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是有高下之辨的。这一勇于创新的精神,成为后代统治者易风改俗的依据。北魏孝文帝的移风易俗也非常具有开创意义,他甚至把本民族的语言予以舍弃。风俗的“演进”和“发展”系指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文化、政治,特别是制度、法律等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总和的演进,同时包括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化过程,以个人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公平程度。......
2023-07-31
汉以后的江南农业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有的学者认为,“火耕水耨”是两汉六朝南方水稻生产过程中的两项具体农活。“火耕”有效地抑制了水稻病虫害的发生,又兼有开发荒地的作用;“水耨”是水稻中耕除草的基本方法,不仅实行于两汉六朝,而且为后世沿用。火耕水耨与牛耕、插秧法、陂塘灌溉技术相结合,在两汉六朝形成南方新的水田耕作方式。其灌溉、整地、插秧、田间管理配套成龙,取代了粗放落后的“刀耕火种”,南方稻作基本上摆脱了原始状态,开始走上精耕细作道路。
另有学者认为,关于火耕水耨的自然、社会环境。首先是“地广人稀”,没有条件在稻作生产上投入大量劳动力。又因有“川泽山林之饶”,特别是“江湖之利”“地势饶食”,尤其是果蓏蠃蛤等水产品丰富,故食物常足,没有必要在稻作生产上投入大量劳动力。火耕水耨最适宜的地区是濒海傍湖的水泽之地和冲积扇状的河谷盆地,这里水源丰富却有季节性涨落,并非长年积水。火耕水耨的稻作农业经营粗放,投入有限,故自然产出低下,这就有必要同时又有条件兼营“渔猎”(以捕鱼为主的水产品采集),以弥补稻作收入之不足,从而形成稻渔并重的产业结构和“民食稻鱼”的食物构成。在这种意义上,“饭稻羹鱼”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构成,更不是主食和副食的关系,而是一种农渔并重的生产结构所决定的饮食结构。
李根蟠指出:火耕水耨不等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农业的特点是运用精湛的农艺和投入大量的劳动,在有限的土地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收获,火耕水耨恰好相反,以利用以至依赖自然力为特点,技术简单、劳力投入少,其形成与南方高温多雨、河湖密布、水源比较丰富的自然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当时南方地广人稀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一俟人口增多,火耕水耨就会被精耕细作所取代。
孙吴从建安八年(208年)开始全面屯田,在太湖流域的主要屯区有毗陵、溧阳和海昌。其中毗陵屯区东起无锡,西到京口,北抵长江,南至太湖,出现了“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的盛况。
江南的优质稻种则时有所闻。三国时,谢承迁吴郡督邮,“岁穰,嘉禾六穗,生于部属”。周处《风土记》载有青穗、紫茎稻,“穗米皆青白也”。
苏北地区的稻作要比江南发达。目前大量出土的苏北汉画像石,水田牛耕总是其表现的重要内容。如徐州邻境淮北市白渎山出土的“田畴与耕牛”,其场面是柏树上拴着一头犍牛,牛的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畴。在同样地点出土的“耕牛”图中,耕牛被拴在桑树上。在睢宁双沟发现的东汉《牛耕图》,内容为双牛牵一犁,一农夫扶犁呵牛。这与汉代流行的“用耦犁,二牛三人”耕作制度相比,《牛耕图》中的耕作方式是一大进步。
两汉时代,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即使南北朝战乱频仍,苏北地区也非常富庶。东汉初平癸酉(193年),“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当时徐境应是相对安宁和富饶的地区。南北朝(420—580年)时,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厄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富饶的土地养育了富饶的人民,仅从耕牛的拥有量来说,“计千家之资,不下五伯耦牛,为车五伯辆”。这样看来,当时每户人家平均至少拥有一头耕牛,即使在今天的农村也属是比较殷实的。
汉以后的文献中,述及野生稻的地点,包括徐州等处。汉字中“稬”“稌”皆来自沛地方言。据《说文解字》:“沛国谓稻曰稬。”《尔雅》:“稌,稻。今沛国呼稌。”张禹为下邳相时,“徐县北有蒲阳坂,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建安(196—219年)初,陈登为徐州典农校尉,“尽凿溉之利,秔稻丰饶,遂成沃土”。曹操与袁绍相争时,沛国相人刘馥任扬州刺史,兴治陂塘,“以溉稻田,官民有畜”。魏文帝(220—226年)时,郑浑为阳平、沛郡太守,在萧、相两地边界,“兴陂遏,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晋惠帝(290—306年)时,石崇镇下邳,开崇河,“运盐米,溉农田”。山阳郡太守“其治仿此”。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的诏中有“徐豫土多稻田”之语。北魏太和四年(480年),薛虎子任徐州刺史,上言“徐州沃壤,清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市牛分卒,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这个建议被孝文帝所采纳。楚州白水塘(今洪泽湖)的石鳖城,“田稻丰饶”。南齐建元四年(482年),“兖州北对清泗,临淮守险,田稻丰饶”。梁天监二年(503年),潼阳(今沭阳)张高等500余人,开凿沭水,引水溉田200余顷,俗名“红花水”。梁将济阴睢陵(现睢宁、泗洪一带)人陈伯之少时,“候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北齐天保元年(550年),东徐州刺史辛术,率诸军度淮袭击侯景军队,“烧其稻数百万石”。
明代以后,因国家把苏北作为行洪区,黄水长年淹灌,水稻难以生长,变成了以旱作物为主的生产区。林语堂等学者不明白这一点,很容易把民国时代不产米的苏北与两汉时堪称鱼米之乡的苏北混为一谈,没有看到两者翻天覆地式的变化。
稻米业发达的地区,与当时蚕桑业地区基本重叠。一般来说,凡是稻米、蚕桑业发达的地区,多为中国古代富庶的地区,农家耕织结合,使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达到优化配置,百姓在和平年代至少可以维持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平,形成良序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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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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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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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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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伊东亚人等编:《国家と文明への過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牧野巽:《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東京:日光書院,1950年。柏祐贤:《アジア農業の特質―特に中國における耕種方式をめぐって―》,京都《東方学報》第25册《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论文集》,《人文学報》第5号合并号,1954年。......
2023-07-31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我们阐述省别风俗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这无疑促进了风俗的趋同性。马克思曾指出这样一个前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西汉谏议大夫王吉奏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承认风俗的差异,就是承认人类的基本利益。......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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