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战争观与尚武精神：斯巴达的迷恋与政治哲学

卢梭对尚武精神的重视和向往的原因，除了来自他在布洛涅森林中构思的人类原始图景外（自然人的强壮体魄），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斯巴达。

卢梭对斯巴达的最初认知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que）所著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es Vies parallèles des hommes illustres）。卢梭的父亲爱读书的习惯深刻影响了他，他经常在父亲的工作台上看到塔西佗、普鲁塔克和格劳秀斯的著作与父亲的劳动工具放在一起^[34]。在这些书之中，卢梭最喜爱的是关于斯巴达和罗马的书籍：“他七岁时读过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受到了很大感染；他特别仰慕吕库古的生平^[35]。”“当卢梭还是日内瓦的一个男孩时，他就在不知疲倦地阅读普鲁塔克关于古代城市、国家历史的书籍了，而这段历史在他的作品里经常被提到^[36]。”卢梭喜爱普鲁塔克的著作，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塔克“以一种无法模仿的优美笔调在细小的事情上描述伟大的人物”^[37]，以人物的行为反应人物的个性，并没有掺杂历史学家惯常的偏见，因此是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La République）的构建模型直接来源于斯巴达，其教育方式、政治体制与斯巴达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自《理想国》开始的政治类型研究（即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后世哲学家们（包括卢梭）无论对柏拉图的理念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继承还是改造，都可以说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卢梭对斯巴达的迷恋使他更容易接受柏拉图的观念，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政治哲学架构中。至于卢梭关于斯巴达的论述，哪些是直接来源于关于斯巴达的历史学论著，哪些是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已经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将这些都归于斯巴达对后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卢梭对柏拉图思想的吸收和再现，使得柏拉图政体理论得以复兴：“正是通过卢梭，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开始了它从当时一直到现在对思想产生的那种持久的影响^[38]。”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卢梭对斯巴达的偏爱主要来自“普鲁塔克笔下神话般的斯巴达和柏拉图《国家篇》^[39]中被哲学理想化了的斯巴达”^[40]的影响。卢梭关于斯巴达的思想主要源于普鲁塔克和柏拉图，这是没有疑议的。但为什么罗素认为普鲁塔克笔下的斯巴达是被神话化了的，而柏拉图的斯巴达是被理想化了的呢？罗素在《西方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上卷第十二章“斯巴达的影响”的开篇这样写道：“要了解柏拉图，其实，要了解后来许多的哲学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达的事情。斯巴达对希腊思想起过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一方面是通过神话；而两者都是重要的。现实曾使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神话则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学说以及后来无数作家的政治学说。神话的充分发展，见于普鲁塔克的《吕库古传》（Vie de Lycurgue）；书中所赞颂的理想一大部分就形成了卢梭、尼采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说^[41]。”

罗素在此所指的“神话”是指历代文人和哲人在斯巴达的真实历史之外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和景仰之情。虽然斯巴达国家最终消亡了，但它“依然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以及各种异质文化的想象世界中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仍在继续蔓延，在未来的某一段时期里甚至还可能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劲和复杂^[42]。”斯巴达对后世产生的强烈而持续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责任、纪律，在战斗中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贵品质、为了共同体的更大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都为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后世爱国主义的践行提供了最高标准。另外，为了战胜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激发出来的决胜意志也为历代军人提供了职业榜样。尤其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43]所代表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坚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他的散文《话说食人部落》（Des Cannibales）中就高度赞扬了列奥尼达精神：

凯旋式的失败可与胜利相媲美。萨拉米、普拉泰亚、迈卡莱以及西西里这四次异曲同工的胜利，乃是天下最为辉煌的胜利。但它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列奥尼达国王及其部下在泰莫波尔山峡^[44]杀身成仁的荣耀^[45]。

斯巴达人在和平备战时期训练极其艰苦，普鲁塔克充满敬佩地说：“斯巴达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只有战争才使其从备战的训练中得到喘息机会的人^[46]。”也就是说，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战争时期比平时训练时还要轻松。只有在战争时期，严格的纪律才有所放松：才允许美化发式，装饰武器和衣服；生活待遇也有所提高。战士们奔赴战场时高唱赞歌，心情愉悦。这种景象简直令敌人毛骨悚然，因为还有什么比不怕死的对手更可怕的呢？

斯巴达军队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是重甲步兵，所谓“重甲”是指战士们佩戴的沉重的防御盔甲、盾牌和进攻武器。士兵们左臂稳固地系着盾牌，而右侧身体需要紧靠在他右边的其他战士来保护。因此，最有利于彼此保护的作战方式是排列成方阵，一旦突进敌军内部，就需要进行贴身厮杀了。严明的纪律、高昂的士气、紧密的合作、健壮的体魄、高超的格斗技巧都是斯巴达军队所向披靡的制胜法宝。

斯巴达军队“击溃敌军后，就乘胜追击，使之远遁；一旦稳操胜券，立即下令收兵”^[47]，因为他们认为屠杀放弃战场的敌人是可耻的。敌人渐渐发现斯巴达人只杀戮那些顽抗的人，于是这种宽容的政策为斯巴达赢得了更多的胜利。吕库古还禁止反复讨伐同一个敌人，免得培养出一个因为长期处于防卫状态而变得尚武好战的劲敌。

正是因为斯巴达军人具有如此多的战术和战略优势，所以使得斯巴达拥有了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信，普鲁塔克这样赞颂它的威严：“常常不必动用一兵一卒，仅仅派出一名使节即行；号令一出，顿时臣服”^[48]。在普鲁塔克的笔下，斯巴达俨然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领袖和正义仲裁者：“斯巴达仅仅凭着它信使的节仗和使者的大氅，就能使整个希腊心悦诚服、欣然从命；就能推翻各国非法的寡头统治与僭主政体；就能仲裁战争、平息叛乱^[49]。”毫无疑问，这些浓墨重彩的赞颂在刚刚接触历史教育的青年卢梭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然而，这样神话化的评价却完全淡化了斯巴达非民主的政治本质和它侵略、奴役希腊同胞的史实。

斯巴达公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被他们侵略并被贬为农奴的希洛人耕种的份地，“希洛人不仅是公餐食堂系统的基础，也是整个斯巴达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大厦的地基^[50]。”斯巴达征服了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地区，并始终把当地人当作农奴为他们进行农业生产。为了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叛乱，斯巴达只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从而发展出一整套军国制度。通过这套制度，斯巴达完成了领土扩张、掠夺了奴隶和财富后，于公元前6 世纪达到鼎盛，成为希腊世界霸主。但斯巴达人对待养活他们的希洛人极其残酷无情。每年秋季新的监察官委员会就职时，都要向希洛人正式宣战，他们认为这样既能强调军法管制并在必要时随意杀戮希洛人，又不得罪神明或心有罪恶感。他们每年还要组成“秘密行刑队”暗杀有反抗倾向的希洛人。普鲁塔克虽然辩解说，这并不是吕库古制定的法律，而是在斯巴达统治后期才发生的事情，但他不得不承认“在斯巴达，自由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奴隶则是最彻底的奴隶^[51]。”

因此，从消极意义来看，斯巴达这样一个没有自由、抵制民主、奴役同胞的军国主义国家，为后世狭隘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模板和借口。它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流毒在斯巴达国家消亡后的几千年仍然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既然如此，卢梭为何还钟爱斯巴达？斯巴达国家和人民的哪些特质如此吸引他？他是否看到了这个古城邦好战和残酷的一面？斯巴达对卢梭的和平构想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卢梭迷恋的斯巴达到底是现实中在公元前称霸希腊的大国，还是他参与构思的想象中的乌托邦？斯巴达到底是凭借现实历史中的成就，还是通过几千年所累积起来的“神话”对卢梭产生影响的？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试图寻找卢梭思想与斯巴达的渊源，特别是斯巴达对卢梭尚武精神的影响。

卢梭并不避讳斯巴达曾在历史上侵略美塞尼亚，将同为希腊同胞的美塞尼亚人贬为农奴希洛人，并经常暗杀有反抗倾向的希洛人的历史事实：“我没有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样样都对；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也曾经一度野心勃勃，做过犯罪的事情^[52]。”卢梭将斯巴达侵略和奴役希洛人的行为看作斯巴达的一个污点：“希洛的居民被战败了，并被永远罚做奴隶。于是，在斯巴达百分之百的自由气氛中，开了一个最残酷的奴隶制度的坏先例^[53]。”但纵观卢梭的著作，他对斯巴达其他方面伟大建树的崇敬远远多于他对斯巴达劣迹的谴责。

卢梭之所以对斯巴达的侵略和暴力没有太多谴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在古代是很常见的：

有关自然权利的正确观念和所有一切人都共有的博爱观念，是很晚才开始传播的；……古代的暴力行为在许多方面都是被允许的，不仅对已经被宣布为敌人的人可以行使暴力，而且对一切不是帝国的臣民也可行使暴力；可见罗马人的人道主义并未在他们所统辖的地区之外施行。

的确，正如格劳秀斯所说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偷盗、抢劫、虐待外邦人，尤其是虐待野蛮人，甚至把他们降为奴隶，都是被允许的。那时候，见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即使你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匪徒或海盗，他也不认为你冒犯了他，因为那时候当匪徒或海盗，不仅不丢人，反而是一种很体面的营生。远古时候的英雄，如赫居里士和德修斯，尽管曾剿除强盗，但他们自己也在干强盗的勾当。希腊人往往把不处于交战状态的人民之间订立的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在有些古代民族中，‘陌生人’与‘敌人’是同义语；甚至在拉丁人中也是如此^[54]。

也就是说，在人类对人的自然权利还没有明确观念的时候，苛求他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就有点太苛刻了。但是卢梭忘了，比古人更远古的自然人，他们都能把其他人看作与自己一样的人而不进行伤害，古人又有什么借口可以逃脱这一指责呢？

卢梭曾高度赞扬斯巴达人讲道德、重荣誉、英勇无畏的品行，以及更具深远意义的优秀的政治制度，他认为“斯巴达是把法律的效力扩展到它周围各国的发源地^[55]。”斯巴达有着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法律体系，斯巴达人和后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这套体系的创立和执行归功于公元前7 世纪时^[56]伟大的斯巴达贵族^[57]吕库古。将斯巴达宪法归功于吕库古的最早、最权威作品应是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吕库古传》，“就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们而论，斯巴达的神话主要地是由普鲁塔克给确定下来的”^[58]。据说吕库古在公元前885年颁布了他的法律，但罗素认为“吕库古只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最初本来是一个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驱狼者’，这个神源出于阿加底亚^[59]。”或也可粗略地翻译成“狼工（Wolf-Worker）”，斯巴达人崇拜的阿波罗正有着狼的属性，有可能他只是斯巴达人对天神阿波罗的一种人格化的想象^[60]。在希腊传统中，英雄和神一样都享有宗教的崇拜，“英雄的神性继承”是构建斯巴达等级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一。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吕库古确有其人，但我们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至少应该不是吕库古以一人之力铸就的，而是经过长时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发展起来的。

之所以说普鲁塔克描述的斯巴达是神话，还因为当普鲁塔克在写作《吕库古传》时，强盛的斯巴达已成前尘往事，又由于他的描述主要服务于道德宣讲，因此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

生活在斯巴达全盛时期的希罗多德就提到过，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是能拒绝贿赂的，尽管事实上鄙弃财富和爱好纯朴的生活正是斯巴达教育中所谆谆教诲的主要内容。据说斯巴达的妇女是非常贞洁的，然而却有好几次有名的王位继承人之所以遭到废黜，都是因为他们并非自己母亲的丈夫的儿子。据说斯巴达人是爱国不屈的，然而普拉提亚之战的胜利者，斯巴达王鲍萨尼亚斯，却终于被波斯大王薛克修斯所收买而成了叛国贼^[61]。

生于斯巴达衰落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则谴责斯巴达人的吝啬，并对斯巴达宪法做出了非常贬抑的叙述。他写道，监察官往往非常穷，所以很容易受贿；他们权柄又极大，连国王都得讨好他们；监察官生活放任、滥用权力，而普通公民不堪忍受严酷的节制，便秘密寻求肉欲的欢乐^[62]。由于土地允许转让和赠与，因此斯巴达统治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加剧。且不论希洛人起义频发，就连穷苦的斯巴达公民也于公元前399年发动了起义。亚里士多德总结道：“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里并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社会，他们的立法家实际上是不足称颂的^[63]。”斯巴达的民主也只是表面形式，因为法律规定公民大会不能提出任何议案；对长老议事会提出的议案，公民也只能欢呼赞同，一旦反对或歪曲议案，长老或国王有权提出休会或解散会议^[64]。

罗素认为斯巴达这样一个对异族人（主要是对以美塞尼亚人为主的希洛人）实行残酷专政，只在少数公民中实行民主的国家“就是纳粹如果得到胜利时所会要建立的那种国家的一个雏形^[65]。”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对后世的哲学家们，还是对古希腊人，都有着迷惑人的魅力，这也是为什么罗素把斯巴达称为“神话”的又一个原因。为什么古希腊人，包括文化艺术发展水平远高于斯巴达的雅典人都敬仰斯巴达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斯巴达拥有惊人的稳定性和秩序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伟大的立法者吕库古充满了敬意：

吕库古为斯巴达起草了法律……我们称遇到一位有远见的领袖为其颁布法律的共和国为幸运，因其法典不必修订，亦能使法律之下的人安全地生活。我们知道斯巴达人遵守吕库古的法律达八百年^[66]之久，既没有败坏它们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内乱^[67]。

在这八百年中，所有的希腊城邦都有过革命，只有斯巴达法律屹立不倒。

柏拉图偏爱斯巴达的原因之一正是他认为斯巴达制度的稳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的柏拉图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对当时雅典的民主体制极其不满，他把雅典的战败、文化的衰落、道德的败坏和恩师苏格拉底被施以死刑皆归咎于民主制。因此他希望将堕落的雅典改造成以斯巴达为理想模型、有利于维持贵族统治的国家。此外，他所受到的哲学影响也印证了政体稳定的重要性。从巴门尼德那里，他相信实在是永恒的，一切变化是虚妄的。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他也证实了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因此最好的国家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性和最大限度的稳定性。维持八百年稳定统治的斯巴达就是最好的榜样。

卢梭深信普鲁塔克和柏拉图描述的斯巴达是历史上真实的斯巴达，他的结论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很难想象那些抱嫉妒和怀疑态度的人怎么敢怀疑我对这些历史事实的论述是故意吹捧。我所论述的史事，亦如做这些事情的人一样，是无可怀疑的；我所看到的材料都是外国人和拉西第蒙的敌人流传给后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们对拉西第蒙的好的方面的记述是打了折扣的，是不像他们对该城坏的方面的记述有啥说啥的^[68]。”也就是说，卢梭只是通过逻辑推论就得到了“史实”的结论。况且，卢梭认为历史不在于记述，而在于启迪，即使斯巴达的事迹有虚构成分，但既然不能证伪，那么只要它的影响是积极的，也就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卢梭批判道，现在的人对什么都怀疑，尤其是怀疑世上居然存在如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一般的拥有广阔胸怀的伟大的人，并非由于理智，而是源于怯懦^[69]，是源于“我们的偏见、短浅的人生哲学和追逐蝇头小利的欲望，是荒谬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决不是天上的神灵让我们制定的）把这些欲望和杂念汇集在我们心中，才使我们变成现今这个样子^[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