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宋鲁仁义风俗的灯塔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西周至春秋时，苏北的西北部曾长期属于宋国风俗，东北部则属于鲁风莒俗。宋国作为商人后裔，是最能体现殷商风俗的国度。后来宋人叔梁纥之子孔子成为春秋时仁政的大力宣传和推行者，应该与宋地的仁义风俗有关。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宋君对仁义风俗的固守和信仰，在春秋动荡的岁月里成为一座仁义的灯塔。宋国人民不仅对霸主国承担沉重的贡纳义务，而且大批人民被驱使、被杀害。

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海岱地区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已陆续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后经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先进的区域文化。在与夏、商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东夷文化逐渐为华夏文化所同化。西周时期，东夷文化的土著色彩日渐减弱。至春秋后期，东夷文化已基本融入了华夏文化之中，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特色。

在西周至春秋时，苏北的西北部曾长期属于宋国风俗，东北部则属于鲁风莒俗。史载：“东海淮泗之间属鲁，沛楚山阳属宋。”乐毅《答燕惠王书》：“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这里乃“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其土地比燕国富裕10倍。宿迁县志详细列出了该地的归属：“宿邑古徐州境，周为厹犹、钟吾。厹犹先亡，地入于鲁。鲁亡，属宋。敬王八年、鲁昭公之三十年，吴子执钟吾子，钟吾地入于吴。元王四年、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越灭吴，不能正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而钟吾亦属于楚。”海州地区的归属尽管复杂，但总的说来属于鲁、莒：“海州属鲁。又赣榆有纪城，属莒。沭阳有中城，属鲁。”

钱穆在《战国时宋都彭城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宋曾定都彭城。其观点为杨宽、吕思勉等接受。杨宽考证，至战国时，各小国的疆域，以宋、鲁为最大。宋国占有今河南省东南部和今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之间一部分。宋国都原在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在战国初期宋昭公、宋悼公时可能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吕思勉也认为：“战国时宋实都彭城。”

宋国作为商人后裔，是最能体现殷商风俗的国度。胡适指出：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反叛，其时，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进来。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王室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齐国和鲁国。同时又在殷墟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亲（卫与鲁）、外戚（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胡适引傅斯年的话：“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认为这种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周朝创立，统治者虽对殷的风俗礼仪有所“损益”，大体上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物。“殪戎殷”之后几百年之中，殷商民族的礼法风俗逐渐征服了人数较少的西土周民族。

对中国风俗礼仪影响最大的“儒”，实际上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包括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推行到统治阶级中，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如孟孙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绵延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殷商亡国之后的数百年，潜在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文化方面。但政权掌握在战胜民族周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被“诸姬”包围着的宋国。“宋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宋国所以能久存，也许是靠这种祖传的柔道。”周室东迁以后，东方多事，宋国渐渐强大。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殁后，齐国大乱，宋襄公邀集诸侯军队伐齐，纳齐孝公。

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对前朝均要大肆进行政治丑化和道德抹黑。作为前朝的后裔和标本，宋虽为公国，但在周诸侯国中所处的地位显然极为尴尬。可以理解，宋君不得不经常表现出高于其他诸侯的道德水平。讲求仁义的风俗既是宋的传统，也是形势所迫。

宋国第20位国君宋襄公为太子时，即有辞国之义。史载：“宋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后，对仁义的痴迷，颇受后人的讥刺。他在与楚军泓之战后云：“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在事实上是古代战争的最高道德标准，也说明宋人更注重仁义之礼。而这种战争道德，绝不是荒唐可笑的虚伪愚蠢。在战争中禁止二次杀伤，不俘有白发之人，不在险隘处设伏，必将减少大量的杀戮，具有宝贵的人道意识。后来宋人叔梁纥之子孔子成为春秋时仁政的大力宣传和推行者，应该与宋地的仁义风俗有关。不了解宋的风俗礼义，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对宋襄公的评论。司马迁评论道：“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一评论最为公允。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宋君对仁义风俗的固守和信仰，在春秋动荡的岁月里成为一座仁义的灯塔。齐桓公托姜昭于宋襄公，宋襄公终以弱国之力扶持姜昭即位，宋人两次主持弭兵会盟，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可见当时诸侯对宋人信义的认同。

春秋时代，宋国是思想家如老子、管子、孔子、墨子、惠子、庄子重要活动地域。孔子之学，早年被称为“洙泗之学”，《盐铁论》云：“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史记·货殖列传》：地处鲁南的邹鲁之地，“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梁宋之地，“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淮泗之间，“惠、庄隐士昔所游处，淮南宾客集而著书，风流所被，文辞并兴”。

宋、鲁之地皆无山川林泽之饶，但皆有“先王”“周公”之遗风，厚重多君子，虽地薄人众，能“俭啬”“恶衣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保持着尊德尚义的风俗。宋、鲁两国集中地反映了殷、周二代王朝的礼义，所以鲁、宋地区分别是儒家和道家、墨家文化的故乡。春秋时期，宋国处在晋、楚两大霸主国的中间地带，备受战争蹂躏。宋国人民不仅对霸主国承担沉重的贡纳义务，而且大批人民被驱使、被杀害。大国的扩疆启土是在互相攻伐、吞灭小国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在齐、楚、晋等霸主国产生的理论自然是加强国君的权力，富国强兵的理论。故春秋改革多在大国进行。然而宋、陈等小国所产生的反侵略、反争霸的道家、墨家学说则是容易令人理解的。

欧阳修写道：“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应该说，后世视为迂腐教条的礼义风俗，正是春秋以前社会公认的通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战，重诡诈机谋而弃仁义礼法，至暴秦称伯，嬴政统合，暴力谎言，遂成开业立国之两大根本。

春秋时代苏北繁盛的区域文化核心是宋—鲁的仁义风俗。其集大成者是父祖为宋国人、出生于鲁地的孔子。据张紫晨研究，孔子把夏、商、周三代礼俗加以总结，发展成系统的礼的体系，并论述其性质、意义和作用，将其纳入封建体制的典章制度之中，由礼而致义，由义而明等级，正人伦。由礼安上洽民，用乐移风易俗。由礼达于神而固神权，由礼化于民而加强民治。由礼通于政，而强化政治制度，调整政治关系。他站在政治统治的高度，将民俗礼制化，形成礼治的政治主张。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不仅影响了孔氏门人，而且也影响了世代文人和统治者。

江苏风俗史：宋鲁仁义风俗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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