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时,州郡名称屡易,“侨”“实”不一。贡禹称,“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得到了汉元帝的认同。大量中原士民南迁江东,北方士民进入淮河流域,使江苏南北风俗发生了重大的融合和转变。常规战、水战不断,对此地民风的损毁实在过剧。浮山堰对苏北生灵而言是灾难性的。似此经常性的以水代兵,对社会经济往往是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这里的社会风俗。......
2023-07-31
战国后期,鲁地诗礼最盛。“汉高帝悉定楚地,独鲁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遂不敢加而待其服。”
汉初政俗最重诗礼之人。高祖欲废太子刘盈,吕泽与刘盈听从张良建议,让刘盈亲自为书,厚载金玉璧帛,卑辞安车,礼聘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皓”,遂使辱骂王侯将相如呼家奴的高祖也肃然起敬,从此打消废嫡立庶之心。并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在一代枭雄刘邦的心目中,四叟之名远胜万军千将的战力。
有学者指出:汉代统治者采用明示的政治社会化形式与暗示的政治社会化形式相结合,提高了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汉代明示的政治社会化形式主要有灌输、宣传教育、示范引导等。而暗示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行为方式的养成等非政治性的教化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表现在汉代引礼入法、建章立制,以法律制度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通过节日礼俗、祭祀庆典、乐舞绘画等暗示形式对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道德教化,培养社会成员“孝”“悌”等品行。
江苏北部地区,长期属于鲁地。汉武帝时,除京师附近7郡外,把全国分为13个刺史部。其中徐州刺史部下辖:楚国,治彭城(今江苏徐州);临淮郡,治徐县(今江苏泗洪);广陵国,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北部);泗水国,治凌县(今江苏泗阳西北);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北);鲁国,治鲁县(今山东曲阜);琅邪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因此,西汉时,彭城不仅是楚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鲁地文学、文化、风俗的中心。
西汉初,彭城为楚元王封地,元王以通诗习礼、崇敬儒士著称于世。一时文士汇集,城乡习经诵诗之风大行其道。徐沛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弦歌之乡。
史载:萧、砀、丰、沛,“皆宋分也,微子封之,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萧县、丰县、砀山,“盖兄弟之邑也,风习所沿,不大相远。故其民躬稼食力,好勇而尚义,木疆而易使,庶几古椎朴之风焉。……故志所称邻于邹鲁,弦歌方盛”。其东部的睢、邳、宿,为古下相,睢、陵、取、虑,“皆鲁分也,周公封之,其民有圣人之教化,上礼义,重廉耻。故沛楚之民朴直,舒徐鲜诈伪”。铜山:“壤接邹鲁,彬彬儒林,黉舍大启,弦歌流音,士习不佻,靡刺青衿。”丰县李樟《经阁蟾光》:“俱说清光好,清光好若何?盘中照苜蓿,境内促弦歌。”
宿迁,“桃李春华日正红,弦歌声中人未散”。泗阳有学城,“旧志谓孔子适楚经此讲学”。刘肄升《咏学城》:“旷野哀吟道路长,南游车马过吾乡。荒城尚想弦歌韵,僻壤曾曕俎豆光。”
以现在连云港地区而论,在汉至南北朝时期,这里的文化也居全国之前列。春秋时,海州地区即有人负笈北上,师从孔子。孔门弟子郑国,旧名邦,又姓国,海州人,《史记》作国子徒。
史称:“海州古称名郡者,以人重也。周汉而降,光耀史策[册]而风闻百世者,后先相望。”海州“密迩邹鲁,号称多材”。旧志称海州沭阳县:“治居淮朔,壤接东省,有洙泗之遗风。家诗书而户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闾巷。”“土地沃衍,民乐耕桑,士习弦歌,俗无浮惰。”
楚元王对待儒士非常恭敬,礼节周到。穆生不嗜酒,楚元王常为穆生设醴。后刘戊即位偶尔忘设,穆生即称病归隐。宗室刘辟强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刘辟强子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次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后为宗正。刘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霍光欲以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娶,怕过于张扬。
徐州茅村出土的东汉桓帝熹平四年(175年)画像石墓,中室南壁刻画了“楼阁栉比图”,这组建筑共有五进院落,门厅双门紧闭,两面站立“奉命当御”的执戟卫士。第二进院落刻画主宾见面的场面,主人躬身迎客,主客在曲柄华盖的拥簇下。第三进房间有楼梯,楼上为女眷、楼下为侍从,楼上设宴置酒,举觞畅饮,楼下奴仆家人捧食进馔,鱼贯而入。第四进房间为两层,楼下为厨房,椎牛烹猪羊,楼上有四人活动。最后为三间廊庑,每间内站立一位仆人。徐州铜山县洪楼祠堂后壁的庄园建筑图,左面是迎宾宴饮的场面,子母双阙是庄园主人身份的标志,阙前车水马龙,主宾相见。阙后是堂,堂是古人会见宾客的场所,堂的檐下帷幔高悬,主宾对饮。祠堂的主人按照“男女不同席”的规制,女主人和女宾在另外的房间内活动。左面的画像是院落里的情景,主宾在四面没有隔墙的堂内,欣赏庭院内乐舞百戏的表演,最左面的房间内刻画纺织的情景。这幅画面的突出特征是将东汉庄园内的歌舞升平、钟鸣鼎食的享乐生活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同置一个画面,足不出户,即可满足生活所需。
吴太守麋豹问功曹唐景吴地风俗所尚,唐景称:“处家无不孝之子,立朝无不忠之臣。文为儒宗,武为将帅。”方志称:“朱买臣、陆机、顾野王之徒,显名于天下,而人尚文。支遁、道生、慧响之俦,倡法于群山,而人尚佛。吴人多儒学,喜施舍,盖有所由来也。然夸豪好侈,自昔有之。”
晋室南迁之后,北方大家士族、文化人物大量移徙江南。“衣冠萃止,人物繁盛。士皆重廉让,耻夸毗,以文章致声名取爵禄者甚众。”江苏文脉出现明显的南移现象,江南地区“艺文儒术于斯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之遗风焉”。
陆机《吴趋行》对吴地的文化风尚作了描写:“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王迹颓阳九,帝功兴四遐。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经汉末魏晋的动荡,原来苏北的诗礼之乡已经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六朝时,江南地区的音乐成就甲于天下。像周瑜有“曲有误,周郎顾”的传说。晋代贺司空经苏州阊门,在船中弹琴。张翰与他并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后隋唐时所流行的乐舞大都为江南人所制作(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谭其骧指出,《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190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15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徐州4郡,“贱商贾,务稼稿,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300多府郡,徐州(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而“江东”因永嘉(307—312年)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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