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江苏风俗史:吴地开放友善,逐步融合华夏风俗

江苏风俗史:吴地开放友善,逐步融合华夏风俗

【摘要】:泰伯兄弟到达吴地后,一方面融入当地“文身断发”的风俗中。夏商中央王朝的建立,华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到西周、春秋至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更趋激烈,进一步促进了周边民族融入华夏族的进程,吴地风俗就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逐步形成的。他们在对外族属、外部落的人的风俗也是非常友善和开放的。同时说明他们并不排斥太伯、仲雍带来的中原习尚,在商末周初吴人的风俗出现第一次融合。

有文字记载的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历史,始于商中后期,传说古公亶父的两个儿子泰伯(太伯)、仲雍奔吴,成为吴人的始祖。

商俗南传 吴地风俗的源头是泰伯、仲雍兄弟相让,这应是存在于商代的一种孝悌风俗,后成为周代礼仪的重要部分。据《史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

孔子对泰伯极为崇敬,称其“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后来的吴地圣贤季札,同样是礼让天下的道德楷模。据《汉书》:“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

泰伯奔吴至武王灭商仅相距四代,约数十年的时间,那时的文字已经非常成熟,不少存于世的人,也会有所记忆。尤为重要的是,天子分封诸侯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大事,更不会轻率为之。陆振岳依据《史记》的记载,列举本证、他证十余条史料,证实《史记》所载的泰伯之事,“是持之有故的,是可信的”。

泰伯兄弟奔吴,克服重重艰险和人为的困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与吴地后来剽悍的风俗或有着某种联系。扬州学者王冰认为太伯奔吴为信史,“当代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那些对古代先民的迁徙能力的怀疑论者,低估了先民们在古代艰苦条件下为生存之地所拥有的忍受力和毅力”。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也有类似的看法:“古人迁徙的能力却确是惊人的。依人类学者所说,他们甚至远渡重洋,爬过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今人所认为不可能的,古人反而可以做到。而且夏商周三代既然已进入文明时代,就更没有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定。”

泰伯兄弟到达吴地后,一方面融入当地“文身断发”的风俗中。另一方面,带来了商周的许多风俗。叶文宪认为,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土生土长的文化,它的青铜技术水平一直很低。但是大约在商末周初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却突然出现了工艺成熟的青铜容器乐器。其间缺少一个类似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那样的早期青铜器阶段。“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宁镇地区青铜铸造技术在西周初所发生的这一突变,是中原文化传入,即太伯、仲雍奔吴的结果。”

目前,出现泰伯奔江南不同地区的说法,且都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恰恰说明商末周初时期,江苏南部地区与北方中原地区的风俗有了较多的交流和融合。

在古代,太湖一带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太低,但是吴越国家的建立却要晚于华夏诸侯。从商末周初泰伯立国到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前后延续了700多年。夏商时期,在中原地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逐渐形成。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呈现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民族分布格局。夏商中央王朝的建立,华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到西周、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更趋激烈,进一步促进了周边民族融入华夏族的进程,吴地风俗就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逐步形成的。由于吴地风俗自身独特的内涵以及所处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这场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传承作用,为以后夷、越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入汉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地早期风俗不像某些中原地区那么刻板。考古学方面,“吴墓无定制”与“吴器无定型”。他们在对外族属、外部落的人的风俗也是非常友善和开放的。太伯、仲雍奔吴后当地土著居民不但没像卫聚贤所说的那样杀掉他们,反而“义而从之”。可见其风俗之淳朴与友善。同时说明他们并不排斥太伯、仲雍带来的中原习尚,在商末周初吴人的风俗出现第一次融合。后来仕吴的申公巫臣、屈狐庸、伍子胥孙武、伯嚭,直到秦代项梁和项羽叔侄,这些外来者均能得到尊重并施展才华。充分说明吴地良善民风的传承性。

从蛮俗到礼俗 中国古代风俗的最高形式是礼乐。春秋晚期,吴地的乐文化甚至高于中原主流国家。包括吴地在内的南方地区,作为商周礼乐主要构成部分的诗乐,曾取得极高的水平。夏、商、周三代诗礼乐舞的顶峰是《箫韶》(或称箾、箫、韶、韶箫)。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兽含[禽] ,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周人代商,农耕文明占据话语霸权,特别是《周礼》的制定,使周鲁之地成为礼乐文明的核心区,吴地顺理成章地被贬为化外之地。但吴地的礼乐文明如璀璨之珠,其光芒终会显现。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在鲁观乐,表现出惊人的鉴赏水平。

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在鲁宫观乐时的评论,成为后人评定《诗经》的标准。如季札对《周南》《召南》的评论:“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毛诗疏注》引《正义》:“作《江有汜》诗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季札评《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周朝,乐舞作为礼仪风俗的一部分,包含严格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等级和政治象征。“八佾舞于庭”,被孔子视为最不可容忍之事。也就是说,像鲁地这样的地区,人们对乐舞的观赏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从而导致礼乐中心地区的士人对三代最高水准的礼乐已不甚了了。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对周等级政治制度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的“荆蛮”吴地,士人反而有接触高水平乐舞的较多机会,通晓乐舞之人更甚于中原主流地区。季札就是其中的代表。

季札之后,吴地文化的代表人物为言偃。言偃在孔门以文学称。言子生于吴王僚时代,曾为鲁国的武城宰。据《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说明言子具有良好的礼乐修养,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补孔子之缺失。

由于吴王夫差以武力争霸,终至败亡,以季札为代表的礼乐成就,长期湮没无闻。

日常习俗 吴地早期气温较高,人们穿衣较少,史籍中称之为“裸国”。传说“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国,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于是欣然而解裳也。……裸国,今吴郡是也”。为了便于在水中活动和操舟,衣着讲求“短绻不绔”“短袂攘卷”。平民百姓没有戴帽穿鞋的习惯,贵族们的衣着则与北方地区相似。出行的工具主要是船只。娱乐则有斗草之戏、龙舟竞渡等。5000年以前,吴地平民的居室以半地穴式或浅地穴室、干栏式的建筑为主。吴立国后,乡村居民平地起屋的可能性较大,城中百姓则居住于平屋之中。国君和贵族则有宫殿、楼阁、台榭、苑囿和庙堂等。吴地贵族居室尚有堀室,可能是古穴居的遗存,也可能是便于储藏等。

1984年,南京博物院等部门对江苏省丹徒县的周墓进行发掘,发现这两座吴墓明显模仿中原的墓葬风俗,又保留了土墩墓的一些特征。墓葬为大型竖穴土坑墓,前有长条形墓道,两边有祭祀台。附葬人无墓坑,带有浓厚的地方风俗。墓中随葬品全部为实用器物,放置的位置则是象征性的。最明显的是墓道中随葬有车马器,表明死者生前拥有车马。墓葬的布局,有的合乎周礼,有的则已僭越。墓葬中用人殉和人祭。与《吴越春秋》所载阖闾为其女滕玉葬时用“童男女与鹤俱入羡门”相合。墓葬中不仅用人殉,还用人祭,殉人用丝织物包裹,且各有一套随葬器物。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鸠杖镦和悬鼓环上5个跪坐的人,展现了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和“以椎髻为俗”的形象:裸体,髡顶,前有短发,散披于额前和耳上,脑后盘有双髻,中有发辫,脑部、背部、臀部、股部皆文图案花纹,文身而不文面,亦不文臂部、胫部及手足。这说明,断发文身,脑后有椎髻,才是吴人的完整形象。

吴国强大时,一度把苏北的淮域纳入其统治范围。苏北的淮夷可能是先秦至汉代纺织水平最高的民族,《禹贡》载:“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可见这一带在数千年以前就以产优质丝织品著称。西周王朝把淮水南北的淮夷视为周人的“布帛之臣”,当时周王室在淮夷设有专门管理丝麻纺织生产的工官。春秋时代,甚至吴的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并最终导致吴楚两国交兵。可见蚕桑业在吴人生活中已具有重要地位。越地有葛山,勾践在此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

夏、商、周三代均有饮酒的丰富记载。《史记集解》:“太康之后,沉湎于酒。”商纣“好酒淫乐”。“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余人。”酒与鱼是吴人的重要饮食。《吴越春秋》:阖闾有女怨父先食“蒸鱼”,竟自杀。吴地早有饮酒之俗。“[公子光]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史记正义》引《吴俗传》云:“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说明春秋时吴人饮酒之风盛行。

春秋时代,吴地具有先进的冶炼技术,干将铸剑,史迹班班可考。《汉书》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俗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于此可见吴地好剑风俗之盛。

吴地长期盛行薄葬。季札出使齐国回国,其子死于途中,尸体不归葬,随地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到吴王阖闾时,始行厚葬。

吴王夫差战败后,羞见伍子胥,“以帛幕面而死,故后人因之制面衣,以为常也”。此俗至今在江苏流传。

吴国强大时,一度把苏北的淮域纳入其统治范围。苏北的淮夷可能是先秦至汉代纺织水平最高的民族,《禹贡》载:“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可见这一带在数千年以前就以产优质丝织品著称。西周王朝把淮水南北的淮夷视为周人的“布帛之臣”,当时周王室在淮夷设有专门管理丝麻纺织生产的工官。春秋时代,甚至吴的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并最终导致吴楚两国交兵。可见蚕桑业在吴人生活中已具有重要地位。越地有葛山,勾践在此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

夏、商、周三代均有饮酒的丰富记载。《史记集解》:“太康之后,沉湎于酒。”商纣“好酒淫乐”。“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余人。”酒与鱼是吴人的重要饮食。《吴越春秋》:阖闾有女怨父先食“蒸鱼”,竟自杀。吴地早有饮酒之俗。“[公子光]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史记正义》引《吴俗传》云:“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说明春秋时吴人饮酒之风盛行。

春秋时代,吴地具有先进的冶炼技术,干将铸剑,史迹班班可考。《汉书》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俗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于此可见吴地好剑风俗之盛。

吴地长期盛行薄葬。季札出使齐国回国,其子死于途中,尸体不归葬,随地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到吴王阖闾时,始行厚葬。

吴王夫差战败后,羞见伍子胥,“以帛幕面而死,故后人因之制面衣,以为常也”。此俗至今在江苏流传。

吴国强大时,一度把苏北的淮域纳入其统治范围。苏北的淮夷可能是先秦至汉代纺织水平最高的民族,《禹贡》载:“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可见这一带在数千年以前就以产优质丝织品著称。西周王朝把淮水南北的淮夷视为周人的“布帛之臣”,当时周王室在淮夷设有专门管理丝麻纺织生产的工官。春秋时代,甚至吴的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并最终导致吴楚两国交兵。可见蚕桑业在吴人生活中已具有重要地位。越地有葛山,勾践在此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

夏、商、周三代均有饮酒的丰富记载。《史记集解》:“太康之后,沉湎于酒。”商纣“好酒淫乐”。“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裸体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牛饮者三千余人。”酒与鱼是吴人的重要饮食。《吴越春秋》:阖闾有女怨父先食“蒸鱼”,竟自杀。吴地早有饮酒之俗。“[公子光]具酒请王僚……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史记正义》引《吴俗传》云:“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说明春秋时吴人饮酒之风盛行。

春秋时代,吴地具有先进的冶炼技术,干将铸剑,史迹班班可考。《汉书》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俗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于此可见吴地好剑风俗之盛。

吴地长期盛行薄葬。季札出使齐国回国,其子死于途中,尸体不归葬,随地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到吴王阖闾时,始行厚葬。

吴王夫差战败后,羞见伍子胥,“以帛幕面而死,故后人因之制面衣,以为常也”。此俗至今在江苏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