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佛教传播：寺庙遍布，成风俗文化

两汉至南北朝，是佛教传播最重要的时期。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自西域到达中国，栖于官署鸿胪寺，后称僧居之所为“寺”。孙权始作佛塔。东晋何充舍宅始为尼寺。

江苏地区是佛教传播最重要的地区，上自帝王公侯，下至平民庶人，无不受其影响。佛教的寺宇在江苏南北各地大量设立，普通民众可自由出入。佛教的典籍、教义、典故经过大量僧众和信徒的阐释，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思维、价值观念和是非准则。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因素成为江苏风俗的重要内容。

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等地当远早于中土。据《三国志》：“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据《后汉书》载，东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臣属认为，“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汉明帝遣使通天竺，问佛道法，在中国塑画其形象。

早期佛教借道教之名传播，“《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汉桓帝时，襄楷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东汉时期，苏北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东汉上流社会中，封在彭城的楚王刘英最早崇佛拜佛。当时国相曾言：“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历史上属于徐州地域的淮北出土的汉画像石，刻有比丘尼礼佛的场面。

东汉末年，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运，把粮饷截留，用于建造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这应该是当时最大的佛寺了。

东汉时，苏北多佛、道并尊。连云港孔望山保留了大量东汉时期的画像，既有道教内容，又有佛教内容。其中《涅槃图》和《舍身饲虎图》属于佛教内容，突出的都是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小乘佛教的色彩浓郁。

东晋时期，名僧杯度常在苏北传教，“彭城人每见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处所在”。他担一芦箪，行止自随，常寒冬敲冰盥浴。义熙（405—418年）中，暂居广陵，刺史刘蕃乃沛国人，素闻其名，与其交往。后卒于彭城。

南朝最著名的僧人是彭城人道生，父为广戚令。道生为沙门法大弟子，自幼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成年后往往有新见，为时人所推服。

三国时，佛教开始在江南流行，至六朝时为盛。此时常有西域名僧来到建康等地传道译经，而当他们宣讲经义时，往往有数千之众前往聆听。可见，人们信佛崇佛已成风习。

孙权据江东时，西域月支人优婆塞支谦，“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这样一位博学之士，于东汉末年避于吴地，并被孙权拜为博士，让他辅导东宫太子。支谦准备把大量佛经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223—237年）中，翻译了《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49种经文。又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3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均得以流行。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到吴地传授佛教，兴立佛像寺宇。到达南京后，“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他运用神通，求得佛祖舍利，“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令孙权信服。孙权为之建塔，南京始有佛寺，名建初寺。康僧会在建初寺译出许多经文，有《阿难念弥陀经》《镜而王察微王梵皇经》等，以及《小品》《六度集杂譬喻》等经。还传授《泥洹呗声》，注释了《安般守意》《法竟》《道树》等3种经文，为经文撰写了序文。

至吴权臣孙操权，“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在吴地，佛教与道教并行。

晋永嘉中，西域师子国王子帛尸黎密以国让弟，来到建康，受到丞相王导的赏识，帛尸黎密常行头陀，卒于梅冈。晋元帝于冢边设立高座寺。晋哀帝（361—365年在位）时，遣使把僧人支遁迎至建康，谢安对此很赞赏，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士大夫阶层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

晋太宗简文帝（372年1月6日—9月12日在位）时，竺法汰在瓦官寺讲《放光般若经》，简文帝亲自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帙至者千数”。

在南朝宋的60年（420—479年）中，共有译经者22人，所处佛典（包括失译）4657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成果最富的朝代。413年，鸠摩罗什卒，417年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鸠摩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先后南下，成为刘宋的佛教中坚。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掠虏僧侣，焚荡佛籍，使凉州僧众西行或南下。446年拓跋焘下诏灭佛，又迫使魏境沙门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义学僧侣，大多集中在江南一地，从而带动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蓬勃开展。其中，佛驮跋陀罗（觉贤）、求那跋陀罗为翻译集团中最有成就的外来高僧。

佛驮跋陀罗（觉贤）是北天竺沙门，曾游学罽宾，后被刘裕招至建康，住道场寺，前后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泥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在鸠摩罗什弟子群中引起爆炸性反响。“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泥洹经》的基本观点，使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豁然开朗。此经的译出，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

求那跋摩，汉译功德铠，本刹帝利种姓，在罽宾国累世为王，祖父呵梨跋陀，又称师子贤。父僧伽阿难，又称众喜。元嘉元年（424年）九月，建康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面启宋文帝，请求邀请求那跋摩。经宋文帝多次派人延请，求那跋摩于元嘉八年正月到达建康。宋文帝敕其住锡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元嘉年间，徐州刺史王仲德曾于彭城请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中断。后再请求那跋摩译出后品达13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26卷，译文精到。求那跋摩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藏法师，学养深厚、持戒精严，禅修已证圣果，影响跨越三大佛教文化区。

自齐至陈（479—589年）的110年中，译经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499—569年）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也是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

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曾于普通七年（526年）迎南天竺菩提达摩于建康，但达摩与武帝观点有异，折芦渡江北去。大通元年三月辛未（527年4月24日），梁武帝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529年11月1日），梁武帝舆驾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并再次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

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531年11月7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迄于乙卯（531年11月13日）。中大通十一月乙未（12月23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12月29日）。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533年4月4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4月10日）。前述3次讲说经义，每次均历时7天。大同三年八月辛卯（537年9月18日），梁武帝舆驾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正月庚戌（546年2月22日），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5月29日），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次年4月8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第3次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还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等。

梁武帝精通佛学，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达数百卷。常幸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时人称：“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中国素有上行下效的传统，梁武帝的做法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极其巨大。

南朝时，流行为殁者立寺之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摹之奏：“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宋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殷贵妃子刘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刘子业杀刘子鸾，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后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宋明帝平乱后，再予修复。

萧慧开丁父艰，家人一向信佛，决定为其父建立4座寺庙。南岸南冈下，名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对人言：“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齐太子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江南地区，“多以僧寺停客”。这极大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

南朝宋人周朗曾批评佛教的流传：“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层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之纠察。”从中可见佛教在江苏的影响力。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江苏南北各地、各个阶层均有重大影响。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转世、天堂地狱等说法，广泛为民众接受，并融入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中。各地放生、吃斋、习经、烧香拜佛均非常盛行，流行于江苏境内的丧事做七七的习俗，也主要源于佛教的影响。

赵彦卫《云麓漫抄》认为古无烧香之事。《尚书》《礼记》《周礼》所载，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三国志》有“烧香读道书”，则汉末道家已烧香。《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魏晋时，祭祀开始使用冥钞纸钱。

放生本于佛家戒杀之义。《艺文类聚》载，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南史》载，梁武帝时谢微为《放生文》。

中国的历史名人和英雄人物，也纷纷被立庙祭拜。黄帝、伏羲、女娲、尧、舜、禹、奚仲、周文王、赵武灵王、老子、汉高祖、张良、汉武帝、光武帝等有祠，孔子、子路、孙叔敖、介子推、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项羽、曹操、贾逵、诸葛亮、邓芝、孙坚、周瑜等皆有庙。

至吴权臣孙操权，“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在吴地，佛教与道教并行。

晋永嘉中，西域师子国王子帛尸黎密以国让弟，来到建康，受到丞相王导的赏识，帛尸黎密常行头陀，卒于梅冈。晋元帝于冢边设立高座寺。晋哀帝（361—365年在位）时，遣使把僧人支遁迎至建康，谢安对此很赞赏，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士大夫阶层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

晋太宗简文帝（372年1月6日—9月12日在位）时，竺法汰在瓦官寺讲《放光般若经》，简文帝亲自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帙至者千数”。

在南朝宋的60年（420—479年）中，共有译经者22人，所处佛典（包括失译）4657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成果最富的朝代。413年，鸠摩罗什卒，417年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鸠摩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先后南下，成为刘宋的佛教中坚。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掠虏僧侣，焚荡佛籍，使凉州僧众西行或南下。446年拓跋焘下诏灭佛，又迫使魏境沙门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义学僧侣，大多集中在江南一地，从而带动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蓬勃开展。其中，佛驮跋陀罗（觉贤）、求那跋陀罗为翻译集团中最有成就的外来高僧。

佛驮跋陀罗（觉贤）是北天竺沙门，曾游学罽宾，后被刘裕招至建康，住道场寺，前后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泥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在鸠摩罗什弟子群中引起爆炸性反响。“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泥洹经》的基本观点，使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豁然开朗。此经的译出，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

求那跋摩，汉译功德铠，本刹帝利种姓，在罽宾国累世为王，祖父呵梨跋陀，又称师子贤。父僧伽阿难，又称众喜。元嘉元年（424年）九月，建康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面启宋文帝，请求邀请求那跋摩。经宋文帝多次派人延请，求那跋摩于元嘉八年正月到达建康。宋文帝敕其住锡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元嘉年间，徐州刺史王仲德曾于彭城请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中断。后再请求那跋摩译出后品达13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26卷，译文精到。求那跋摩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藏法师，学养深厚、持戒精严，禅修已证圣果，影响跨越三大佛教文化区。

自齐至陈（479—589年）的110年中，译经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499—569年）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也是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

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曾于普通七年（526年）迎南天竺菩提达摩于建康，但达摩与武帝观点有异，折芦渡江北去。大通元年三月辛未（527年4月24日），梁武帝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529年11月1日），梁武帝舆驾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并再次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

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531年11月7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迄于乙卯（531年11月13日）。中大通十一月乙未（12月23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12月29日）。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533年4月4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4月10日）。前述3次讲说经义，每次均历时7天。大同三年八月辛卯（537年9月18日），梁武帝舆驾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正月庚戌（546年2月22日），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5月29日），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次年4月8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第3次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还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等。

梁武帝精通佛学，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达数百卷。常幸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时人称：“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中国素有上行下效的传统，梁武帝的做法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极其巨大。

南朝时，流行为殁者立寺之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摹之奏：“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宋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殷贵妃子刘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刘子业杀刘子鸾，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后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宋明帝平乱后，再予修复。

萧慧开丁父艰，家人一向信佛，决定为其父建立4座寺庙。南岸南冈下，名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对人言：“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齐太子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江南地区，“多以僧寺停客”。这极大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

南朝宋人周朗曾批评佛教的流传：“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层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之纠察。”从中可见佛教在江苏的影响力。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江苏南北各地、各个阶层均有重大影响。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转世、天堂地狱等说法，广泛为民众接受，并融入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中。各地放生、吃斋、习经、烧香拜佛均非常盛行，流行于江苏境内的丧事做七七的习俗，也主要源于佛教的影响。

赵彦卫《云麓漫抄》认为古无烧香之事。《尚书》《礼记》《周礼》所载，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三国志》有“烧香读道书”，则汉末道家已烧香。《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魏晋时，祭祀开始使用冥钞纸钱。

放生本于佛家戒杀之义。《艺文类聚》载，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南史》载，梁武帝时谢微为《放生文》。

中国的历史名人和英雄人物，也纷纷被立庙祭拜。黄帝、伏羲、女娲、尧、舜、禹、奚仲、周文王、赵武灵王、老子、汉高祖、张良、汉武帝、光武帝等有祠，孔子、子路、孙叔敖、介子推、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项羽、曹操、贾逵、诸葛亮、邓芝、孙坚、周瑜等皆有庙。

至吴权臣孙操权，“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在吴地，佛教与道教并行。

晋永嘉中，西域师子国王子帛尸黎密以国让弟，来到建康，受到丞相王导的赏识，帛尸黎密常行头陀，卒于梅冈。晋元帝于冢边设立高座寺。晋哀帝（361—365年在位）时，遣使把僧人支遁迎至建康，谢安对此很赞赏，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士大夫阶层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郄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

晋太宗简文帝（372年1月6日—9月12日在位）时，竺法汰在瓦官寺讲《放光般若经》，简文帝亲自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帙至者千数”。

在南朝宋的60年（420—479年）中，共有译经者22人，所处佛典（包括失译）4657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成果最富的朝代。413年，鸠摩罗什卒，417年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鸠摩罗什周围的知识僧侣先后南下，成为刘宋的佛教中坚。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掠虏僧侣，焚荡佛籍，使凉州僧众西行或南下。446年拓跋焘下诏灭佛，又迫使魏境沙门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义学僧侣，大多集中在江南一地，从而带动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蓬勃开展。其中，佛驮跋陀罗（觉贤）、求那跋陀罗为翻译集团中最有成就的外来高僧。

佛驮跋陀罗（觉贤）是北天竺沙门，曾游学罽宾，后被刘裕招至建康，住道场寺，前后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泥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在鸠摩罗什弟子群中引起爆炸性反响。“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泥洹经》的基本观点，使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豁然开朗。此经的译出，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

求那跋摩，汉译功德铠，本刹帝利种姓，在罽宾国累世为王，祖父呵梨跋陀，又称师子贤。父僧伽阿难，又称众喜。元嘉元年（424年）九月，建康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面启宋文帝，请求邀请求那跋摩。经宋文帝多次派人延请，求那跋摩于元嘉八年正月到达建康。宋文帝敕其住锡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元嘉年间，徐州刺史王仲德曾于彭城请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中断。后再请求那跋摩译出后品达13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26卷，译文精到。求那跋摩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藏法师，学养深厚、持戒精严，禅修已证圣果，影响跨越三大佛教文化区。

自齐至陈（479—589年）的110年中，译经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499—569年）是译经史上的一颗明星，也是知识渊博的佛教学者。

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曾于普通七年（526年）迎南天竺菩提达摩于建康，但达摩与武帝观点有异，折芦渡江北去。大通元年三月辛未（527年4月24日），梁武帝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529年11月1日），梁武帝舆驾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并再次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

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531年11月7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迄于乙卯（531年11月13日）。中大通十一月乙未（12月23日），梁武帝行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12月29日）。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533年4月4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4月10日）。前述3次讲说经义，每次均历时7天。大同三年八月辛卯（537年9月18日），梁武帝舆驾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正月庚戌（546年2月22日），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5月29日），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次年4月8日，梁武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第3次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还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等。

梁武帝精通佛学，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达数百卷。常幸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时人称：“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中国素有上行下效的传统，梁武帝的做法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极其巨大。

南朝时，流行为殁者立寺之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摹之奏：“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宋孝武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殷贵妃子刘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刘子业杀刘子鸾，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后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宋明帝平乱后，再予修复。

萧慧开丁父艰，家人一向信佛，决定为其父建立4座寺庙。南岸南冈下，名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对人言：“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齐太子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江南地区，“多以僧寺停客”。这极大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

南朝宋人周朗曾批评佛教的流传：“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而犹倚灵假像，背亲傲君，欺费疾老，层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之纠察。”从中可见佛教在江苏的影响力。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江苏南北各地、各个阶层均有重大影响。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转世、天堂地狱等说法，广泛为民众接受，并融入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中。各地放生、吃斋、习经、烧香拜佛均非常盛行，流行于江苏境内的丧事做七七的习俗，也主要源于佛教的影响。

赵彦卫《云麓漫抄》认为古无烧香之事。《尚书》《礼记》《周礼》所载，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后世烧香，盖起于佛道。《三国志》有“烧香读道书”，则汉末道家已烧香。《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魏晋时，祭祀开始使用冥钞纸钱。

放生本于佛家戒杀之义。《艺文类聚》载，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南史》载，梁武帝时谢微为《放生文》。

中国的历史名人和英雄人物，也纷纷被立庙祭拜。黄帝、伏羲、女娲、尧、舜、禹、奚仲、周文王、赵武灵王、老子、汉高祖、张良、汉武帝、光武帝等有祠，孔子、子路、孙叔敖、介子推、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项羽、曹操、贾逵、诸葛亮、邓芝、孙坚、周瑜等皆有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