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北的经济、文化差距,自南宋开始形成。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造成苏北成为南宋的弃地,又是金的边地。双方在这一区域混战不断。苏南与苏北的风俗也产生了乾坤倒置式的变化。元至元十四年,升高邮为路总管府,领1录事司及高邮、兴化2县。常州路,至元十四年升为路。清代行政区划略有变化,但府县的设置无大变化。......
2023-07-31
隋唐时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
隋、唐均兴起于北方民族。由于各游牧民族向来不以儒家伦理为正统观念,各自有着自己的民族风俗。南朝世族与北方民族交往时,以儒家正宗自居,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又以反礼教相标榜,形成颓废的社会习尚。
杨坚取代北周静帝肇建隋朝,是为隋文帝,奉行汉儒的思想、价值观念、礼仪习俗。以儒学为正宗,儒、佛、道三教并用。
隋文帝即位当年,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在各地营建寺庙,修塑佛像,缮写佛经。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在大兴殿举行受戒仪式,成为“皇帝大檀越”“法轮王”。隋文帝既是皇帝,又是佛界领袖,政教集于一身。隋文帝还下令保护元始天尊像,在安徽老子的“出生地”树碑纪念,建造新祠。对学有专长的道士加以提拔,让他们发挥才干。第一部隋历即由道士张宾制订。
隋文帝在隋初大力巡察各地风俗。开皇元年(581年)二月,遣8位使者巡省风俗。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隋文帝再次遣使巡省风俗,寻求“治术”。下诏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仁寿元年(601年)六月,隋文帝遣16位使者巡省风俗。有时还“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
然而,隋统一全国,主要依恃鲜卑武川军事集团和关陇汉族豪强,开始阶段对江南士人则极为轻视,未能根据江南数百年发展之后的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急于将中央政权的政策法令施行于刚刚统一起来的各个地区,这些政策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关陇地区的政治历史情况制定的。全国统一后,西魏、北周官爵仍可庇荫后代,而江南人士却无缘参与隋朝大政,增加了江南豪族势力的离心倾向。
权臣苏威称:“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隋廷对江南士族的看法。
江南是隋统治者极为担忧的地区,也是其察风观俗的重点地区。甚至在隋立国的十来年里,反隋活动仍然非常激烈。史载:“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隋文帝曾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当时江南各地谣传隋廷准备徙百姓入关。饶州吴世华起兵,活吃了县令。“于是旧陈率土毕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
据佛教典籍记载:“开皇十一年(591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此事若非夸张,这大概是历史上北人对南人规模较大的屠杀了。由于江南崇信佛教,僧侣自然在打击之列,吴郡僧人释真观“名声昌盛,光扬江表”。隋军“谓其造檄,不问将诛,既被严系,无由申雪”。
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开国君主,隋文帝从南方的反抗运动中深刻认识到南北社会的巨大差异,承认江南社会的特点,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适当做出让步,允许南方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组织形式,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隋炀帝同样非常重视检察各地风俗。潘徽序《韵篡》云:“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大业元年(605年)正月,炀帝派遣8位使者巡省风俗,下诏曰:
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板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赒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大业元年三月,炀帝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宇文恺还为炀帝造观风行殿,“上容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在怀柔政策下,江南社会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存,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政策制度,例如与江南社会生产方式相去甚远的均田制等,看不到有在南方实施的迹象与证据。隋朝江南政策的转变,是隋朝对异质社会的宽容。
唐代君主对察风观俗的重视程度有甚于前代。贞观八年(634年)设观风俗使和黜陟使。正月二十九日,唐太宗诏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厘庶绩。外廷侯伯,司牧黎元。惟惧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风俗。时雍之化,率由兹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觌焉。”分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巡省天下。并发16道黜陟大使。
史家多认为,观风俗使“自贞观八年以后不置”。其实,唐中宗时仍大规模派出察风观俗使。他在《遣十使巡察风俗制》指出:“古者天子巡狩,省方观俗,而锡銮备驾,或以为烦。故分命輶轩,博彩谣颂,将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散皇明以烛幽,扬仁风以被物。实资令德,允属通才,惟怀永图,式鉴成宪。”从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20人,作为全国10个道的巡察,每两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俾其董正群吏,观抚兆人,议狱缓刑,扶危拯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置十道按察使。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改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开元四年罢,八年复置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开元二十年(732年)称为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742—756年)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再派黜陟使到各道,“观风俗,问疾苦”。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11人巡行天下。苏州人陆贽建议使者们以五术省风俗。五术为:“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
唐敬宗则通过举荐社会各方人士,以达到观俗检政的目的。他在《试制举人敕》称:“故唐虞而降,则考试观俗;汉魏之际,则诏策求贤。……乃前岁诏六官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于庶僚,高悬四科,博荐群彦。将访众政之阙,酌至论之中。”
唐代各地的官员、王侯皆有察风观俗的职责。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虽秋礼冬诗之化,已洽于齐人;而宣风观俗之规,实归于上宰。”高宗诫滕王李元婴:“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唐中后期,殷侑屡任观察使,出色地完成察风观俗的使命。史评:“以通经入仕,观风抚俗,所莅有声。”
南唐统治者继续重视社会风俗。唐元宗李璟《幸东都诏》:“王者观俗以赋政,考祥以省方,必将协于人和,而奉若天命。”宋真宗自称:“朕以观省风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诏正风俗,修纪纲。绍兴二年(1132年),臣僚上言:“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厚风俗”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劝农、理财。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月,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与士为文浮靡、吏苟且饰伪。
总之,隋至宋的统治者均重视察风观俗,以弥补政策之失。
据佛教典籍记载:“开皇十一年(591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此事若非夸张,这大概是历史上北人对南人规模较大的屠杀了。由于江南崇信佛教,僧侣自然在打击之列,吴郡僧人释真观“名声昌盛,光扬江表”。隋军“谓其造檄,不问将诛,既被严系,无由申雪”。
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开国君主,隋文帝从南方的反抗运动中深刻认识到南北社会的巨大差异,承认江南社会的特点,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适当做出让步,允许南方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组织形式,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隋炀帝同样非常重视检察各地风俗。潘徽序《韵篡》云:“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大业元年(605年)正月,炀帝派遣8位使者巡省风俗,下诏曰:
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板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赒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大业元年三月,炀帝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宇文恺还为炀帝造观风行殿,“上容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在怀柔政策下,江南社会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存,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政策制度,例如与江南社会生产方式相去甚远的均田制等,看不到有在南方实施的迹象与证据。隋朝江南政策的转变,是隋朝对异质社会的宽容。
唐代君主对察风观俗的重视程度有甚于前代。贞观八年(634年)设观风俗使和黜陟使。正月二十九日,唐太宗诏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厘庶绩。外廷侯伯,司牧黎元。惟惧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风俗。时雍之化,率由兹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觌焉。”分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巡省天下。并发16道黜陟大使。
史家多认为,观风俗使“自贞观八年以后不置”。其实,唐中宗时仍大规模派出察风观俗使。他在《遣十使巡察风俗制》指出:“古者天子巡狩,省方观俗,而锡銮备驾,或以为烦。故分命輶轩,博彩谣颂,将以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散皇明以烛幽,扬仁风以被物。实资令德,允属通才,惟怀永图,式鉴成宪。”从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20人,作为全国10个道的巡察,每两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俾其董正群吏,观抚兆人,议狱缓刑,扶危拯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置十道按察使。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改为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开元四年罢,八年复置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开元二十年(732年)称为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742—756年)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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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宗则通过举荐社会各方人士,以达到观俗检政的目的。他在《试制举人敕》称:“故唐虞而降,则考试观俗;汉魏之际,则诏策求贤。……乃前岁诏六官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于庶僚,高悬四科,博荐群彦。将访众政之阙,酌至论之中。”
唐代各地的官员、王侯皆有察风观俗的职责。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虽秋礼冬诗之化,已洽于齐人;而宣风观俗之规,实归于上宰。”高宗诫滕王李元婴:“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唐中后期,殷侑屡任观察使,出色地完成察风观俗的使命。史评:“以通经入仕,观风抚俗,所莅有声。”
南唐统治者继续重视社会风俗。唐元宗李璟《幸东都诏》:“王者观俗以赋政,考祥以省方,必将协于人和,而奉若天命。”宋真宗自称:“朕以观省风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诏正风俗,修纪纲。绍兴二年(1132年),臣僚上言:“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厚风俗”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劝农、理财。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月,下诏戒饬风俗,禁民奢侈与士为文浮靡、吏苟且饰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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