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风度仪表,自汉末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标志。虽然放浪形骸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时尚,但是对于风流雅致的追求,始终是主题。魏晋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服食药品是寒食散。在魏晋士人的风尚中,除了服药,还有一种就是饮酒。《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服药之后会产生发热现象是魏晋时期流行宽大衣服的重要原因。......
2023-08-20
汉末,上流社会开始蔑视伦常,“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
汉末悖逆礼法的士风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为中国文人所长期艳羡。有人认为,魏晋风度包含以下内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崇尚黄老,服食成风;男女无碍,率性而为;归隐田园,放情山水;喜欢清谈,热衷辩论。
实际上,以清谈之士而论,往往因其门第血统,自美为“名士”,有实学干才者实属凤毛麟角。后世文人多牙慧其说,甚至有意效颦学步。
东晋名臣王恭给名士所下的定义为:“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颜之推写道:“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
葛洪对这类士人同样不以为然,他写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
野。”
更有轻薄无耻之徒,“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判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授。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
有人认为,魏晋士人更普通地寻求身体刺激和全新体验,饮酒、纵酒蔚然成风。魏晋士人饮酒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因配合服食而饮酒者,有出于享受的目的而饮酒者,有为避祸而饮酒者。他们认为酒可以使人超越现实苦闷、体验短暂的精神解放。
其实,纵酒与精神解放无半点关系。有人纵酒时,“杂秽非类”;有人纵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有的官员饮酒,“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有的“连日不醒,遂以此死”。纵酒的场合,酒友们当场反目成仇的事例比比皆是。葛洪写道:“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相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雠。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酒徒们真是丑态百出,已无士人之儒雅。
甚至赌博恶习也被后世文人美化为超凡的风度。史称:“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四。”至南齐,盛行以摴蒱头斗酒。
更为过分的是,魏晋士人常公然裸体示人,不以为羞。沛人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周顗与王导等到尚书纪瞻家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这种当众露出阴处,欲奸主人妇眷的行为,把人降到了低等动物的道德水平,在文明世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当然,中国文人长期标榜、羡慕不已的所谓“魏晋风度”,绝非一般无权百姓所敢为、所能为。“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魏晋风度多是法外权贵们的相互吹捧和相互庇护。
葛洪对这类士人同样不以为然,他写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
野。”
更有轻薄无耻之徒,“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判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授。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
有人认为,魏晋士人更普通地寻求身体刺激和全新体验,饮酒、纵酒蔚然成风。魏晋士人饮酒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因配合服食而饮酒者,有出于享受的目的而饮酒者,有为避祸而饮酒者。他们认为酒可以使人超越现实苦闷、体验短暂的精神解放。
其实,纵酒与精神解放无半点关系。有人纵酒时,“杂秽非类”;有人纵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有的官员饮酒,“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有的“连日不醒,遂以此死”。纵酒的场合,酒友们当场反目成仇的事例比比皆是。葛洪写道:“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相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雠。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酒徒们真是丑态百出,已无士人之儒雅。
甚至赌博恶习也被后世文人美化为超凡的风度。史称:“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四。”至南齐,盛行以摴蒱头斗酒。
更为过分的是,魏晋士人常公然裸体示人,不以为羞。沛人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周顗与王导等到尚书纪瞻家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这种当众露出阴处,欲奸主人妇眷的行为,把人降到了低等动物的道德水平,在文明世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当然,中国文人长期标榜、羡慕不已的所谓“魏晋风度”,绝非一般无权百姓所敢为、所能为。“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魏晋风度多是法外权贵们的相互吹捧和相互庇护。
葛洪对这类士人同样不以为然,他写道:“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
野。”
更有轻薄无耻之徒,“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判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奇士硕儒,或隔篱而不授。妄行所在,虽远而必至。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不解此等,何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严饰未办,不复窥听。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
有人认为,魏晋士人更普通地寻求身体刺激和全新体验,饮酒、纵酒蔚然成风。魏晋士人饮酒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因配合服食而饮酒者,有出于享受的目的而饮酒者,有为避祸而饮酒者。他们认为酒可以使人超越现实苦闷、体验短暂的精神解放。
其实,纵酒与精神解放无半点关系。有人纵酒时,“杂秽非类”;有人纵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有的官员饮酒,“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有的“连日不醒,遂以此死”。纵酒的场合,酒友们当场反目成仇的事例比比皆是。葛洪写道:“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丑言相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雠。绝交坏身,构隙致祸,以杯螺相掷者有矣,以阴私相讦者有矣。”酒徒们真是丑态百出,已无士人之儒雅。
甚至赌博恶习也被后世文人美化为超凡的风度。史称:“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摴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四。”至南齐,盛行以摴蒱头斗酒。
更为过分的是,魏晋士人常公然裸体示人,不以为羞。沛人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周顗与王导等到尚书纪瞻家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这种当众露出阴处,欲奸主人妇眷的行为,把人降到了低等动物的道德水平,在文明世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当然,中国文人长期标榜、羡慕不已的所谓“魏晋风度”,绝非一般无权百姓所敢为、所能为。“然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魏晋风度多是法外权贵们的相互吹捧和相互庇护。
在男性文人的引领下,六朝时上流社会的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玮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
同时,在士人中非常流行炼丹吃药。
张承宗指出,虽然社会上下都迷信金丹,但炼丹所费甚大,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只有那些家财丰厚的大族名士和富有天下的帝王们才有能力去追求这个梦想。
而士人们开始吃的是“五石散”,本身是一种毒药。五石散的基本构成,包括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吃药之后,药效发作,名曰“散发”。散发后不能休息,需要走路,名曰“行散”。走路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吃了药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并且要穿宽大衣服。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多穿旧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造成虱子生聚,形成扪虱而谈之风。
总的说来,炼丹服药是一种颓废的社会风尚,与反礼教、人性解放没有任何关系。服食丹药主要是为了长生不死和增强性能力,而丹药中大量的铅、汞、铬等重金属极易使人慢性中毒,破坏神经系统,使人无法控制自己。因此,许多魏晋士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表现,多是中枢神经被破坏或深度中毒的结果,而非超凡脱俗的风度。
颜之推形象地刻画了这群士大夫们:“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與,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听马嘶即惊惧不已,对人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人中的病态风尚一至于此。
总之,魏晋行为怪诞的士人多无真才实学,他们是被国家优待、恩宠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的一些变态、无耻、犯罪的行为,谈不上有反封建礼法的意义。况且,封建礼法也并非全是违背民众利益的,至少“魏晋风度”就是一种比某些封建礼法更恶劣的颓废之风。
在男性文人的引领下,六朝时上流社会的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玮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
同时,在士人中非常流行炼丹吃药。
张承宗指出,虽然社会上下都迷信金丹,但炼丹所费甚大,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只有那些家财丰厚的大族名士和富有天下的帝王们才有能力去追求这个梦想。
而士人们开始吃的是“五石散”,本身是一种毒药。五石散的基本构成,包括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吃药之后,药效发作,名曰“散发”。散发后不能休息,需要走路,名曰“行散”。走路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吃了药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并且要穿宽大衣服。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多穿旧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造成虱子生聚,形成扪虱而谈之风。
总的说来,炼丹服药是一种颓废的社会风尚,与反礼教、人性解放没有任何关系。服食丹药主要是为了长生不死和增强性能力,而丹药中大量的铅、汞、铬等重金属极易使人慢性中毒,破坏神经系统,使人无法控制自己。因此,许多魏晋士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表现,多是中枢神经被破坏或深度中毒的结果,而非超凡脱俗的风度。
颜之推形象地刻画了这群士大夫们:“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與,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听马嘶即惊惧不已,对人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人中的病态风尚一至于此。
总之,魏晋行为怪诞的士人多无真才实学,他们是被国家优待、恩宠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的一些变态、无耻、犯罪的行为,谈不上有反封建礼法的意义。况且,封建礼法也并非全是违背民众利益的,至少“魏晋风度”就是一种比某些封建礼法更恶劣的颓废之风。
在男性文人的引领下,六朝时上流社会的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玮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
同时,在士人中非常流行炼丹吃药。
张承宗指出,虽然社会上下都迷信金丹,但炼丹所费甚大,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只有那些家财丰厚的大族名士和富有天下的帝王们才有能力去追求这个梦想。
而士人们开始吃的是“五石散”,本身是一种毒药。五石散的基本构成,包括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吃药之后,药效发作,名曰“散发”。散发后不能休息,需要走路,名曰“行散”。走路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吃了药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并且要穿宽大衣服。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多穿旧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造成虱子生聚,形成扪虱而谈之风。
总的说来,炼丹服药是一种颓废的社会风尚,与反礼教、人性解放没有任何关系。服食丹药主要是为了长生不死和增强性能力,而丹药中大量的铅、汞、铬等重金属极易使人慢性中毒,破坏神经系统,使人无法控制自己。因此,许多魏晋士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表现,多是中枢神经被破坏或深度中毒的结果,而非超凡脱俗的风度。
颜之推形象地刻画了这群士大夫们:“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與,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听马嘶即惊惧不已,对人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人中的病态风尚一至于此。
总之,魏晋行为怪诞的士人多无真才实学,他们是被国家优待、恩宠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中的一些变态、无耻、犯罪的行为,谈不上有反封建礼法的意义。况且,封建礼法也并非全是违背民众利益的,至少“魏晋风度”就是一种比某些封建礼法更恶劣的颓废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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