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献疑：张中行全集探讨《红楼梦》的新观点

一再沉吟之后，我写了这样一个标题。何以要沉吟？因为这“疑”不是对“红”的枝枝节节，而是对于“学”，这将意味着，在掌声雷动的形势之下，我也许要说些杀风景的话。说杀风景的话，我还有个另外的顾忌，打个比方说，对于我一向倾慕的人，我偶尔犯傻气，说容貌并不十全十美，甚至罗裙的式样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将疑我是站在对立面，而其实，我自信还是站在捧场的队伍中，甚至一贯在前列的。那么，怎么还要说是“疑”呢？我的着眼点是：对于任何事物，包括学或学风，依“理”，都应该可以信，可以疑，近若干年的红学似乎不是这样，而是大关节已成定论，只可以信而不可以疑，对于这样的定于一尊，我有时不免有点疑心，甚至疑虑。

思路走远了，还是多年以前，我读英国小穆勒的自传。他说他小时候，有一天同他父亲在郊外散步，谈起新刊的某一篇论文，他父亲问他意见如何。他想先听听他父亲的意见，他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意见可能是错的。”他说他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长大，所以后来如何如何。书看过扔开，不再翻，可是这种教学法却一直在我心里萦回。这似乎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形势需要“信”而它引导我走向“疑”。举实例说，五十年代，我的师辈某先生，红学大师，过去没有想到《红楼梦》还有某种积极意义，因而受了批判，我就曾想，既然心里这样信，嘴里照样说，总比口是心非好吧？幸而我不治红学，可以从壁上观。但有疑而没有敢说，半口是心非，有时想到也难免不是滋味。这之后，真就车同轨、书同文了。我孤陋寡闻，也缺乏时间和精力，没有多翻报刊和典籍，就碰巧看到的一些说，异口同声，都是积极，积极，积极，好，好，好。唯一的例外是我的相识蔡君写的一篇，题目是《贾宝玉是叛逆吗？》，发表于山西太原的《晋阳学刊》，其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

说积极，说好，不能算错，因为可以言之成理。即使只是灵机一动，没有言之成理，也不能算错，因为一，如上面所说，心口如一总比口是心非好；而且人人对心外事物有觉知以及产生印象的天性，想不任性也做不到。二，这样的轻率印象，也未必就靠不住。看法的对错是非，要用看法之外的尺度来衡量。应该用什么尺度？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举个突出的例，先秦诸子生在容许乱说乱道的时期，对于修齐治平，各家都有一套理论和办法，而且都言之成理，可是这理，有的互不相容，如儒与法，依照逻辑规律，两个相反的命题不能都对，可见言之成理并不等于完全合理。而灵机一动，如项羽对秦始皇的印象，“可取而代”，却碰对了。确切的对错和是非，取得大不易。不易中还有程度之差，简化了说，“事”方面的证验对错，如门前的柳树是否为五株，容易；“理”方面的证验是非，如桃花源的生活是否天衣无缝，很难。很难而想求得，人类的思辨经验告诉我们，要接受两种或者不很适意的情况。一是安于得个相对，不求绝对，因为用演绎法推理，追根，总会碰到一些大前提是不能证明的。二是容许不同的意见在比赛场上见面，然后取其比赛后不被淘汰的，舍其比赛后被淘汰的，以期逐渐向对和是靠近。这后一种情况要以两种设想为根据：一种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另一种是，虽然不同各如其面，但有理性并信从理性却是一致的。这样，人群对于某一事理的认识，情况就会是这样：开始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日久天长，有的理脆弱，甚至连信从的人也放弃了，这是逐渐由多走向一。但永远不会成为一，因为总会有少数公和婆想不通，坚持己见。这也好，因为一是，可以大德不逾闲，小德无妨出入；二是对错是非与信从者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应该留有余地，以避免万一入迷途而永远不知返。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红学像是走的不是这样的路。没有经过比赛场上的角逐就定于一。这一，当然指大的方面：初步的是好，顶峰的是因为如何如何所以是好。这大的方面比喻是个有围墙的散步的场地，散步者有左行右行以及略快略慢的自由，却不许走到墙外。自然，有不少人是愿意在墙内走的，这样也未必于健康无益。问题是也会有喜欢到墙外走走的，那就只好坐在什么地方，不举步。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要说具体一些，已判定好，随着喊好的未必就口是心非，所喊也未必就不对。我担心的只是，自某日起众口一声，这会是人各有见的实况吗？如果竟不是，而是有的，不加思索而随着说，有的，心里思索而口里不说，这还有可能逐渐向对和是靠近吗？更值得担心的是，不思而说和思而不说会成为风气。风气的力量太大，因而也就太可怕。延续近千年的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就是这样，有不少聪明通达的人竟也视为当然。有鉴于此，我常常有个奢望，是：唯其都视为当然，反要问一问，为什么怎样怎样就是当然。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说红学。我不否认，更不敢轻视近年来的红学成就，我只是怀疑，难道就真没有车同轨、书同文之外的想法吗？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因为事实总是人各有见。别人如何可以不管，我自己我是清楚的，是对于有些定论一直有不同的想法，过去是怕不合时宜而没有说。现在想献疑，不是确信这想法有什么可取（因为只是门外汉的一时观感），而是希望有所想就如实说，能够对改变车同轨、书同文的风气起一点点作用。

以下像是该入正文了，怎么写？一种是高的要求，拿出正面的主张来。主张要有根据，这就不免要翻腾由开卷第一回起的材料；光有材料还不成，还要有阐明材料之深远意义的理论。我没有这样的学力和精力；即使勉为其难，连篇累牍，也不是杂收的期刊所能容纳。还有不能走这条路的更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来，人将疑我为决心摆成什么阵势，要与什么人较量了。我更没有这样的学力和精力，而且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只是，还是扣紧题目说，对于《红楼梦》，有些旧存的想法，与流行的说法有距离，又苦于不能闻善言则拜，于是在心里就成为疑。疑，长期储存，难免闷闷；想消除，一种办法是是人非己，不甘心，一种办法是是己非人，拿不准。剩下的唯一妙法是献出来请有学力和精力的人也想想，于异中求同；即使不能同，说出来也可换得心净。而说起疑，大大小小不少，这里想用以管窥豹的办法，只说一点点偶尔想到的一斑。而重点又不在这一点点疑是否值得一提，只是想说明，在这类事物上，.我们并没有大一统，似乎也应该安于并不是大一统。

损之又损，我想只围绕着作者曹雪芹说说，因为他有伟大的业绩，我一直钦佩得五体投地；就是对于他的为人和经历，我也是很感兴趣。可是很遗憾，对于他慨叹的“谁解其中味”，我试图解，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是低估了。但言者无罪，也只好说说。所谓低估，较重大的是对于“作意”。这还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的“态度”，一方面是书的“主旨”。同是写，态度可以不同。有郑重其事的，如司马迁写《史记》；有随随便便的，如苏东坡写《东坡志林》。我看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属于后一种，就是说，他写小说是玩票，不是下海。下海，当作名山之业写，或为了名利写，是由外国传来的，进口货，二百多年前还没有。那么，这动力从哪里来呢？是来于古今中外都有的创作欲。创作欲要有条件，一是学，二是才，还有个三，也很重要，是没有乌纱帽而勉强有饭吃。这三条，曹雪芹都有，还外加稀有的一条，是由荣华而走向没落。说稀有，譬如蒲松龄就没有，所以创造的人物就很少是大观园式的。有了以上四个条件（前两个条件还应该加点修饰，是学很富，才特高），茶余酒后，就会想闲也闲不住，而“秦淮残梦忆繁华”，写入九歌、八股、七发都不合适，那就最好是“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我推测，作者说“十年辛苦不寻常”，是作诗照例要夸张粉饰的手法，实际是兴之所至，没有严密的计划。清朝入已经发现，有些情况前后合不拢。以曹雪芹的才和学，求合拢又有何难？他不做，推想是写完一段，放在一旁（或抄给人看），找敦氏弟兄喝酒去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好吗？这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就更足以证明，他的才是太高了。（作品的许多情节，数不尽的述说和描写，都是神来之笔，人所共知，从略。）

再说“主旨”。这是要害，重要分歧，批判与受批判，都由这里来。主旨是作者要在作品里表现的情意。这，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怀旧”，不是“破旧”。这样认为，来于印象。印象不能凭空来，要有实物，这是说，也可以找到根据。根据，零碎的很多，只想说个总的，是：有意思的写得很多，没意思的写得不多。还可以加个近于诛心的理由，是曹雪芹并没有现代有些人想象的或希望的那样积极。只举一种微末的情况为证，主仆关系，看他笔下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的生活，对于上压下，颐指气使，下侍上，诚惶诚恐，他还是视为当然因而也就处之泰然的。这我谅解，因为我没有忘记，那是纯皇帝初年，平等观念还没有萌芽的时期。不要说他，就是思想比他深沉得多的黄宗羲，而且处于易代之际，作《原君》和《原臣》，也只是说君应该怎样，臣应该怎样，而没有想到可以革命，变为民主。过于积极的思想，是现代人用《聊斋志异》“陆判”的手法，硬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的。怀旧就不好吗？这用不着答复，因为此心是人所共有，此事是人所共行，愿而未必能表露，是受条件的限制。所以重要的不是当不当怀，而是怀了什么。这就碰到另一个问题，同样是要害甚至更要害，作品的思想成就究竟是什么。

思想成就来于作意的主旨。但两者可以合，也可以不合或不全合。据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就是成就非始料所及的。《红楼梦》呢，可以说是不全合。所以这样说，是推想，他也不会想到，以旧事为主干，增改，粉饰，竟创造出这样一个牵动人心的优美的艺术世界来。中国以《春秋》为表率，记述要寓褒贬。褒贬是好恶感情的外向化。执笔，有专写好（hào）的，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是；有专写恶（wù）的，如赵壹《刺世疾邪赋》是。由文学批评的眼光看，至少我觉得，是前者的成就更高，因为后者的作用主要是泄愤，而前者就深远多了，是创造个艺术世界，使读者在现实中渴望而不能得的，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得到就一定好吗？也未必，因为据说，有些痴男怨女因迷上《红楼梦》而疯疯颠颠了。但人类就是这么怪，于柴米油盐之外，还偏要追求幻想的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商品，顾主是痴心追求幻想的一些人。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多年以前，我同孙楷第先生谈起《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的高下，他说所写人物不同，各有千秋，我说：“反正我还是喜爱《红楼梦》，因为读时的心情是恋慕；读《金瓶梅词话》则相反，常常要皱眉。”我这样看是仁者见仁。当然也可以智者见智，如说成就是“揭露”。人各有见，如确实有而说，当然也应该。但我是不这样看。原因很多。如一，如上面所说，没意思的写得不多，有意思的写得很多，那就绮丽的内容成为附庸蔚为大国，笔法就太怪了。二，如果意在揭露，对于有些情节，贬的意思应该更明显些，可是没有。三，还有更甚的，是有些作为，戴上现代化的眼镜看，理应批判的，可是当作好的宣扬了。四，还有，记旧事，写旧人，总不能不把旧的情况连带端出来，端出来就一定寓揭露之意吗？我看是常常未必，原因是，即使小说作者都不能不戴眼镜，施耐庵的眼镜总是元朝晚年制的，曹雪芹的眼镜总是乾隆初年制的。戴着乾隆初年制的眼镜，能看到封建种种的腐朽吗？总是很难的。五，还可以看看广大群众是怎样看。不久前，北京弄了个大观园的仿制品，据说票价不低而游览的人不少，想取得什么呢？我看绝大多数是除开眼之外，还想体会一下卿卿我我，而不是“学习”那样的场面是怎样可憎可恨。难道睁眼的人都错了吗？

此外，关于作意的玩票，我还想到一点意思，是作者虽然才高，作品中多神来之笔，却也难免，偶尔灵机一动而不再思，出现不妥。这是说，专由表达或修辞方面考虑，《红楼梦》也不是遍体生香。我常想到的是两处。一处是描画秦可卿房里的陈设，这样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这段铺叙见第五回。这第五回，是用烟雾笼罩，泄露作者的情趣和书的重要关节的。泄露，恐怕起初的事物只是与兼美的侄妇入“不”虚幻境。这大概曾使作者大为其难，是既想说又怕人家听明白。何以见得？是作者也“恍恍惚惚”了，一阵是既点了可卿的名，并说“与可卿难解难分”，一阵又赶紧遮掩，于是警幻仙姑以及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红楼梦曲十二支等顺势被拉出来。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此情可待成追忆”而已。这样说，如此的大回目，第一位角色应该是秦可卿。怎么描绘她？主体是“兼美”“温柔和平”“极妥当（？）”。陪衬呢？总不当用只见于《笑林》一类书的笔法来凑热闹吧？可是作者竟这样写了。另一处见第十八回，元春归省，诸人就大观园内诸景赋诗，宝玉独赋四首。黛玉想“展其抱负”，当枪手，为宝玉写了“杏帘在望”一首，词句是：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开头破题，结尾颂圣，是试帖诗的路子。林黛玉笔下出现试帖诗，如何解释？似乎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作者的口技才能不高，相声未能毕肖；二是一时慌张，把方巾戴在闺秀头上，于是就唐突颦卿了。

这样挑剔的话不好再说下去。其实我的总而大的意见是：《红楼梦》不只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宝，而是一个文学宝库，探明、接受、享用都不简易。所以要深入研究。研究能不能取得可喜可信的成果，条件很多，其中一个绝顶重要，是人人要无拘无束地思，然后言己之所信。我呢，翻肠倒肚，只有一些所疑，所以也就只能把这所疑中的一点点献出来，作为举例，供海内外的专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