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梭眼中,自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并且自然的意志一贯是善的,它提供的物质、它造成的现象和它赋予生物的生命无一不是它善意的体现。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梭将自然拟人化了,因为在他看来,自然中的种种危险都是自然善意地提供给人类孩童时期的磨炼。......
2023-07-30
我们将卢梭的理性尚武精神总结为八个字:公民尚武,国家向和。理性的尚武精神同时也是卢梭的国防理论和威慑平衡的和平构想的核心。在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中,由有德、尚武和爱国的公民组成主权者,主权者的每一个成员都轮流担任国家的保护者——民兵,国家不再设置常备军队以杜绝对外征战和对内镇压,而只靠民兵预备役和小国战时反侵略联盟来抵御外敌。公民的勇武和爱国特性将有效震慑住潜在的侵略者,如若各国均为这种情况,将形成一个威慑平衡从而达到和平。在理性尚武精神中,“公民尚武”与“国家向和”是不可分割的:缺少前者(即保护自己的手段),后者(即向善的决心)将变成一句毫无保障的空话;没有后者,前者将蜕变成穷兵黩武以致走向和平的反面。
虽然卢梭从始至终都对强壮的体魄和勇武的精神怀着发自肺腑的热爱,但在他44 岁之年(1756年)受埃皮奈夫人之邀住进蒙莫朗西森林(Forêt de Montmorency)的“退隐庐”之后,他一改年轻时著作中对征服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崇拜,反而在生活和作品中都逐渐透出隐世与平静的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卢梭自称的“懒惰”:“这种惰性是难以想象的:它要避开一切事物,普遍生活中的一点点责任也是它难以承受的,对应说的话,应做的拜访,只要一成为‘必须’,这些对我来说就都成为极大的痛苦[95]。”多亏了这种“懒惰”,他得以躲开纷繁复杂的人际往来,并生活在自己梦想的田园之中。
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源自他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不仅是能够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自由,更是不受到自身欲望束缚的自由。查尔斯·W·亨德尔认为,卢梭的基本问题是“把人类从他们自己内在和外在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96],这其中,外在的暴政是人与人之间因不平等而产生的压迫,内在的暴政则是人因为比较而产生的无限膨胀的欲望(包括征服的欲望)。卢梭这样描述生活在比较和欲望之中的文明人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与野蛮人的幸福状态之间的天壤之别:
野蛮人和文明人在心灵深处和天性的倾向方面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在野蛮人看来是极幸福的状态,在文明人看来却苦不堪言。野蛮人向往宁静和自由,一心只想悠悠闲闲地生活[97]。
要这个野蛮人理解如此辛苦工作的目的,就必须让他先懂得“权势”和“荣誉”这两个词的意思;就必须让他知道这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种人把别人的脸色看作一把尺子:这种人判断自己是不是幸福,不是凭自己的感觉,而是看别人对他所流露的表情。所有一切差别的真正原因在于:野蛮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终日惶惶不安的文明人的生活价值,是看别人的评论而定,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是以别人的看法作自己看法的依据的[98]。
卢梭在晚年不再顾忌世人(包括他认为倒戈相向的朋友)的目光,不去在意他人的评论这把文明人的尺子,从而回到了不懂权势和荣誉的自然人的宁静状态。这种宁静源自对自然、人和社会本质的透彻认识,源自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返璞归真的珍视和追求。
卢梭认为,人以及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的权利)均来自自然的馈赠,而这种馈赠则源于一种善良的最高意志。所以,卢梭的尚武精神逐渐趋于理性,其根本的原因是卢梭所信仰的“善”。这种信仰在卢梭的著作中时明时暗,但贯穿始终。这个“善”源于卢梭本人的善良,他以他自己纯真丰沛的感情为参照物来观察和理解自然界、他的同类和理想中的神;但这个“善”又并不只是卢梭本人的善良,而是他对于世界的三个层面——自然、社会和宇宙——的本质的解读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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