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风俗史：风俗演进与发展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风俗是有高下之辨的。这一勇于创新的精神，成为后代统治者易风改俗的依据。北魏孝文帝的移风易俗也非常具有开创意义，他甚至把本民族的语言予以舍弃。风俗的“演进”和“发展”系指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文化、政治，特别是制度、法律等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总和的演进，同时包括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化过程，以个人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公平程度。

风俗是有高下之辨的。远古人类的食人之习、商代大规模的人殉之风、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孩童祭神、父亡子殉、夫殁妻随、溺婴杀女、刲肉疗亲、缠足束胸、尝粪辨疾、采阴补阳、炼丹服散、指腹为婚、逼酒拼酒、洞房耍闹、“小马拉大车”（幼儿迎娶成年女性）等风俗无疑属于低下的陋俗。是以中国古代一直强调“移风易俗”。

在面临重大政治关头，有开拓精神的统治者往往会进行大刀阔斧式的风俗变革，以把握历史的转折点。战国时赵武灵王对风俗的理解颇具革命性：

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正是在他主导下的“胡服骑射”这一重大风俗变革，使得赵国长期成为与秦国抗衡对峙的强国之一。这一勇于创新的精神，成为后代统治者易风改俗的依据。汉代匡衡言：“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

北魏孝文帝的移风易俗也非常具有开创意义，他甚至把本民族的语言予以舍弃。他下令：“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这种举措，甚至千年后的清朝早期统治者都无法接受。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清太宗皇太极评价与孝文帝类似的金熙宗改革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于此可见北魏孝文帝的勇气。

在和平年代，中国古代有识见的统治者多希望通过慎刑、正身、守法、制礼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法来改良风习，培育公俗良序。唐太宗初即位时，有人劝他以威刑肃天下，魏徵大加反对，“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开创唐后期盛世的唐宪宗则接受李绛对风俗方面的建议：“法令行而下不违，教化笃而俗必迁。”宋真宗认识到君主对风俗的影响力，以提醒自己警惕法令的偏失：“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国家法令，不可不谨。”苏轼的看法与此相同：“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刘清之更言于宋孝宗：“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但纵观历史，以君主个人喜好所变异的风俗，往往有着两面性。

《礼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以宋神宗强调：“化民成俗，必自庠序。”

元代常有人提出改革蒙古、西域风俗。乌古孙良桢认为，父死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不服父母丧等国俗应予改革。他奏称：“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同样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这种从儒家礼教出发的改良建议，谈不上社会进步，事实上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带有抑制本能、摧残人性的制度设计。没有得到推行，也为情理中事。

衡量风俗发展的高低，同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水平。风俗的“演进”和“发展”系指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文化、政治，特别是制度、法律等一系列社会存在的总和的演进，同时包括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化过程，以个人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公平程度。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描述，人类社会演化的最高目标，“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本书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地域风俗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基本的衡定标准。

另外，江苏设省于康熙六年（1667年），本书所述康熙六年以前的“江苏”，主要是地域概念，而非行政区概念。康熙以后的“江苏”，依其不同时代的行政管辖范围的变化而略有不同。

江苏风俗史：风俗演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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