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里的江水在吴淞江的感应潮水退潮时,会将进入吴淞江及其支流里的潮沙冲回大海,使之不会在吴淞江及其支流里造成淤塞。[13]范仲淹提到了与塘浦圩田相配的堰闸体系也是有效建设吴淞江流域高田和低田地区的关键所在。)沿线的水利建设、保护工作,保证了吴淞江流域水利设施的有效运行。于是在吴越国时期,钱氏政权在吴淞江的北边和南边分别疏浚了几条水系,以代替原来的古娄江和古东江入江、入海泄水通道。......
2023-11-18
越灭吴后,江苏绝大部分地域纳入越的统治范围。苏北连云港迤北至山东鲁南地区,在春秋后期曾作为越国都城,越国风俗对这里有着重要影响。
《越绝书》称:“句践大霸称王,徙瑯琊,都也。”“独山大冢者,句践自治以为冢,徙琅琊,冢不成。去县九里。”“木客大冢者,句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
《吴越春秋》载:勾践二十五年,“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徙]都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条:“琅邪,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竹书纪年》载:“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水经注》:“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注曰:“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嶣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琅邪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
对越徙琅琊一事,钱穆作过《越徙琅琊考》,加以证实。蒙文通指出,勾践徙都琅琊为越史之一大事,《越绝书》之《记吴地传》《记地传》《吴越春秋·勾践灭吴外传》《水经·潍水注》皆明载其事。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历来从事水上活动;且吴、越所统之族,并亦及于海外。且琅琊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故“勾践并吴,欲霸中原”,遂“徙都琅琊”也。越徙都琅琊后攻滕、灭郯、亡缯、削莒,遂与齐、楚、晋相提并论。先秦琅琊的地望正在今连云港迤北山东胶南县境,而连云港发现的石室墓又与苏南浙北的完全一致,是典型的越文化,证明越迁琅琊为信史。
琅琊原为郯、鲁之地,其风俗本来尚文重礼。越徙琅琊,将越地的刚硬尚武之风推行到这里,改变了这里的风俗发展方向。这从勾践对孔子的不屑中可见一斑。勾践迁都后,“居无几,射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
对于崇尚霸业的越国,摒弃仁让的风俗,实为情理之事。《淮南子》称:“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杨宽认为:“所谓泗上十二诸侯,当指宋、卫、鲁、邹、滕、薛、郳、莒、费、郯、任、邳等十二国。”这些地方多多少少受到了越俗的浸染。
因此,越徙都琅琊,对于苏北原来的徐、宋、鲁文化而言,越国风俗显然是“性脆而愚”,崇尚武力、暴力,增加了苏北风俗中的剽轻粗鄙之风。当然,苏北的尚文风俗对越人的习尚也必然有着一定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越人风俗向崇文方向转变。
越人北徙琅琊,很容易与本为淮夷的土著相结合。淮夷是东夷集团鸟夷的一支,风俗与越多有相通之处。越人航海的习俗明显传到了琅琊,直到秦代,这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航海始发地。有秦一代,方士极多。可以想见,他们多数不是真的相信海上有什么仙药,而是以寻找仙药为掩护,选择从这里出发,浮海逃秦,他们更像是秦体制的反对者,著名的有徐福、安期生等。而日本有些学者还认为日本神武天皇即系东夷的一支徐族的后裔徐福东渡日本后的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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