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即将结束,张伟又要回到学校继续学业。由于对旅行社的情况有很多了解,张伟知道现在旅行社人员充足,想进入这样一个大社比较难。张伟向经理表达了毕业后想来工作的愿望,经理说,目前没有空岗位,一年后看情况吧。根据以上情境,完成下列任务:1.你怎么看待张伟的顾虑?特别是现在就业形势严峻,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是稀缺品,就业的压力是像张伟这样的年轻人主要的压力源。......
2023-11-26
这是一篇难写的文章,因为抓来题目之后,还不清楚究竟应该把哪些零七八碎装到里边。大意是有的,而且,至少是有时候,还像是不吐不快,所以这次拿笔,是货真价实的愿者上钩,而非打鸭子上架。大意是什么呢?留待慢慢说,这里想由何以会有此大意,以及愿意写出来说起。或者就名之为起因吧,计有三端。一,是两个月之前,我给《读书》写了一篇《关于读书明理》,大意是,读书未必就能明理,不读书则必不能明理,读而明理,要有条件,等等。明眼的读者想当都知道,至少是对读书人说,这方面的问题不只太大,而且太复杂。我不自量力,用鸡刀割牛,恐怕未能说清楚;专说自己的觉知,也是意有未尽。未尽,宜于补说,使之尽,所以决定深入一步,从《春秋·穀梁传》“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的语句中抓来个题目,以期说明,读书明理,最高的要求是能够如释重负。重负是什么?五花八门,千头万绪,但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来于传统和时风的一些信念而已。传统,时风,内容都很复杂,其中有些,或大部分,不应该释,也就不当称为负。何者应该释,何者不应该释,来于分辨;分辨来于评价;能评价,甚至退一步,“知”还可以或应该评价,就是释,至少是趋向释。所有这些情况,都留待后面慢慢说。起因之二,近来杂览报刊,知道谈文化也成为热门。这我不反对,因为生而为人,总难免想明其所自来,这样回头看就必致看到文化,而且谈是文化人谈,可谓自数家珍,就是听者未必有兴趣,也应该谅解吧。我也谅解。但谅解的只是谈;对于所谈,有些我就不能同意。比如说,谈到我们的过去,“灿烂的文化”成为口头禅,这就像是表示,我们的过去,样样都是正大美好的。真是这样吗?显然不是这样。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不再有方望溪、李笠翁那样的热情拥护者,可不在话下;即如目前大肆宣扬的兵马俑,两千多年前的古物存到现在,难得,是一面,但还有更重要的“历史教训”一面,是死了的专制魔王还有能力吮吸小民的血汗,作威作福。不错,这是文化,或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至少用小民的眼看,不能放在“灿烂的”一堆里。问题是有些人谈文化,惯于不分青红皂白,是二十多年前吧,几乎什么都是坏的,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什么都是好的。我以为,这样玉石不分,一网打尽,不好,知的方面混淆是非,事小,行的方面视鸦片为滋补剂,照样吃,事大。所以我想说几句会使人扫兴的话,是,我们确是有文化,但是可惜,其中有些,甚至不很少,却不能算作“文明”。起因之三,是近些日子翻看《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对于不少女诗人的既可敬又可怜,我很不好过。为古人担忧当然可以不必,但那种可悲的情况使我想到一个大问题,是一些荒唐的信念,魔力竟大到连受害的人都觉得心里很舒服,这魔力,会不会阴魂不散呢?或者说,会不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呢?在这种地方,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怕。怕就想说说;当然,也希望能够收到闻者足戒的效果。足戒是大事,所以不惮辞费,由具体的事例说起。以下抄《征略》。一位是袁机,字素文,袁枚的三妹:
素文幼字于高。后高以子有恶疾,请离婚。素文言,女从一者也,婚不可离,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适高。高狂暴无人理,倾奁具为狎邪费,不足,扑抶交下,甚且以火烧灼之。姑救之,殴之折齿。既欲鬻妻以偿博进,不得已,归依母氏以居。
这就是袁枚《祭妹文》里哀悼的那一位,在诸姐妹中最漂亮,诗写得最好,只因为要从一(一指结合,由父母之命起),遭遇就这样悲惨,刚刚四十岁就死了。另一位是吴静:
夫病革,谓氏曰:“老母在,毋殉我。”既殓,扃户自缢。姑救之曰:“尔毋忘尔夫言。”乃止。二年,姑殁,又自经。母救之曰:“姑与夫未葬,汝不得死。”及营葬毕,遂不食死,年二十六。
这位比袁机进了一步,不只从一,而且从死。再说一位,是许贞:
(许字向生,未婚)向生客蜀,舟覆溺死。越三年,凶问始至,贞年十九,誓以死殉。其姑闻之,亲诣劝慰。乃坐卧一小室。又十九年,病亟,作绝命词而殁。
这是比袁、吴再进一步,守一辈子望门寡。还有更突出的,是袁淑秀:
幼工书史。许字庠生全鸿图,未嫁而鸿图卒。女时年十六,闻之即闭户,书绝命词一首,自缢而死。
这是连面也没见过,就从死了。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读书,照昔日有些人的想法,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乐事,可是读这类记载,至少我是,心悸之后还不能不继以沉思。思什么?总的说是想到人生的苦。苦会由多种渠道来。任何时代,只要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分,小民总难免水深火热而不敢言。但只是不敢,不是不想。像上面提到的几位就不同,是当作好事(合乎礼义)忍受的,所以就连想而不敢的心情也不会有。死,当然也是不得已,这就可证,是后面有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驱赶;可悲的是受鞭挞而仍以为应然。这压力太大了,应该称为重负。像这类的重负,能否如落花,随着时间的水流变为净尽呢?我看是未必能。重负,释,大不易,所以可怕;所以也就想说说。
起因说完,可以言归正传了。由“负”说起。照佛家的想法,生就是负,其意义是压在身上,苦,但扔不掉,所以说生死事大,要修持,求超死生。我们是常人,不敢求,也不想求超死生,所以就只能甘心负。道德哲学中有个说法,是“应当”蕴涵“可能”;从另一面说,不可能的也就无所谓应当。以这种说法为准绳,我们可以把生之负分为两大类,不可能释的是一类,可能释的是另一类。以古人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的最基本要求为例,饮食,男女,都还可以分析为“本然”和“加工”两类:“天命之谓性”的“天命”(非人力所能左右)是本然;“修道之谓教”的“修道”(来于人力,即所谓文化)是加工。本然的不可能释,如不能不吃不喝,想生儿育女就不能不找配偶,这是天命,人无力抗。加工的可能释,如可以不吃熊掌,不喝可口可乐,可以结婚而不具备三金和几大件,这类花样属于修道,有即使好,没有或换为别的形式,也未尝不可。本篇题目说如释重负,表示释了好,所释当然指可能释的,因而就要把属于天命的种种开除出去,说那些,由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也是负,却可以不算负。
负有轻重,只说重的。我想到的有三种。一种是原始义,真压在肩背上的,比如你是林黛玉一流人,超过十斤,焦大一流人,超过百斤,时间稍长,像是喘不过气来,所以成为重负。另一种是比喻义,范围可以大,如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吃穿,而收入不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通常说是负担太重,也就成为重负。范围也可以小,如有杂览之癖,书,既买又借,不厌其多,眼前总是一大堆,起早睡晚看,堆堆仍是有增无减,也就成为重负。还有一种是精神方面的,指不可信而信的一些信念,如上面提到的从一而终之类,沉沉地压在心上,既限制思,又影响行,以至受害,至少是受拘禁,而认为应然,也就成为重负。本文所谓重负是指这最后一种。它隐蔽,很难发现,力大,能使人终生晕头转向,所以最可怕。更糟糕的是作为一种重负,最难释,因为它经常是混在合理事物的堆堆里,而且像是最贵重的。
说到合理,其对面是不合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碰评价问题。仍以从一而终为例,信而行的人认为合理,为什么,除了世俗的荣辱之外,想来她们没问过;我们说不合理,是想驳倒她们,就不能不举出理由。而说到理由,总是深一层的,比较抽象的,举,很难;而且深钻不很久,就必致凝聚为好坏问题,或者说,怎样活才好的问题。说这方面的尤其难。我的意思是与知识的对错问题相比。比如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一种说法,对或错,至少由可能性方面考虑,不难知道;小两口,吵了架,而且不只一次,离还是不离好,下断语就不那么容易。断,说的是平常话,话后面要有藏在心里的根据。常常是,根据之后还要有根据。这里为了集多目于一纲,干脆用溯本求源法,说,判定人事方面诸事物的合理不合理,最后的标准应该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即有利于“众人”之生的是好,反之是不好。显然,这里所谓利,同样需要解析。这可以用古法,是合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也可以用今法,是能够使“众人”获得幸福并向上的。如从一而终,那位先死的男性也许感到幸福吧,但那是用那位从的女性的极大痛苦换来的,所以是反人文主义的,也就是不合理的。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可以类推。
到此,对于本文所谓负,或不合理的信念,可以总的说说定性之类的话了,那是:一,与好坏的评价密切相关?(纯知识性的,如相信天圆地方,不算);二,属于大德不逾闲的大德(小德,如相信惧内可以发财,不算);三,不合人文主义的理(大量的合于人文主义的理的,如相信道德和法律有用,不算);四,当事者坚信为合理(当事者不信,至少是存疑的,如现代一般人的对于福报,不算)。
定了性,可以进而说说来源。重要的来源有两种:一是传统,即历来信奉为好的;二是时风,即当前信奉为好的。兼容古今说,如二纲、颂圣之类是传统;重门第(六朝)、崇物质享受(现今)之类是时风。这事例表示传统和时风可以分。但两者又有多种错综关系:如传统于某一时期有大力,也就成为时风,时风日久天长,也就成为传统;时风可以使传统减弱,甚至灭亡,有些时风乍生乍灭,不能成为传统;反时风的传统会吸收时风的成分,反传统的时风也会保留传统的成分;等等。来源的进一步是如何形成。这比较难说,因为都不会突然降生,也就不能不有自然的成分,所谓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但又因为不合理,至少是起初,多半是适应某些人的需要,维护某些人的利益,才提出并逐渐(甚至经过宣传、强制)成长的。成长之后,它就在相关的人的心里占了地盘,有了权威,以至信奉的人就不再想到它是否合理,而只是唯命是从,即使受了害也不悔不怨。
为了表明不是无的放矢,应该举一些例。上面提到的从一而终是个“好”例。不是“最好”,因为今代的女士已经不再这样做,教训意义不大。但还是可以称为好,因为,一是典型,压力大,受害者多,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权威性;二是没有人听了会疾首蹙额,以为意在声东击西。教训意义,不声东击西,两种要求难得兼顾,所以举例也大不易,因为难得上升为最好。语云,知足常乐,只好不讲究而将就,取一时想到的,抓个秃子当和尚。
先抓个大的,是圣经贤传。这大致是指经书所记,孔孟所说,内容很复杂。杂,其中自然会有不少有价值的,或说可信的,应该热爱的。如《诗经》第一篇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这样,只要人间还有男女,这,当作规律,就颠扑不破。也可以不看作规律,如章实斋就说六经皆史。史是记旧迹的,迹可好可坏,那就无妨选取,有用的拿进屋,无用的扔在垃圾堆上可也。问题是自汉魏以来,它成为无条件的正确,无条件的好,只许崇拜而不容许选。说话,行文,甚至一上场就是,子曰如何如何,诗不云乎如何如何;说和写的人,以及听和看的人,都以为这样一来,就一言定案,不容置疑了。单就某一文或某一事说,也许是这样,值得忧虑的是子曰诗云之类成为咒语,力大无边,不再有人敢置疑,甚至想到置疑。不疑而接受,或不思而接受,且不说事,只说文,那就只能写为“经义”体,再发展就成为“制艺”体。言为心声,言成为制艺,心的状况也就不问可知了。所以说这是一种重负。
还有个大的,是三纲,规定某些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另一些人。其中最可怕的一纲是君为臣纲,说全了是君为臣民之纲,因为只有君有生杀予夺之权。我一生杂览,喜欢读史,因为可以看作写实的小说,比编造的小说更有意思。然而可惜,史大多是记所谓大事的,其中磕头碰脑,不是这个君就是那个君,虽然经过记事者的遮掩粉饰,却仍可以看到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荒唐和残酷,使人不能不痛心。君,至晚由夏桀起,可以为所欲为,因而如水之就下,就必致荒唐和残酷,也就不必再费笔墨。值得痛心的是纲统治下的臣民,有些,也许是大多数,诚心诚意地相信,一戴上这顶帽子就成为天纵之圣,所有的言行都是天经地义,必须无条件地遵照办理。他要儿女玉帛,为他抢,他要宫室园囿,为他建,他要杀人,为他绑赴刑场,直到要杀自己,还要谢恩,而不问为什么应该(不是不得不)这样。清夜自思,也许问过,答复必是“忠”,其所得是义和荣,所以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于什么?忠于国?名可以说是,实则经常不是,因为国不能脱离疆域之内的民的利益,君的为所欲为是经常离开这个的。所以事实上必致成为忠于一人。方孝孺是个最好的例证,建文帝和燕王都是朱家人,为争宝座狗咬狗,不巧,已坐上宝座的一个失败了,忠于一人的信念大起作用,他就甘心选了诛十族的路,含“笑”于地下了。死者已矣,活的呢,对于到处抢女人的正德皇帝,纵容魏忠贤乱杀人的天启皇帝,直到不久前的阴险毒辣的那拉氏老太太,有几个人,不要说反,曾经想到,尊为天纵之圣,无保留地听命,并山呼万岁,是错了呢?不想而信,而且源远流长,所以也就成为重负。
以上两个事例太大,时也像是太远,应该加说一两件小而近的。三句话不离本行,能够切身更好,那就在诗文评方面想想办法。文是正事,诗是余事,先说文。听一位从事出版业的人说,《古文观止》,各种花样的,出了不少,销路都不坏。我想,这是多年来的文论(早的见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一类书,近的见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显了神通。这论的内容,可以引苏东坡的一句凝缩型的话来说明,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意思发扬光大,就在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是(文言的)文,以韩愈以来的古文为正宗,最值得欣赏;甚至相形之下,诸子和史汉也暗淡无光了,因为,还是就印象说,那是子、史。不是文,或主要不是文。这论成为信念,力量也不小,《古文观止》有人买是一种表现,韩愈的文入各种选本,批注,赏析,吹捧上天,是另一种表现。表现还有不明显的,是不少人的笔下,或有意,或无意,也来这种腔调,而不问这种腔调为什么就好,值得欣赏,值得学。我多年来有一种偏见,由比较来,是觉得韩愈的文章,总的说,并不好,有不少篇目,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穷文》之类,很坏。觉得不好或坏,是因为:一,文要有值得听取的内容,韩文所有可以算作明白的不过是圣贤之道的老调;还有不少地方不能算作明白,《送孟东野序》,通篇玩“鸣”的杂技,可不在话下,即如一直到今天还视同瑰宝的《师说》,重笔写古人从师(还是世风日下的老调),今人不从师,事实会是这样吗?这是不顾事理而说空话,与后代的八股是一路。二,不是以所思为主,文从之,而是反过来,全力拼凑文的花样,以所思为附,所以如《杂说》之类,看,尤其读,总感到造作气太重,不平实自然。三,讲气,以腔调唬人,虚张声势,专就为文说,也会引人走上邪路。桐城派跟着走,往者已矣,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很少有人问呢?显然是旧的信念力量太大,负虽重而我们并不觉得。
再说诗。以杜甫诗为例,《石壕吏》写社会现象,《月夜》写思家心情,如果必欲评高下,昔人怎么处理,我们拿不准,今人,推想必是取前者而舍后者吧?因为前者写的是“有吏夜捉人”,揭露(旧)社会黑暗;后者写“遥怜小儿女”,还设想“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无关于社会黑暗。这也是一种信念,对吗?至少我怀疑,因为所写都是真情意,而且是合于人文主义的,为什么一定要分高下呢?与圣经贤传、君为臣纲之类相比,诗文评是小节,这里大惊小怪,是因为想到,即使是小节,随波逐流而信,总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坏习惯,或说负,还是以能释为好。
而说起释,那就大不易。原因,我想到的有两种。其一,是习惯的力量太大,用处太大。比如一日三餐,我们不会想到还可以问理由;而且如果问,想到能不能减为二,加为四,就会惹来麻烦,理的和事的,所以最好还是不问,顺老路走。其二,对于传统和时风,疑,一般说,要有“强”的外力,这外力,浅近的是可供比较的事例,深远的是可为评价之标准的理,或者还要加上对于理的坚信。先说说为什么要“强”,以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为例,旧时代,读书明理的人也有不少反对的,可是都没有生效,就因为力量不够强。再说事例和理,以哪一种力量较强。我的想法,虽然理可以由或常常由事例来,而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理,不是事例。阿Q的意见可以为证,城里的生活习惯有些与未庄不同,是城里错了,他看不惯。可见要变为看城里对,未庄错,就不能不在心中换个理。换理,是释原来的重负,即把一贯奉为天经地义的看作并不对,或不全对,谈何容易!
所以要有强有力的外援,即可资比较的事例,尤其是可为评定是非之标准的理。以“养生丧死无憾”的丧死,即葬为例,直到现在,不少老朽,或年未老而心已朽的,仍然相信,装入木棺是对死者的优待,不欢迎火化。这可以用事例破,如列举各地各民族的各种葬法,以证木葬并非优越,可是习俗的力量过大,他会如阿Q之肯定未庄,仍然大做其杉木十三圆之梦。理的力量就不同,这理是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活人的,死人不再有需要,杉木十三圆也就成为无所谓了。
释负,破杉木十三圆之梦是小节。大节很多,也要释,所以要有更多的或更深的理。理要有来源,我的想法,主要还是读书;加细说,是多读,杂读,继以思辨,去粗取精,去(自己认为)非取(自己认为)是,然后一以贯之。这是总说,以下分着解释一下。先说多读。读书干啥?可以常,是学自己不知的,不会的。还可以超常,那是笛卡儿所说,读书像是同高尚的古人谈话。他也许不读今人书?至于我们,就还要加上一句,是同高明的今人谈话。高尚,高明,朝夕面对,闻其声,并如见其人,会有大获得,自然用不着说。有人担心,书也有出自不高尚不高明的,怎么办?这不必怕,因为多读中隐藏着一味药,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再说杂读,我的意思是,不要总是小说,或扩大,总是文学,以致连判断对错常用的矛盾律也不知道。正面说,是初接触会觉得难而乏味的,如科学、哲学方面的,也要读。再说思辨,“学而不思则罔”,这句话虽然也出自圣经贤传,却不错,罔是迷惑,读而不思辨,念什么信什么,头脑中乱糟糟一大堆,其结果就必是迷惑。思由比较起,中间经过辨同异,明是非,分高下,最后总会融合为自己的所见,即通常所谓见识。见识表现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其根源的理可能是单一的,即所谓一以贯之。
此理会不会错?这是另外的问题,太复杂,只好躲开。单说读书是求有所见;无所见就谈不到释负,因为必是随风倒。但传统和时风的力量究竟太大,虽然如上面所说,应该蕴涵可能,却不当不考虑可能。一向信为天经地义的,如子所曰,诗所云,一觉醒来,变为不可信,不要说理智,就是感情也转不过来吧?所以谈释负,所求宜于退一步,即安于多闻阙疑,而不强求革故鼎新。多闻,包括也闻异端的;阙疑,有消极的一面,是暂不求解答,还有积极的一面,是由疑而问,问为什么就可信。这疑,这问,也有大价值,仍以从一而终为例,如果袁素文等人在关键时候,先则疑,继以问,为什么应该从一,为什么从一就光荣,也许就不为荒唐信念而牺牲了吧?所以无妨说,疑而能问为什么就是释了重负。不幸是纵观历史,不合理(或不都合理)而长时期视为天经地义的信念很多、疑而问的人却很少。所以,就是释作退一步解,我们仍会感到,难矣哉如释重负。就这样悲观下去吗?也不然,因为在《读书》上谈读书,总不能不相信读书可以明理。关于明理,以前说了不少,这次加说一点意思,是明理所以致用,大用,或“一种”大用,是以问为什么为灵丹妙药,求释心上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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