，传授经传诸子等书，聘江南处士李泰伯讲学，教养润州子弟。每五日一视学，有时给予饮食，“翕然兴于学，民相劝趋于善，邦人士深德之”。

江苏风俗史:范仲淹与江南文教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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