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起源引起了进化心理学家和从事音乐心理学研究的人的极大关注,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早期音乐行为的其他益处被列为与进化相关的有:知觉发展、运动技能发展和跨代交流[607]。在后来1857年《论音乐的起源和功能》的一篇后记中,赫伯特·斯宾塞用比现在许多进化心理学家更清晰的理解为他的文章辩护:试图解释音乐起源的努力被当作好像是一个完整的音乐理论来处理。......
2023-10-14
关于“艺术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出现在对其起源的探索。人类学家埃马努埃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曾谈论艺术起源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图案、记号和表意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起源时特有的思维、观察和交流的方式,然而它们并没有消失……重新发现艺术的起源就是重新发现我们的思维、想象,以及神话、感觉和实验的方式建立所依赖的那些目的和基本情感。这同时也是重新发现我们的表达和交流能力所历经的发展和演化的过程,这些能力至今仍在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个人、群体、种族和人类的社会联系以及生活的目的。[1]
有关艺术起源的研究通常有三种途径,一是从考古学角度对史前艺术遗迹的分析研究;二是对现代残存的原始部族的艺术进行分析;三是取道心理学。[2]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哲学家阿多诺则认为,人们实际持有两种不同的艺术起源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起源观,另一种是原始历史的起源观。即一种侧重于理论的推演和解释(哲学的),另一种则侧重于历史实证(考古的)。[3]基本上,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有三个面向——人类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当然,这不仅是学科的方法差异,更是学科背后的作者对艺术存在的价值判断,以及对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的判断。人类为什么要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也是我们研究和理解当代艺术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线索与主题。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基本观点。
人类学一般被理解为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考古学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原始艺术的实物证明,比如,用矿物颜料完成的壁画、石刻、陶器、金属器具等。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因保存着史前洞穴壁画而闻名全球。最新的考古学发现,位于西班牙马拉加省阿达莱斯(Ardales)的洞穴壁画,可能是由65000多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制作的。[4]考古学家认为,早期狩猎者不仅创作了表达神圣观念的大型动物、手印、女性生殖器、十字等共同人类符号系统,还具有明确的一阴一阳的二元观念。阿纳蒂评价说:“至少在过去40000年里,人—动物的两分法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表达了一种活跃的思维和复杂的概念,这集中体现在人—动物形的脸部。欧洲和中东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以及坦桑尼亚的原始艺术家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是建立在二元化的概念上的,这种概念至今仍部分地在当今的某些部落中流传着,他们仍在使用人形面具。”[5]另外,人类学研究还为艺术起源的问题贡献了巫术论的观点。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巫术的主张。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并且,自然世界与人类会产生交感。[6]这种“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式是原始巫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同时也孕育了原始艺术与文化。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认同巫术论,不过他反对19世纪古典人类学时期所持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原始民族与文明民族的头脑并不存在本质差异,在当代生活中也存在迷信的事例。现代人类与原始人类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方面的差异在于他们的生活阅历不同,而不在于大脑的智能。[7]巫术论认为,绘画和舞蹈等艺术形式一开始即和宗教膜拜连在一起,是人接近神灵的一种途径。而那些专门从事原始宗教仪式的人,如祭司、萨满、巫师,就是人类社会中最早的职业文化人。我国有“巫觋善舞”一说。巫觋是指男女巫师,他们在祭祀活动中会表演技术难度很大的巫舞。巫觋不但善舞,也往往长相俊美,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各种祭祀活动中还会结合杂技、幻术、戏曲、绘画等种种手段,为人佑福、驱邪、医病,制造出眩人耳目、人神相通的玄幻世界。之后,巫舞发展为舞蹈和身体锻炼,又转变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内在修养。
巫术、原始宗教与艺术同源的观点也受到挑战。例如,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埃拉斯特·格罗塞(Ernst Grosse)就认为,早在巫术和原始宗教出现以前,人类已经具有了对形式、色彩和节奏的偏好以及创造和组织的能力。人类对身体的装饰,如使用腰饰、项圈、耳坠等,更可能是一种基于审美心理的需要。[8] 20世纪心理学的研究也承认,审美心理和动物本能,特别是欲望本能密切相关,忽视美感与动物快感之间的进化关系,显然是不够客观的。
“艺术起源于劳动”一直被国内学界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这一认识的产生源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曾写到“劳动创造了美”。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和误译,去除了其所在的具体语境。[9]如果我们具体阅读《手稿》的相关章节,会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劳动被异化的问题。他说:“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0]显然,在这一语境中,这里的“美”不是指美学和艺术学意义上的美。针对这一争论,有作者建议要在马克思美学观的整体中加以考察、解读和发展,一是唯物主义的辩证观,二是劳动创造了人,而具有灵巧性的人最终按照美的规律创造。[11]聂珍钊在研究中追溯了在我国出现劳动起源说的早期历史。1930年,鲁迅为其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所写的序言中介绍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后来在1934年发表的《门外文谈》中发展了著名的“杭育杭育”说,认为我们祖先的“举重劝力之歌”是原始诗歌的起源。[12]
与之对应的游戏说的观点则认为,艺术活动是自由的游戏,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艺术就起源于人的游戏本能或冲动之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阐述游戏说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用游戏来揭示美和艺术的无目的的、超功利性的自由性质。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13]“现在有一些教育家认为促进自由艺术最好的途径就是把它从一切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并且把它从劳动转化为单纯的游戏。”[14]德国思想家席勒认为,游戏不仅是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而且是人摆脱动物状态达到人性的一种主要标志。“什么现象标志着野蛮人达到了人性呢?不论我们对历史追溯到多么遥远,在摆脱了动物状态奴役的一切民族中,这种现象都是一样的: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15]席勒所说的游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玩耍、嬉戏之类,也不是想入非非的懒散的幻想活动,而是指人在摆脱了物质欲望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因此,席勒提出“过剩精力”是文艺与游戏产生的共同生理基础,认为可以从动物身上发现类似的无目的的本能,“当缺乏是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时,动物是在工作。当精力充沛是它活动的推动力,盈余的生命在刺激它活动时,动物就是在游戏”[16]。之后,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展了游戏说,认为“我们称之为游戏的那些活动,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特征而和审美活动联系起来的,那就是它们都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来推动有利于生命的过程”。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将“进化”一词的生物学意义引入并用以解释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演变,认为艺术的发展规律适合一般的发展规律,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衍化,即复杂性递增是一样的。他说:“无论是在地球、地表生物的发展中,还是在社会、政府、建筑、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中,都始终贯穿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异化过程。”[17]
以上介绍的巫术论、劳动说和游戏说不可作为艺术起源和艺术本质分析的唯一方法。它们可能反映了人类早期艺术实践的多种源头,不过原始宗教活动与一般性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都要求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生产性实践和功利性追求。如果如斯宾塞提出的,艺术是人类“进化”的结果,那么物质层面的发展显然为自由艺术提供了基础。想象一下,如果原始人类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不停息的双手捡拾、双脚奔跑和身体力量对峙获取野外食物,那么他们能否有足够的剩余精力从事游戏就是一个问题了。自由、游戏、超功利的观念其实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康德、席勒等哲学家代表了18—19世纪西方由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过渡时期的基本观点,也反映了具有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语言充满活力,在历史进程中被引申、变异和转移,其中一些词已经“被赋予了神圣的外貌”。[18]将超功利的艺术实践与其他工具性的生产实践及日常生活区分开来,为审美活动确立高级的文化地位,正是一段历史和社会的变异。语言不仅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形态,其在意义上的斗争和协商也是社会自身变化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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