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环境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来自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决定于口述者叙述内容是否真实，决定于他能否将记忆之真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自然的客观原因主要源于记忆的自身特性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体现为记忆的储存、回忆及呈现过程存在主观性、重构性及选择性，及记忆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遗忘现象。记忆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储存在人脑中的记忆会变得模糊、错误乃至遗忘。但影响口述者记忆呈现的因素，更多来自口述者心境、情绪、动机、信任度、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历史记忆呈现的又一重帷幕，这重帷幕对历史记忆呈现产生了严重的阻隔作用。历史记忆的变形与变声，是人的自身机能作用的结果；而历史记忆的扭曲与伪造，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影响口述者记忆呈现的因素，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智能素养及社会环境等。生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年龄、体质、记忆力等因生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记忆是人脑的机能，会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记忆力的好坏，都对历史记忆的储存及其呈现产生影响。口述者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忆及记忆误差就越大。口述访谈一般是在事件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的，口述者年纪较大，身体虚弱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历史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容易出现记忆误差，如记错了时间地点，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及记忆失真现象等。经常出现的记忆失真情况有两种：一是记忆前后矛盾；二是对所述情节前后叠加，诸多事体相互交织混淆不清。这种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记忆呈现的失误，属年深日久而导致的无意识的记忆偏差。它是人类生理自然局限的真实体现，也是人类无法根本改变的自然属性所致。

心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情绪、感情、动机、心境、认知能力等心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不仅人与人之间情感及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差异，而且口述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也有差异。因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伴随着理性作用，认知能力的差异也导致历史记忆呈现状况的差异。个人经历对历史记忆的形成和保持有较大影响。因口述者在人生经历上的差别，其对相同事件的感受和述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怀旧主义与感情机制的作用，历史记忆呈现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色彩，口述者会在无意识中扭曲历史事实，使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变形。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感受还难以脱离其民族国家制限，在回忆时会带有自己的民族情感，极力维护自己国家、民族、亲友的声誉，揭露敌对者的罪恶。1982年出版的《撕裂的国家：以色列独立战争口述史》是关于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口述历史记忆著作。由于这场战争涉及对立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故双方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有较大差别，口头叙述这段历史时的感情、体验和情绪也就存在巨大差异。口述者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怀着对本民族的同情进行叙述，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民族辩护。作者从同情以色列人的立场出发，主要采访了一些以色列人，附带采访了几个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结果全书带有明显的以色列辩护的倾向。作者毫不犹豫地说：“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的同情者，对我来说，要做到客观和公正是绝对不可能的。”[6]由于历史记忆在具体呈现时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民族情绪，对立着的族群很难正视“过去”，故其对相同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其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矛盾、冲突甚至根本对立的。如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与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之间，人们通常陷于无休止的历史记忆竞赛中。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时的心理状态。口述动机决定着口述者为什么要说、说什么及怎样说，关系到历史记忆呈现的真实程度。口述者对记忆呈现抱着复杂的心理状态，如抵制心、疑防心、迎合心和应景心、羡憎情结、历史泄愤等，心态差异影响着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口述者存在着多种口述动机，如辩诬白谤型、获取报酬型、维护正义型、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公益事业型、历史责任型等。动机的不同影响口述者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内容的选择，每种动机对历史记忆的呈现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口述者对口述后果的预期，导致其有意识隐瞒或遮蔽部分真相，影响其叙述的真实性。

口述者叙述的历史，是其记忆中的历史，记忆所呈现的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记忆中的部分历史真实，并且这种真实是经过后来经验改造和重构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历史记忆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体，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口述访谈的过程，是重新唤醒历史记忆、呈现历史记忆的过程。但这种呈现不是自然的客观呈现，而是经过口述者主观加工、再构造和再选择后的呈现。哪些“过去”作为历史记忆被呈现出来？这是口述者主观选择的结果。他所呈现出来的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被重构的有关过去的所谓事实。这种事实是主观化的事实，是口述者经过主观变异而构建后的所谓事实。历史记忆中的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有相当远的距离。口述者总是依据后来的感受编造先前的经验与经历，即便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也不能例外。章太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庚子国变前后，但章氏此后坚守民族主义立场，故其晚年向弟子们叙述自己的早年历史时，不断渲染自己从孩童时期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显然是以后来的意识回溯早期历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的陈述都有类似现象。

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渗透了随后的经验，其历史叙述的内容是记忆中的历史事实，亦即不是历史之真，而是记忆之真；而记忆之真是由当时存储的记忆和随后增加的经验共同改造过、重新建构过的历史记忆。口述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经历、对亲人的情感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可能使历史记忆呈现出现扭曲，都难以保障记忆呈现的客观。对此，约翰·托什指出：“但当历史学家从现场消失时，困难也远未消除。因为，甚至受访者也不是在直接触及过去。不管是多么的准确和生动，他或她的记忆都渗透着随后的经验。他们也许会受从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是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他们也许会受怀旧之情（那时的时代是美好的）的左右，或为对儿童时期贫困的不满所扭曲，这种不满会影响他们随后的生活。对任何人而言，倾听感受和看法——例如对父母的情感或对工会官员的不信任——通常会深信口述证据的可靠性，然而它们也许只是稍后经历的情感表述，而不是所涉及的那个时期的。”[7]

历史记忆的呈现与“现在”息息相关，受当下情景的影响，受后来经验的渗透。受口述者后来经验的影响，历史记忆通常会将“过去”的历史变成“现在”的历史，将“过去的声音”变成“现在的声音”。口述者以现在的语言、情景和风格叙述过去的故事，呈现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邓小平时代的人们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故事，故事是毛时代的，但叙述方式则是邓时代的。其对历史记忆的呈现，已经渗入邓小平时代的语言风格、语言词汇和价值判断因素，并且其叙述的历史记忆内容，是根据邓小平时代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取舍选择后的部分历史记忆，并非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历史记忆，带有明显的“后见之明”色彩。

历史记忆受后来经验的影响，是历史记忆的特性。“不管它依赖的证据是什么样的，与过去直接接触的观念都是一种幻象，但也许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那些源自后见之明的证据。‘过去的声音’ 也必然同时是现在的声音。”[8]历史学家在评价保罗·汤普森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时认为，活下来的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后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现在又变成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他们对“过去”的回忆明显受到现时代的影响。故批评者质问：“他们的童年记忆，难道不是有很多是在他们年龄较大时回忆的产物吗？他们后来也许会读到的自传或小说难道不会强化某些印象而弱化其他印象吗？电影或电视节目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意识产生某种影响吗？”[9]

口述者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历史事实，必然导致对相同事件的多种呈现和多种声音。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当事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历史记忆。它们都在述说各自记忆中的事实，表达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意识形态，都在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作证。历史记忆的多重叙述呈现，体现了记忆呈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记忆叙述呈现的多样性，被称为“罗生门”现象。口述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历史记忆内容差异的根源。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事人都宣称自己的记忆还原了历史真相，而这些记忆又是矛盾的，就意味着这些相互对立的历史记忆总有偏离真实之处。面对这种“众声喧哗”的记忆呈现状态，尽管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分析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复原相关事件真相，接近历史真相，但这种现象典型地体现了历史记忆的不可靠性，增加了人们对历史记忆呈现方式及其结果的不可信度，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种“罗生门”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记忆呈现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的多重呈现，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对于追求历史记忆的真实性是困难的，但对研究历史记忆呈现背后的意义却是有价值的。[10]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11]历史记忆的“多声部”呈现，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呈现方式。

如果说依据后来的感受回溯先前的活动是历史记忆受到后来经验影响所致的话，那么，有意回避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编造或者隐瞒历史事实，则是受社会现实利害影响而出现的现象。在历史记忆呈现的选择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哪些历史事实，会进入他的记忆，哪些历史记忆会呈现出来，是口述者主观选择的结果。历史记忆呈现的选择，取决于口述者的价值观及其背后的选择权力。历史记忆的内容庞杂，究竟哪些内容被置于优先呈现的地位？显然是那些被视为有价值、有意义的记忆内容。但如何判断记忆内容的价值和意义？社会权力操纵着历史的呈现及历史叙述，影响着历史记忆在内容及呈现方式的选择。既然历史记忆本身及其呈现内容是有选择的，那么历史叙述就必然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是历史记忆的完整呈现。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口述者有意删改某些记忆中的真实，遮蔽某些历史事实，仅仅叙述那些对自己（或族群）有益的历史记忆，所依据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主导的现实利害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是制约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重要因素。口述者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难以完全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或仅仅讲述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同时掩盖另一种真相。他叙述的仅仅是对自己有利无害的部分真相，是政治势力许可范围内的部分真相。为了迎合政治权势，他们在叙述时会有意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这部分真相，有意回避对自己不利的那部分真相；对敌对者会有意进行贬损，对亲近者会有意褒扬。屈从于政治压力，他们可能会有意伪造历史记忆（“文革”中专案组所谓“黑材料”即为明证），伤害某些人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使口述者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很难做到客观，不是其历史记忆中没有关于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正面积极形象的记忆，而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将其呈现出来。

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同样产生较大影响。口述者的记忆建构及其呈现，明显受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口述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是口述者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逐渐趋同所在群体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用群体价值观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和从众心态。群体记忆既可以促使个人记忆接近历史真实，但也可能为了屈从群体认知、群体价值而怀疑甚至修正自己的记忆，导致偏离历史真实。澳大利亚澳新军团口述者对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便是典型的案例。澳新军团参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对澳大利亚国家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故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官方加以宣传。阿利斯戴尔·汤姆森的研究，揭示了那些在战斗中经历过创伤和无能为力感的人是如何压制其个体记忆，以与有关他们在前线忠诚、勇敢和友爱的公认描述相匹配，直至今天多数澳大利亚人仍然接受这种叙述。这是典型的个体记忆屈从于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的案例。正因如此，约翰·托什得出结论：“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塑造，由此它们经常会与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对事件的认识产生分歧。口述史能够揭示分歧产生的过程，这样做有助于理解普通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意识。就他或她的证词而言，言说者的主观性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对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12]

此外，口述者的人格、信仰、品德、认知能力都会影响到历史记忆呈现时的真实性。王海晨指出：口述者人格对口述真实性的影响是整体的、宏观的和不知不觉的，而口述者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则是具体的、直接的和感性的。亲历、亲见、亲闻是采访者为口述者“说什么”划定的范围，也是口述者“怎么说”的标准。口述者所叙述的历史记忆，对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谈政事的真实性低于谈家事，家事低于情事，情事低于心事，至于琐事需要做综合判断。[13]因此，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保持警惕。约翰·托什警告说：“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力量所在，也因而是它的主要局限性所在，历史学家需要谨防陷入被访问者的思想范畴之中。”[14]

这样看来，影响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因素，除了生理层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心理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个人经历、情感及动机等心理因素对历史记忆呈现的影响，是无意识的；现实利害、主流社会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等社会环境因素，则是有意识的。社会环境因素对口述者选择记忆、叙事角度、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有着难以抗拒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呈现深受社会现实利益、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受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过滤和阻隔后而形成的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显然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着较远的距离，与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则会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