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新石器时代风俗：江苏风俗史

青莲岗遗址是治淮文物工作队于1951年底和1952年初在淮安青莲岗调查时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在淮安，北有宿迁县黄泥墩，西有泗阳县朱墩（下层）、泗洪县菱角张（下层），东有淮阴市（今淮安市）山头、淮安县（今楚州区）颜家码头、菱陵集、西韩庄、青莲岗、涟水县笪巷（乙）等9处。面积最大的达15万平方米，最小到250平方米，一般在2000—7000平方米。

该文化的分布大约以江苏为中心，北至山东中、南部，南至太湖沿岸，西至苏皖接壤地区，东至阜宁，东南达淀山湖以东，分布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在江苏省范围内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有65处。经过发掘或探掘的遗址有连云港二涧村，新沂花厅村，邳县刘林、大墩子；南京北阴阳营、太岗寺；苏州越城，吴江梅堰，吴县草鞋山、华山；常州坪墩村等处。青莲岗文化的命名打破了中国史前考古学仰韶—龙山的一元论体系。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的刘林、花厅两期的绝对年代，介于距今4275—5800年之间。

1958年2月，南京博物院对青莲岗遗址的发掘，共发掘和采集到陶片600余片，其中比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有43件。大部分是红陶，灰陶和黑陶极少。石器只有两片砺石和两段残石凿。

青莲岗的遗物属新石器时代，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次为泥质红陶，少见灰、黑陶。器物基本手制，纹饰不甚发达。此外有少量的彩陶，彩陶装饰于钵内壁，其特点是在内壁绘宽带纹、水波纹、鱼网纹、八卦纹等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典型器有宽檐釜、圆锥足鼎、带把钵、三足钵、双耳壶、高圈足豆等。遗址中陶制的生产工具比较发达，计有陶纺轮、网坠、砺石等。在青莲岗遗址还发现过成堆的草拌泥烧土块，一面平整，一面有芦苇秆的印痕，应为木骨泥墙的残迹。

有的学者认为，从文化内涵上比较，青莲岗文化与北辛文化的差异是主要的，而且大汶口文化是直接继承北辛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与青莲岗文化的渊源关系并不明确。也有的学者认为，青莲岗文化和北辛—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若干相类似的文化因素，它们可能在大范围里同属于一个大文化系统。比如属于“古东夷部落集团”，或称“海岱历史文化区”。但它们的差别又很明显。北辛—大汶口文化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说明它们是一个文化系统内的两个发展阶段，是前源后流的关系，而青莲岗文化独具特色，当另有源流。青莲岗文化是淮海地区唯一有特征的原始文化，创造这个文化的部族是古淮夷。

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墓遗址，位于灌云县城北1公里处的大伊山东部山麓台地的青风岭上。1985年2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和灌云县博物馆第一次组织发掘。次年2月，南京博物院又组织第2次发掘，两次揭露总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葬”62座，随葬文物150余件。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一处具有特殊葬俗的氏族墓葬群。在发掘的24座石棺墓中，石棺墓平面均为长方形，构筑时先挖长方形浅土坑，底部略修整，再用数块厚8—15厘米薄石板嵌入泥土中，成为石棺四壁。一般两侧各嵌2—3块，两端各嵌1块，棺底不铺石板。尸体和随葬品放入后，上面平铺数块石板作棺盖。石棺一般口大底小，头宽脚窄。成人石棺长1.85—2.2米、宽0.38—0.8米、高0.28—0.45米；儿童石棺长1.07—1.61米、宽0.38—0.47米、高0.31—0.36米。所用石材为花岗片麻岩质，系大伊山所出。制作不规整，大部分未经加工。石棺墓同向排列，分布密集，各墓之间有一定距离。均为单棺，墓向朝东，在66—88度之间。石棺内人骨架大多已腐朽。有8座墓葬人骨架保存较好。直接放于石棺的地面上。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尸体直接放置于石棺内，有1座用红陶钵覆盖在死者头部。墓葬石棺盖板距地表深0.15—0.68米不等。埋葬较浅的15座墓葬的石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24座墓中，有叠压关系的3组，打破关系的2组。24座墓葬中，有随葬品的仅11座。共出随葬品20件，均放置于石棺内。石、骨器生产工具置于腹侧和脚部，装饰品多置于头部，陶制生活器皿多置于头部和脚部。

大伊山两次发掘的62座墓所出器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石器均为磨制，少数留有打制痕迹，器种有斧、锛、杵、研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常见器种有釜、鼎、钵、盆、罐、支座、锉等。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窄堆纹、乳丁纹、刻画纹。墓葬中随葬陶器以釜、钵、罐或鼎、钵、盆为基本组合。陶釜敞口，腹部饰附加堆纹、乳丁纹等，与山东滕县北辛遗址、江苏连云港二涧村下层出土同类器有相似之处。陶鼎腹部饰附加堆纹，鼎足呈柱状或乳丁状。陶钵多为平底，部分为“红顶钵”。有的钵、盆附羊角状把手。另有圆柱状陶支座等遗物。这些都与北辛、二涧村下层、大村、淮安青莲岗、大墩子下层等遗址出土同类器物相近似。带腰檐喇叭形圈足器、腰檐鼎与江苏淮安青莲岗遗址、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腰檐釜相似。石斧、石锛、石杵与大墩子下层出土同类器相同，石斧又与淮安青莲岗、二涧村下层、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物有相同之处。根据以上比较，大伊山遗址是海岱历史文化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早于大汶口的一个文化类型。墓中有随葬品的一般为一两件，最多的l墓4件，没有质的差别。石棺用料不讲究，厚薄不一。这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氏族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贫富尊卑的差别。

将军崖岩画，位于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镇桃花村锦屏山南麓的后小山西端，岩画刻于海拔20米处。在长22米、宽15米的平整光亮的黑色岩石上，分布为三组内容，有人面、农作物、鸟兽、星云等图案以及各种符号。将军崖的西、北两面，近临冲沟宽阔的蚂蟥涧。这一带多次发现过网坠、骨针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自此向东150米处，在1979年发现了桃花涧旧石器晚期遗址。再向东2公里便是著名的二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二涧村东南1公里曾发掘了不少亚洲象、水牛、鹿、马等动物化石。1979年11月底，该岩画首次被发现。1980年7月，俞伟超在连云港指出：“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岩画，而且是一处反映3000年前我国东夷部落生产和生活的画面。”第二天，俞伟超在连云港所做的《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的学术报告，将岩画推定为3000年前殷商之际东夷部落的社祀场所。后来，学者在第一组岩画中发现了“勾芒”人面像的岩刻。将海州的上古文明史推到6000年前。证明将军崖岩画是上古时期勾芒部落观天测象的记录。其中第二组星象图，大石上的圆窝以及子午线、太阳刻划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的成果。因而可以推断将军崖是有着明确氏族标志、成文连续实录，并与图腾徽铭相间的天文观测灵台、敬天法祖的祭坛，是6000年前东夷先民的朝圣中心。

沭阳万北遗址属淮、沂、沭河的冲积平原区，由于其周围地区后期黄泛堆积的不断增高，该遗址现仅高出四周地表2米左右。1987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田野调查时发现该遗址，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南距沭阳县城15公里，分水沙河和古泊河分别在遗址东、北约2公里处流过。

万北遗址的第一期文化是迄今苏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早遗存，C14年代测定距今6540±90年（树轮校正）。该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釜、罐为主要炊器。陶系单纯，陶器皆手制。陶器除釜、钵外，一般器形偏小，器体厚重且不规整，生产工具以骨器为主，目前尚未发现石器工具。从其部分陶器的规整化，骨器工具的精致程度等方面考察，当时的生产力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代表了手制陶器发达阶段人类生活的水平。该期文化的地层中有大量的丽蚌壳堆积，并残留有莲子、芡实等植物种子，说明当时动植物资源丰富，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渔业、采集占有突出的地位，农业可能只占很小的比重。万北一期的陶器中的釜、鼎、罐等均与淮河中游安徽定远侯家寨的一期文化同类器物相似。

万北遗址第二期文化下部地层的C14年代距今6435±195年（树轮校正），比第一期文化略晚。该期文化的主要特征为炊器，以釜为主，鼎的数量很少。陶器的质地和颜色，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器中彩陶占有相当比例，器表多附加堆纹和划刺纹。陶器除极少部分的鼎、小口双耳壶等与山东沿海的北辛文化相同，内壁彩陶钵与北辛文化中的口沿饰带状黑彩的钵迥然不同，而与以往江淮地区青莲岗遗址的内彩陶钵如出一辙。其他陶器如造型为I字形，圆柱束腰形的支座亦与北辛文化的猪嘴形支座风格相异。该期遗存中有2座儿童墓葬，均用红陶钵盖头，这与江苏近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死者头部覆盖红陶钵的习俗相同。由于该遗址地处近海湖滨，生态环境优越，丰富的自然资源迟滞了当地农业的发展速度，生产工具仍以骨器为主，缺乏石制工具。其地层中动物残骸丰富，经鉴定主要为麋鹿和猪，而且相当数量的猪属于家养。说明此时除狩猎外，家畜饲养已成为人类的重要肉食来源。因此，万北遗址的文化面貌从总体上看，应属青莲岗文化范畴。

万北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无论就陶器的组合、造型、石器的制作、种类，墓葬的形制、葬式等方面来看，均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阶段相同。不过出土的瓦楞纹壶在大汶口文化中较少见，而与江淮之间青墩遗址中崧泽文化的同类器相似。这说明万北遗址第三期文化或多或少仍然保持着与江淮之间的交往。

万北遗址的第四期文化遗存比较单薄，其文化特征，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尊形器比较流行，其中圈足和假圈足的杯状尊形器为胶东地区岳石文化所常见，其他如浅盘、粗高把的豆，三角锥形足鼎等亦是胶东地区岳石文化中的盛行器。而万北遗址出土的碗形豆、刻划线纹的鬲等则少见于以往胶东地区，而与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同类器物相似。此外，万北遗址出土的细绳纹带流钵，折腹平底圈足的簋等器形则稍具自身特点。

万北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地处淮河支流沂、沭河以东平原，属古代海岱区和江淮文化区的中间地带。由于沂沭河下游地区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较早的生息地之一，其在第一期文化时期与淮河中游的面貌基本一致，而与黄河下游流域的北辛文化的关系甚微。以后随着锄耕农业的兴起，万北二期文化，在总体上仍属于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范畴，但已受到山东沿海北辛文化的部分影响。至第二期文化时期，该地区虽仍与江淮之间有所交往，但已基本被大汶口文化所包容。至第四期文化时期，该地区已完全被纳入海岱文化区的范畴。

大墩子遗址位于苏鲁边境，属江苏邳县，在县北40余公里，南距邳县四户镇3.5公里，北距山东苍山县小湖子约3公里。1962年12月发现，面积5万平方米左右。大墩子遗址的C14测定年代为距今6445±200年。文化层内共出土石器62件，除2件石环为装饰物外，其余均为生产工具。计有斧、锛、铲、凿、磨棒和砺石等种。共出土23件骨、角、牙器，有锥、针、端刃器、簪、柶等。陶片的质地主要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在大墩子遗址共发现墓葬44座，墓葬人架的头向都一律向东，除1座为仰卧屈肢葬外，其他所有的都是仰卧伸肢葬。

大墩子遗址属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类型，大墩子人属于接近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居民同属一系。这里的人身材高大，并且喜欢用各种玉饰、骨饰、牙饰等来装饰自己，这些装饰品中有猪獠牙做成的束发器，有骨梳，有骨制雕花串珠。其中雕花串珠制作精美，显示出相当高的工艺制作水平。遗址中人的枕骨部分大都经过了人工变形，其成年人头骨中的门齿普遍被拔掉，由此可见当时这里盛行这两种习俗。单就拔牙而言，大墩子算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盛行此种习俗的部落。从出土的陶屋模型可以看出，大墩子人已经脱离了穴居巢宿的阶段。陶屋形制中，立面为长方形的房屋，屋顶呈四角攒尖式，三面开窗，一面设门，门口及周围的墙上还刻有狗的形象；另外还有立面为三角形的房屋，同样设有门窗；断面为圆形的房屋更是显得别具一格，短檐，攒尖式顶，且有五道戗脊。这些都表明了大墩子人已摆脱了单一的居住形式，掌握了多种营造技术，创造出不同形式的地面住宅。大墩子人的生活已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还可以选择适于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的地区定居下来。

大墩子遗址地理环境优越，非常有利于先民们在此进行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常见的穿孔石斧、石铲、大型石锛、蚌镰等，石器制作光滑细腻，还有鹿角镰和石镐，这两种工具的发现均属罕见。特别是石镐与当今劳动工具“洋镐”已无二致，为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首次发现。大墩子人作为东夷部落的一个氏族，农业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出土的碳化粟粒说明大墩子人与黄河流域的其他先民一样，都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大墩子部落的畜牧业也相当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这里盛行殉狗、殉猪的风俗，殉葬的猪中有的猪龄竟达两年以上。葬猪之风可以说是某种原始信仰的体现，同时也可以说是财富的象征，只有家畜饲养有了相当的发展，才能使殉猪成为可能。在渔猎工具中发现有投叉大鱼用的鱼镖，有捕捞用的网坠，还有垂钓用的鱼钩，有用以捕捉猎杀动物用的匕首、矛等。这些工具除网坠以外大都是石质或骨质的。反映出渔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大墩子文化中有风格独特的彩陶器。这些彩陶器的色彩以红、白、紫、褐、黑等几种颜色为主；器型以日常生活用具罐、盆、钵等为主。彩陶钵的肩、腹施以白衣，用红褐彩画线条、圆点、弧边、三角等纹样，构成一幅周连的花纹图案。三足钵的造型为敛口、斜腹、圆底，长方凿形足外撇，口沿和腹部涂上紫色，再绘以白色栅纹，其间绘一道白色弦纹。紫白相间，相映成趣。彩陶盆口沿施白色，绘褐彩三角纹和红黑相间的竖线纹，腹涂红衣，绘白色八角星纹。星纹周边以黑彩勾勒轮廓，图案富于层次变化，构图新颖别致，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大墩子的彩陶花纹多以植物花纹为主，明显有别于以鱼形、蛙形等动物图案为主的仰韶文化彩陶。植物花纹经过变形处理，线条舒展流畅，构图灵活统一。另外，大墩子人还把动物的形象融入了陶器的造型，其中一件蜗形壶，外形为螺旋形，造型十分生动。大墩子遗址的氏族墓地，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墓葬简单，随葬品少。晚期墓葬除随葬品出现了多寡不均的现象外，还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这应该是夫妻合葬。大墩子遗址墓葬的方向一律向东，这种葬式的确定，是古人根据太阳升起的规律，从中得到启示，以此来寓托原始人对生命延续的渴求和对太阳的崇拜。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多少变化分析，大墩子墓地的早期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晚期则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刘林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刘庄村西南，为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处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1960年3—6月南京博物院进行第一次发掘。有大批的动物骨骼出土，如鹿角、鹿骨、猪骨、猪牙、鱼骨、龟壳、麻龟板等，而且许多骨骼上都有火烧的痕迹。把狗随葬在人的足边，说明当时猎取野兽时，已使用猎犬。而骨镖和大量网坠的出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渔猎还占一定的比重。许多石斧、石锛和钩割谷物的牙质钩形器的发现，反映当时农业经济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1964年春季对刘林遗址进行第2次发掘，在墓葬中出土有4件彩陶器。各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比较贫乏，但也有一部分相当丰富。随葬品多寡不均的现象，晚期比早期更为显著。随葬品在19件以上的早期墓只有1座，而晚期墓却有7座。由于这些墓葬都处在同一公共葬地，说明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随葬器物的多寡说明当时虽仍处于氏族公社阶段，但已开始贫富分化，不过还不像山东大汶口墓葬分化得那么悬殊。墓葬绝大多数都为仰身直肢葬，但也发现少数比较特殊的葬式。如迁葬，仰身或侧身屈肢葬，盘臂盘腿葬，折头葬等。特别是后二者在其他同时代的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对死者采用这些异常的葬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原始宗教习俗。可能这些都是对凶死或难产致死所采用的一些特殊葬式。

花厅遗址在江苏省新沂县城西南18公里，位于马陵山丘陵地南端海拔69米的高地上，范围南至花厅村，北至徐庄北，东至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花厅墓葬的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相当，距今有5000多年，为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遗址。1952—1989年先后4次发掘，已清理墓葬78座。该遗址是唯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内史前文化遗址。

花厅墓地是继大汶口墓群之后，近年来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最典型、最丰富的遗存之一。随葬品中的部分陶器和玉器具有浓厚的良渚风格，尤其有些玉器上装饰良渚文化特征的神人兽面“神徽”，反映出海岱和太湖两大文化区之间不仅有物质文化的交流，而且已出现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在花厅中、晚期墓葬内出现了人殉现象。花厅发掘所获的资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现象。穿孔石斧、有段石铸、石刀等的发现，表明了原始农业的发展。墓葬内随葬数量较多的猪下颌、完整猪头、猪蹄、完整狗骨架等，说明当时已出现了显示财富的风俗，同时也揭示了农业的发展带来了饲养业的兴旺，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已相当发达。墓葬内出土大量的精美玉器和陶器，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形象生动的猪形陶罐等，表明对造型艺术的掌握已经相当熟练。在花厅几乎所有的大小墓葬内，都出土绿松石耳坠和玉质的镯、环、佩、串饰、瑗、锥等装饰品。

综上所述，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江南与苏北均具有非常完整及系统的文明证据，两个地区的文明发现既有相融合的地方，也保持了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形成各自的体系。因此，江南苏北的风俗差异可谓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