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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风俗史:江南士族崛起及文化影响

【摘要】:东晋时,北方南迁士族王、谢两族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但江南本地豪族顾、陆、朱、张也具备分享中枢权力的势力。陈寅恪指出,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因此,六朝时,江南豪族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江南尚武之风向尚文之风的转变是一致的。

东晋时,北方南迁士族王、谢两族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但江南本地豪族顾、陆、朱、张也具备分享中枢权力的势力。

《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世说新语》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御定渊鉴类函》:“郭、樊、阴、马,顾、陆、朱、张。”《浙江按察使陆君墓志铭》:“吴中以顾、陆、朱、张为四大姓,而陆氏人才尤盛,盖自汉、三国、六朝迄唐、宋,见于史传者,多至数百人。”后人《送友》:“吴阊自昔称繁盛,顾陆朱张夸大姓。连云甲第富笙歌,酒香花气交相映。”

王世贞评论道:“江左门高,故称王、谢,其次则顾、陆、朱、张。淮北则推崔、卢、李、郑。崔浩宗虽灭,而贵不衰。陇西之李居次,唐文皇以人主之势发愤,而望不盖江左,见并于隋。故王谢少减,琅琊之王,在太原上,而隋唐之际,太原渐贵,至宋益贵,是亦乘除之数也。虽然谢安得比王,王自琅琊、太原,为周灵王太子后。”屠隆写道:“先王之世,最重宗盟,则以敦睦展亲,义之所出也。……魏晋以来,益重门伐矣。崔、卢、王、谢、顾、陆、朱、张,其在江左,代号巨宗,门寒地贱者,即身都将相,朱紫赫煜,而退而不敢与齿,必也求之芝草醴泉之云,无乃固哉。”

张氏张翰,其父张俨,做过孙吴大鸿胪。张翰“有清才,善属文”,时人号为“江东步兵”。会稽贺循赴洛阳途经苏州阊门,于船中弹琴。张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钦悦”。于此可见张翰精通音乐。齐王司马冏辟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回归故里。著《首丘赋》,“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

晋泰始五年(吴建衡元年),陆逊族子陆凯在上吴主孙皓的疏中,公然指责:“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由此可见陆氏等在朝廷中的实力。

陈寅恪指出,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故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孙吴与西晋施政之道有类似之处。江东有文化的名家顾、陆、朱、张等姓和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的结合,便形成孙吴政权。

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多在首都建业从事政治活动,然而殖产兴利,进行经济的开发,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这一带区域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上层阶级的领袖王、谢诸家,之所以需要到会稽、临海之间来求田问舍,是因为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人势力强盛的地方,不可插入。故唯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转而东进,求经济之发展。

苏南本地士人也多有研读经书。除前述的顾野王、顾恺之等人外,像东汉皋弘,与桓荣俱习《欧阳尚书》;陆琏在梁天监四年(505年)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陆琏、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各主持一馆。陆庆,“少好学,徧通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

因此,六朝时,江南豪族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江南尚武之风向尚文之风的转变是一致的。

苏南本地士人也多有研读经书。除前述的顾野王、顾恺之等人外,像东汉皋弘,与桓荣俱习《欧阳尚书》;陆琏在梁天监四年(505年)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陆琏、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各主持一馆。陆庆,“少好学,徧通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

因此,六朝时,江南豪族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江南尚武之风向尚文之风的转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