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画交响：影像与音乐的表现性研究

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音乐可以提供娱乐，也可以成为精神的象征，从喧闹的舞会到神圣的典礼都少不了音乐。然而另一方面，音乐又是艺术诸门类中最为抽象的，对音乐的理解也没有所谓唯一“正确”的答案，对音乐的感受大多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

电影的风格及画面中的元素往往会影响音乐风格的取向，音乐作为最容易被察觉、最容易唤起情感的一种元素往往会受到导演的重视，然而对音乐的选择和使用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音乐的风格又是如此地纷繁复杂、千姿百态。

音乐风格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某个历史时期，往往会具有某些相似的风格特征。如同我们在谈论服装、首饰、汽车、建筑等，“风格”一词往往是只能意会的，很难准确地进行定义。在音乐中，概括地讲，风格是指用各种音乐要素组合出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表现方式，呈现时有独特的听觉体验。对于电影音乐的源头和重要的基石——西方管弦乐技法来讲，音乐要素就是进行音乐创作所采用的手段——旋律、节奏、音色、力度、和声、织体，等等。

1891年5月，柴可夫斯基在出席卡内基音乐厅的开幕音乐会时，开始创作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但是在表现剧中的小精灵时，他曾认为“以音乐描述甜蜜小精灵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此后在巴黎停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新发明的钟琴的演奏。于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钟琴由此赢得了永久的名声，常常被用来表现奇幻的场景。由此可见，音色对作曲家的重要性。

一般来讲，音色属于配器的范畴，并不是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在音乐构成的听觉世界中，音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表现要素，因为它最容易被听众所识别。

在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仅限于表示每种乐器的声音个性特征的概念，即一种乐器区别于其他乐器所发出声音的特质。对于音乐家来说，音色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力往往还要与具体的音区、音响密度、音响厚度以及声部的排列有关。例如，即使是同一种乐器，入门级的练习琴和身价昂贵的名琴发出的音色是有差异的，即便是同一把琴，不同的演奏者操琴发出的音色也不同，而且，在不同的音区演奏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音色变化和力度变化。

对音色的识别，往往要进行各种分类，例如西洋的管弦乐器、民族乐器、电子乐器，等等，每一类又进行细分，拿演奏交响乐的管弦乐团来说，又分为弦乐组、管乐组、打击乐组等，而弦乐器又细分为弓弦乐器和弹拨乐器，管乐器又细分为铜管乐器和木管乐器，了解这些都是进行音乐赏析必备的基础，在进行电影音乐分析时，也同样重要。

铜管乐器的音色明亮、饱满，力度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所以经常被用在音乐的高潮处，来烘托辉煌的场面或者表现英雄的气概。随着号的体积增大和号管的加长，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从低音区到高音区，铜管乐器的主要角色有：大号、长号、圆号和小号，所以小号高亢、嘹亮的声音往往会有极强的穿透力，从而引起关注。由于这些特点，铜管乐在军事题材的电影中使用量非常大。例如，在电影《巴顿将军》中铜管乐就很好地烘托出战斗的场景以及军人的使命感。在约翰·威廉姆斯为电影《星球大战》创作的主题音乐中，铜管乐营造的磅礴气势让人联想到庞大的星际舰队（图3-2）。

图3-2 铜管乐器在电影《巴顿将军》和《星球大战》中的应用

有的时候，通过在铜管乐器号体的喇叭口中塞入弱音器会改变音色，配合上演奏人员的特殊吹奏技巧，会发出许多特殊的声响，包括带有滑稽色彩的“呱呱呱”声，以创造出某些具有喜剧感的段落，铜管乐也常常出现在爵士乐和拉丁音乐中。

木管乐器最初得名是由于通过吹进木制管子的空气来发声，管身上都开着小孔是所有木管乐器的共有特征，音孔的开闭会改变发声的音高，不过，如今有一些木管乐器已经完全是用金属来制造的。

木管乐器按发声时的振动方式，分为向吹孔内吹气（如长笛）和吹动簧片（如单簧管、双簧管）两大类，两大类下面的种类也比较多。簧管类木管乐器需要演奏者吹奏一个安在吹嘴上的芦苇茎制成的簧片发声，声音适合表现草木林间、田园风光；笛类木管乐器在交响乐队中发出的尖锐的声音常常被作曲家用来表现狂风呼啸，当然，它们也能演奏出可爱的、银铃般的声音。木管乐器音色差别很大，丰富而多样，经常会担当演奏旋律声部的重任。例如，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作曲家三宝创作了优美动人的主题音乐，在片中用多种乐器分别予以演奏，用竹笛主奏的段落配合诗意、感人的温暖画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审美感受（图3-3）。

图3-3 竹笛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应用

弦乐器包含了所有依靠琴弦振动产生声音的乐器，其中依靠琴弓拉奏琴弦的称为弓弦乐器，即提琴家族，其发音的效果非常统一，具有很好的整体性、融合性和歌唱性。在所有的乐器组中，弓弦乐器所具有的功能最多，表现的方法、范围也最广。弦乐组能产生丰富的音色，很宽的音域和力度范围，擅长做各种技巧的发挥。例如，演奏手法有拨奏、揉弦、震音、泛音等多种表现方式。手法的不同会产生各种新的音响效果。例如，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由约翰·威廉姆斯作曲、著名犹太籍小提琴家帕尔曼演奏的动人主题音乐，传递出“无限的心酸、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对生命的赞美”^[1]的复杂感受，同时音乐也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而在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精神病患者》中，同样是小提琴的演奏，作曲家伯纳德·赫尔曼却营造出了惊悚的浴室谋杀案。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每当杰克船长将剧情推向高潮时，由克劳斯·巴德尔特和汉斯·季默创作的主题音乐《他是个海盗》（He's a Pirate）响起时，弦乐组又传递出令人鼓舞的自由、灵动。

图3-4 弓弦乐器在三部电影中的应用

此外，弦乐器中的拨弦乐器如竖琴、吉他和泽特琴，也会给音响增添独特的色彩。例如在李安导演的电影《断背山》中，作曲家古斯塔沃·桑托拉拉（Gustavo Santaolalla）专注于吉他，为电影创作的配乐被很多乐迷称为“一把吉他托起一座断背山”，同时音乐也获得了第7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而在伍迪·艾伦导演的电影《午夜巴塞罗那》中，西班牙弗拉门戈吉他又展示出另外一种色彩，时而热情似火，时而挣扎迷茫。而近些年随着印度题材电影的兴起，印度的传统弹拨乐器西塔尔也屡屡在电影配乐中出现，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图3-5）。

一些打击乐器如大鼓或钹能发出力度极大的声音，所以往往用来加强低音和力度，渲染乐曲的热闹气氛或烘托高潮。打击乐器大多是用槌或棒敲击演奏的，多被用来强调节奏和跳跃感。像钟琴、木琴、排钟等打击乐器，也可以用来演奏旋律。在电影中表现力度感的段落一般会采用打击乐，例如两军交战、打斗场面等。《爆裂鼓手》就是一部有着众多架子鼓演奏镜头表现的音乐剧情片（图3-6）。

图3-5 弹拨乐器在三部电影中的应用

图3-6 打击乐器在电影《爆裂鼓手》中的应用

与前面的乐器相比，钢琴这种键盘乐器的发声原理属于弦乐器，通过乐手弹奏琴键，驱动一个带毡毛垫的琴槌击打琴弦（从低音区的单根琴弦到高音区的一组琴弦）而发出声音，力度和音域表现都比较宽广。由于采用一个一个的琴键界定音高，钢琴不能演奏滑音，但钢琴还是有较强的综合表现，既可以主奏又可以为其他乐器伴奏，也成了默片时期首选的经济型配乐装置。由于出现的频次太高，有的时候色彩上表现比较中庸，但在电影里如果结合剧情，加上动人的旋律，也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丹尼·艾夫曼在蒂姆·波顿导演的动画电影《僵尸新娘》中谱写的主题音乐，成为男女主角心灵沟通的重要桥梁（图3-7）。

图3-7 钢琴在电影《僵尸新娘》中的应用

除此之外，人声作为一种特殊的乐器也有非同寻常的表现力。人声的歌唱总会有一种磁性的吸引力，采用无词义的人声哼唱更是可以跨域语言的界限，带给人最直接的感染力。童声合唱、教堂里的圣歌、部落的齐颂、母亲的催眠曲等，往往是电影中重要的人声音色表现方式。例如，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图3-8），辛德勒和女秘书骑马在山坡上目睹了党卫军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场景。当一个穿红色大衣的小女孩出现在充满血腥的街道上，出现了童声合唱的声音，合唱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女孩身上，这个可爱的女孩与整个血腥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随着暴行和杀戮愈演愈烈，“童声合唱一直贯穿在这一组画面里，产生十分强烈的视听对比。穿着红衣的女孩象征着幸福和生命，童声合唱的出现则在强调红衣女孩所象征的生存的权利和美好的生活。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刺激了辛德勒，唤醒了他内心的良知”^[2]。

图3-8 人声音色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应用

从技术上讲，电子乐器可以创建任何听感的声音，但是人们在接受时还是倾向于从自身原有的认知范围内找出类似的音色，比如这个电子音色类似于风笛，那个电子音色类似于女声吟唱，等等。新音色的拓展也是电子乐器的重要表现手段，例如，现代人都非常熟悉的电吉他的过载效果“呱呱”的声音。

电声乐队与交响乐队相比，无论从音响呈现效果还是创作理念，都存在较大的分歧，电子乐器和声学乐器的音色及演奏表现方式有时候很难实现融合，在电影配乐中也往往会对两者进行有效的区分。

相对而言，电子风格的配乐手法适用的题材也往往是现代或者未来题材，很少涉及古代题材。不过也有例外，比如电影《角斗士》这个发生在古罗马帝国的故事中就出现了电子乐器的身影，而在《盗梦空间》这个电子乐器大展身手的超现实题材电影中又加入了大量真实的铜管乐器。两者融合的态势日趋明显，尤其是在各种视觉冲击强烈的好莱坞特效大片中。

在音乐的各个组成要素中，节奏也许是最为特殊的，因为它既可以成为完全独立的一分子，也可以隐藏在其他要素中。通俗来讲，节奏完全可以只是打击乐器的表演，完全不依赖其他要素而呈现，但节奏并不仅仅意味着打击乐器的演奏，在悠扬的钢琴、小提琴二重奏中，依然有着节奏的分工，也许节奏就隐藏在钢琴有规律的琶音演奏中。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节奏的定义是：“音乐或诗歌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此外还“比喻均匀的、有规律的进程”^[3]。

人们也常常用“轻、重、缓、急”来表述节奏，轻和重表示的是强弱，也就是节拍重音的问题，缓和急表示的是长短，反映了持续的拍数，这里面还包含着拍子的速度因素。

打拍子是人们听到音乐的一种自然反应，拍子是有规律、重复的脉冲，这种拍子就像流动在音乐中的脉搏，是构成节奏的基础。尽管各种音乐呈现的风格迥异，但人们往往会以各种肢体表达来配合，例如脚掌拍打地面、手指敲打桌面、点头、扭腰、拍手以及各种晃动等，有时即便什么动作也没有，但内心依然存在。

西方的音乐体系中，在学习演奏或演唱时常常要用到节拍器来进行强化训练，以便让乐手或歌手习惯这种时间单元的特点，从而在时间单元中完成音乐的流动。这样一来，在多人合奏或合唱的时候，就有了基本的时间参照体系，可以做到步调一致。但在非洲及亚洲的一些地区，节奏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西方音乐中，节奏型的建立只需要三拍子或四拍子就够了，而一个传统的印度节奏型就包含了108个独立的拍子，之后重复演奏；中东的一些歌曲在演唱时往往并不受节奏的限制，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大，不同于西方音乐有严格的格律”^[4]。

西方音乐的强弱规律是建立在节拍之上的，由节拍形成周期性出现的重音。利用节拍中的强弱规律对某些音符进行强调是常用的手法，乐谱中也常常会用一些力度记号对局部进行力度的变化。对不同的音进行强调使之成为重音，会改变听觉的效果。附点和切分都是音乐上常用的方法，附点通过改变音符长短的方法，使时值较长的音符得到强调，切分利用特有的“短长短模型”可以起到重音后置的作用。切分音由来已久，但在爵士音乐中得到了强调，同传统音乐相比形成更加晃动的节奏感。

拍子的速度是一个影响音乐感觉的重要元素。一般而言，较快的速度会使人联想到能量、动力、激情，而较慢的速度会使人联想到庄严、抒情、宁静。例如，在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大腕》中，为葬礼准备的原本沉痛、压抑的《葬礼进行曲》加快了速度后，在原有的旋律中传递出轻快、欢愉的感觉（图3-9）。

图3-9 速度改变在电影《大腕》中的应用

对于影视创作来说，节奏无处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要体现节奏，高潮的铺垫要体现节奏，镜头的切换也要体现节奏。“节奏是运动的产物，形成影视节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此产生的节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拍摄中主体的运动，摄影机镜头的运动，镜头组接时切换频率不同产生的镜头外部的运动，音乐的节律、解说语速等都可以产生节奏。”^[5]

镜头中主体的运动就是指画面中人物或被摄物的运动；摄影机镜头的运动就是指用推拉摇移这些拍摄手段由摄影机带来的运动，比如用航拍的方法拍摄本来屹立不动的纪念碑就会获得较为动感的画面；镜头组接产生的运动完全是剪辑创建的，比如虽然每张照片都是静态的，但像放幻灯片一样依次播放也会让人产生运动的认知。

这些也被称为动态影像的三种运动，都属于外部运动，即便不用音乐，影像本身的外部节奏也容易被察觉。用音乐的节奏跟三种外部运动进行匹配，都可以获得音画结合的节奏。例如，当音乐中鼓点越来越密集、节奏越来越强烈时，画面中运动越来越剧烈或者镜头景别越来越小、长度越来越短，就会获得情绪上的高涨，形成强烈的视听冲击，这种方法在很多电影宣传片尤其是动作片中经常出现。

画面的节奏可以从音乐中得到借鉴，或者依靠音乐的烘托，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过来，音乐的节奏呈现出错落有致的强弱轻重的变化，也常常成为与画面运动或镜头剪辑点选择相对应的重要参考。

此外，对于电影来说，还有来自叙事的内在运动创造的内在节奏，是由情节发展的内在矛盾冲突或者人物的内心情绪起伏而产生的。不同于外部节奏与音乐在段落上的铆合，内在节奏往往体现更多的故事深层含义和艺术价值，在使用音乐时，会有更多宏观上的考虑。例如，贯彻整部影片的主题音乐在片中的布局。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人们所熟悉的主题音乐（《〈梦二〉^[6]主题》）在全片中出现了8次，从影片开始后第5分钟首次出现，几乎每隔10分钟左右就会登场一次，而且这段音乐的出现紧跟剧情的进展，在电影整个进程中，音乐总是适时地出现在类似于“小结”的地方。这不得不说是个精心的布局，是一个内在节奏的表现（图3-10）。

表3-1 电影《花样年华》配乐单中的《〈梦二〉主题》

续表3-1

对很多人来说，音乐就意味着旋律，因为当他们向身边其他人描述最近所听到的一段音乐时，往往需要哼唱出这段旋律。但是影片《爆裂鼓手》中那样的音乐，就很难向别人描述。所以，旋律具有被记忆的特征，“难忘的旋律”不能被换作“难忘的节奏”。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和基础，通过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旋律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一些电影导演往往会希望为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在影片中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旋律，然而这往往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此外，还要加上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并不是一段优美的旋律在一次观影过程中就一定能被观众记住。

图3-10 《花样年华》的电影海报

只要在钢琴键盘上依次按下琴键，任何人都能“谱写”旋律，只不过未经有效的组织，这些音符只是杂乱无章的。之所以能被称作旋律，是要由若干单个音组合成一个能被认识的整体。

旋律，是由一系列音符构成的一个可供记忆和识别的序列。^[7]

既然旋律是由一系列音符构成的，那么旋律的走向就只有三种状态：上升、下降、保持。上升和下降就构成了波浪式的起伏。其实旋律的上行和下行只是暂时的，从稍长一段来看，都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所以，只能选择构成旋律的“语句”为单位进行走向的判断，这种“语句”被称为乐句。前后乐句之间往往会有某种关联，或者是相似的音高，或者重复节奏型使旋律有统一的结构，或者以对比的方式呈现某种变化。

虽然旋律的上升、下降和保持只是局部的，但局部的旋律走向对人的感受的影响是有效的。一般来说，旋律线的上行会使紧张度增加，而下行会使紧张度缓和。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级进和跳进：按照音符的相邻关系逐级移动的称为级进；按照大于相邻音程关系移动的称为跳进。显然，跳进比级进有更强的力度变化，也就反映了更为强烈的情感变化。这在电影配乐中也比较直观，例如在表现危险逐渐靠近时，可以利用一个缓慢上行的旋律线来增加紧张的情绪。

旋律线的起伏引起生理层面的感受，音乐家非常善于利用这一特征，例如，用明亮的高音区的女声吟唱表现“天堂”，用阴暗的低音区的男声低吼表现“地狱”等。

乌克兰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在1936年创作的儿童交响乐作品《彼得和狼》中，利用长笛在高音区的断奏描绘了一只小鸟的形象，音乐快速而带有旋转性，如同小鸟在飞翔，清脆明亮的音区以及装饰音的使用如同小鸟发出的鸣叫（图3-11）。

图3-11 长笛演奏小鸟的主题

作曲家又用巴松管刻画了彼得的爷爷，低沉的音区往往用来表现年纪大、身体胖、行动迟缓的形象，巴松管的同音顿音就是老人喋喋不休、唠唠叨叨的写照，旋律上升仿佛唠叨得越来越起劲（图3-12）。

图3-12 巴松管演奏老爷爷的主题

然而，旋律所呈现的音高排列的秘密并没那么简单，“一个可供记忆和识别的序列”往往包含了人的经验总和，也携带了文化影响的结果，调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

试着演唱“1、2、3、4、5、6、7”（do、re、mi、fa、so、la、ti），最终停留在“7”上，再停留，总感到一种被向上牵引的感觉，如果不最终唱出“do”，就会让人体会不到终止感。

这个现象是由主调音乐造成的，我们现在身处在主调音乐的统治之中，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熟悉的旋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音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心音被称作主音，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其他的音都倾向于主音，并且旋律一般都会结束在这个主音上，上述例子就是以“1”为主音的。西方音乐体系在一个八度音程设置了12个音，也就是常说的十二平均律，每个音都能成为主音，不过对于建立在主音上的音阶构成，长期以来形成了两种基本音阶构成，即大调和小调，大调和小调体现了不同的音阶排列“图谱”，在今天被广泛应用（图3-13）。

从上图的比较可以看出，大调和小调虽然只是半音关系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音响效果和表现出的情绪却会被改变。同大调音阶相比，建立在小调基础上的音乐更倾向于忧郁和哀婉。当然，在一首音乐作品中实现大小调的混用也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主次之分，往往可以通过其终止音判定其大小调的特征。在《星球大战》的主题音乐中，星战主题是雄壮威武的大调，而在韩国导演郭在容的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又译作《缘起不灭》）中，重点打造的主题音乐《妈妈的情书》就是哀婉的小调（图3-14）。

图3-13 C大调a小调音阶的构成

图3-14 《假如爱有天意》的电影海报

调式的运用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听众的情绪。在古代，印度人、希腊人以及中国人将不同的调式与不同的目的或情绪联系起来，能够表现清晨与傍晚，高兴或是悲伤，乞求或是祈祷，婚庆或是节日等。音乐家往往先找到一个能表现自己情绪的调式，然后只要保证旋律里面的每个音符出自这个调式，就完成了作曲的过程。

自然音阶的7个音符的分布往往并不能表示所有的旋律构成，实际上在许多民族音乐的旋律线中，用西方的音阶划分体系来近似地表示，需要出现很多升降音。当然，并不是音符越多，音乐就越好，只是能让音乐听上去有些不一样，或者标识出不同的旋律风格。

调式携带了民族信息，例如，《我的父亲母亲》中的主题音乐就是建立在中国的五声羽调式上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对调式的选取，往往可以使电影配乐更加风格化，尤其是要表现地域和民族这种特殊题材的电影中。例如，在电影《巴别塔》（Babel，又译《通天塔》）中，故事中呈现出的三条线索分别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地域——摩洛哥、墨西哥、日本，音乐由曾为《断背山》《摩托车日记》等电影配乐的奥斯卡、金球奖配乐大师古斯塔沃·桑托拉拉担任作曲。针对不同的景象、不同人物的心理以及文化氛围，音乐选用了跨越东西方的乐器构成音色表现力，另一方面旋律中还采用了多种调式，同时融入了现代风格的演绎，这部电影的配乐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图3-15）。

图3-15 展现民族和地域配乐风格的《巴别塔》

虽然和声并不像旋律那样能被听众迅速识别，但影响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声是西方音乐的特质，很多非西方的音乐，则只强调旋律和节奏，用一些民族乐器表现音色，但并不强调和声。

和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音按一定的法则同时发声而构成，“旋律为音乐提供了一种抒情的声音，节奏给这种声音以活力，而和声则为之增加了深度和丰富性，就像绘画中的透视深度为这种艺术增添了丰富的背景那样。”^[8]和声常常以伴奏的方式为旋律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个和弦是一组同时发声的音，而一条旋律是前后分别出现的一系列单音。在一条旋律的展开中，它往往已暗示了其中的和声，但是它并不常能指定一个特定的和声序进，一条旋律可以配以多种在音乐上符合逻辑的和声，和声序进能增加强调、惊异、悬念或结束感，从而丰富了一条旋律的表现效果。”^[9]

这段话说明了和声是通过和弦来工作的，和弦由3个或3个以上不同的音，根据三度叠置或其他方法同时结合构成，从而体现和声的纵向结构。此外，和声在横向的运动形成和弦与和弦之间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序进”。音乐的进行过程中旋律在不断地前进，和声也不断地变化，仿佛转动的车轮，不断地运转。

对于和声，最需要关注的是旋律和和声匹配的过程中带来的协和与不协和的感觉，以及如何创建更多的色彩。就如同在钢琴上随意弹出两三个一组的音，有些琴键的结合会产生和谐的声音，而有些琴键结合就会产生刺耳的声音。当然，协和与不协和是个相对的概念，人对这种协和与不协和也存在适应的过程。20世纪初现代派音乐刚登场时，中间充满了大量不协和的和弦，但时至今日，里面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变得顺耳、协和了，还用在了很多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中。

建立在交响化配乐模式上的电影配乐中，作曲家常常利用和声的协和与不协和的听觉感受来配合画面，实现对观众观影心理的引导。

在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精神病患者》中，“作曲家伯纳德·赫尔曼创作了一段电影音乐史上音域和色彩最为极端的音乐：他让第一小提琴演奏降E调，而让第二小提琴演奏E调，二者形成小二度关系，从而在音调上得到非常强烈的不稳定感。同时弦乐器快速的上行滑音，不断重复的、大范围的大七度跳跃，这样就造就了被作曲家自己称为‘惊骇’的音乐段落。”^[10]

这段1分钟的音乐伴随整个“浴室谋杀”的过程共用了39个镜头，在杀手施暴的过程中，快速的镜头切换，伴随着女主人公的嘶喊，音乐传递出一股凛人的寒意，而当杀手离去，伴随着女主人公生命体征的减弱，镜头的切换速度减慢，同时音乐中只剩下低音区如心跳般的律动，直至最终完全消失。其实在进行音画分析时，单看每一个镜头，都并不可怕和血腥，但当音画结合在一起连续播放时，就会让人毛骨悚然，这正是音画结合所起的化合反应（图3-16）。

图3-16 电影《精神病患者》中的“浴室谋杀”

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父亲被县里来的人带走，母亲在家一直等待，有一天似乎听到学校又响起了读书声，于是一路跑向学校，主题音乐再次响起，但这一次与别的不同的是，旋律并没有演奏到结尾，而是缺失了最后一个乐句，而且和声也没有给出终止感，只留下一个大大的“缺陷”。果然，母亲跑到学校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父亲根本没有回来。旋律和和声的共同作用增强了这种“不圆满”的感受（图3-17）。

虽然音乐是听觉的，但织体反映了音乐的一种“空间感受”。如果看音乐的总谱的话会对这种概念有较深刻的认识，也就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听到的音响有多少个层次。在数字时代的音序器软件中也会用不同的“轨”，比较直观地近似表现出这种概念（图3-18）。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配乐可以视为在音乐原有的织体上又增加了画面，音乐和画面共同构建的织体，甚至再加上其他的声音部分，如对白、音效、环境音响等，可以形成浓、淡、厚、薄的不同形态。

图3-17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不圆满”

图3-18 多个音轨进行中表现出织体的变化

通过织体的概念，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电影中音乐段落的美学特质。这种音乐段落有时也被称为“音乐蒙太奇”。“当一组镜头是用音乐来组接时，音乐就不仅成为连接这些镜头的纽带，同时赋予这组镜头以镜头之外的含义。”“音乐蒙太奇虽然同一般的镜头组接一样，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功能，但音乐在组接镜头的时候，无法避免自身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它对画面中的事件具有参与性。这些特性使得音乐蒙太奇比一般蒙太奇更为复杂，运用起来更要谨慎。”^[11]

音乐段落常常是导演有意在电影中设计的情绪段落，这时音乐的作用被凸显出来。如果是一个抒情的段落，画面的剪辑速率会慢下来，甚至采用升格（慢镜头）的手法，相当于画面进行了大量的留白，这时音乐就被推向“前景”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这也是很多MV常常采用的表现手段。相反，如果增加画面的剪辑速率，而且采用降格（快镜头），这时画面中有大量的信息吸引着观众，音乐过于旋律化或者过于花哨，其实并不能被观众“吸收”，相反，只会留下音乐中的鼓点所形成的一种节奏印象。

织体厚，也就是同时有大量的视听信息涌入；织体薄，视听信息量也较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织体厚就一定比薄要好，就像音乐需要高潮，也需要休止，甚至有时精心设计的休止就是一种高潮。

在德国电影《罗拉快跑》中，主要故事框架是罗拉三次极速奔跑赶去救男友的不同过程。在前两次的过程中，画面中采用大量运动镜头、升格、降格、动画切入、照片闪回等多种手段，信息量巨大，同时伴随着每分钟144拍的电子乐节奏，罗拉奔跑在路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厚”的视听织体。而这两次奔跑的结局都是不幸的，第一次是罗拉中枪倒下，第二次是男友遭遇车祸，这两个段落的声音都出现了长达十几秒的“静默”，任何声音都没有，升格画面中人物缓缓地倒下，视听织体的变“薄”为情感的表达留出了大量的空间（图3-19）。

图3-19 《罗拉快跑》的电影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