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明理的关系：决不可简单否定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得不说说来由，而说就不免话长。是几个月以前，看到，更多听到，讲《易经》的书多种多样，大走其运，印数多，销得快。相形之下，我的拙作是既印数不多，又销得不快。我惭愧，没有安分守己的修养，又没有沉默的习惯，于是写了一篇不信占卜预言、不信神秘主义的文章，题目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刊于《读书》1991年3月号。问世之后，推想会引来讥笑，是你浅陋，不理解视听所及的背后所谓底蕴的奥秘，所以才信口雌黄。很意外，讥笑还没来，却接到不相识的一位女士的电话，除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还谈到同是读书而所见不同等等问题。为时间所限，我只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待有机会详谈云云，结束。其后想了想，说很复杂，大概还是低估了，因为书，四部九流，花样太多，而读的人，天之生材不齐，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外还要加上公的时风和私的利害，于是同一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不足为奇了。彼此是非不同，是庄子的看法。还有常人的行事，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有没有客观的是非？是非有知识论的和道德学的两种意义：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是知识论性质的是非问题；王国维应否自沉于昆明湖，是道德学性质的是非问题。知识论的比较简易，因为，至少是理论上，弄得水落石出是可能的。道德学的应否就不然，因为定应否，要有个比“事实”远为玄奥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经常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又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是非？我不得不承认有，因为不承认，这篇文章就不必写了。可是承认，尤其道德学方面的，想说清楚就真是一言难尽。不得已，只好避难就易，或说取巧，有言在先：一，以假定大多数人会默认为依据，多说是非而少说标准；二，读书与明理的关系，表现在人和事上千头万绪，这里只谈一点点，来于偶然想到，自认为还值得注意的。

以下入本题。不幸一开头就遇见缠夹二先生，是：读书可以明理，不读书可以明理，怎么说都不对，或不全对。说对不对之前，先要谈谈理是怎么回事。宋儒说万物只是个理，用现代化的帽子扣是唯心论；但理的范围却未必能够因此缩小。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可能义）掷骰子，是人事外的世界有理可循。人事之内，大到国与国间，小到马路上的人与人间，大家都承认，要讲理。这里只得损之又损，单说人的思和行，所谓合理，一方面，是能够与事实印证；另一方面，是不违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德。用反面的小事来说明：晨起鹊噪，以为必有客人来，而终日门庭寂然，可见这所信并不合理；看别人的钱包眼红，窃为己有，损人肥了己，就是窃者自己，除非以梁山泊的替天行道为理（仍不能离开理）由，清夜自思，也当觉得于理有亏吧？就凭这个存于人心的恍兮惚兮的有道理、不讲理等等之“理”，以下谈读书与明理的关系种种。

循某下世名人喜作翻案文章之例，由反面下笔，是读书也可以不明理。这还有等级之差，或性质之别，想由显而隐说三类。

第一类，明眼人听了会失笑的。为了形象化，举真人真事为例。又为了“不薄今人爱古入”，古今各举一位。古是唐朝房，开天著名人物，达摩面壁九年，他住山还多了一点。书当然读了不少，可是食古不化，安史之乱，他自告奋勇戡乱，用古车战法，在陈陶斜大败，连累诗圣杜甫也降了职。读者诸公会觉得逝者如斯，不足为训吗？不久之前有人告诉我，海湾战争的武器花样，竟有人说是早已见于《封神演义》，因而仍是“月是故乡明”云云，可见“如斯”并没有完全成为“逝者”。今是我的一位乡先辈，中小官僚，姑隐其名，因为我认识他的儿子，半个世纪以前，有一次在天津他家里见到他。也许是因为他感到知音难遇吧，就同我谈起他的政局预见来，主旨是还有个他执政的时期，就在不远的将来。看我表示惊讶，他由桌上拿起一本书给我看。书名是《中国预言七种》，只记得其中有《推背图》。他翻到一页，指点其上的一句隐语，大概是刘伯温说的，说那句话里藏着他的名字，就暗示某某下台之后，应该由他接任。我其时虽然无知，还不至无知到这种程度，于是出于世故或不屑争论，点点头应付过去。其后若干年还听到他的消息，不是《推背图》之类保证他执了政，而是如何终于野葬了。这古今两位都读了不少书，而竟至这样荒唐，可见读书未必就能明理。我还想加说一句会逆有些人耳的话，今日根据《易经》以推求想知而难知的种种，走的路与我的这位乡先辈又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类，不像第一类那样好说，因为一，那是多数人会承认的荒唐，这是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可以包括现在）承认的正大；二，由行方面说，荒唐的是可以不，正大的就不然，是舍此就无路可走。这是指长时期书中反复宣扬的一些（或很多）信条，因为反复说，假话就成为真的，不合理的就成为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反映到心理上是无条件的好，也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更进一步，也就永远想不到其中还有问题，可以问问“为什么”。自然，人力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比如活着为什么比死好，我们就无力解答，幸而我们很少想到，也就可以当作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信条不是这样，比如有关权利、义务的种种，一贯认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就未必经得住问。可悲的是想不到问。——总这样说泛泛的不好，要转为务实，举例。当然最好是大个的，那就说纲常，昔人心目中最重的。例要少而能够说明问题，只说三纲的第一纲，君为臣纲。这四个字意义不显豁，需要正义，是，君王明圣，臣罪当诛；还要发微，是，登上统治宝座就可以为所欲为，被统治者只能服从、歌颂，直到赐死还要谢恩。这种情况自然是千百年来久矣夫，上限，文献（包括传说）足征的，也许要远到盘古氏吧？下限呢，不好说，可以概括言之，凡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都得算。情况是“事实”如此。还有“应否”如此的问题。《论语》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话，可见至晚由春秋起，已经视统治者说了算为当然了。其后，出于史官之手的各史的本纪，出于各种官之手的足以汗牛的奏疏，以至野史笔记，都在唱同一个“君王明圣”的调调。你觉得肉麻吗？而是反复说就有了大力。于是而有无数的人被这样的“明圣”杀了，还要口无怨言；有不少的人为这样的“明圣”死了，带着“光荣”走向地下；至于数量更大的小民，在水火中哼平平仄仄平，也要“圣代即今多雨露”。最值得痛心的是，被杀而死，为君而死，书面上，口头上，甚至心地中，都认为理所当然。我呢，生也晚，受了洋鬼子一些影响，多闻阙疑，一直不相信有所谓明圣，因而对于这第一纲的许多表现，总是觉得，轻则可怜，重则可悲。何以这样说？以明朝为例，开国之君朱元璋，夺位之君朱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后如正德皇帝，到处抢民女，是天大的坏蛋，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任意杀人，是天大的胡涂蛋，最后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比如有名的学者郑鄤，因为被诬为不孝就凌迟处死于西市，总之，就是这样一群，在第一纲的庇护之下，有不少知名之士，还是甘心为他们死了。死者，早的如方孝孺，晚的如陈子龙，青史留名，什么名？不过是忠君而已。有谁曾问，忠于一个（如方孝孺，新君仍姓朱），或扩大为忠于一姓（如陈子龙），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会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事，评人论事要历史主义。那就说说近的。近来断续看了有关王国维之死的一些文章，关于死因，说法多种，只说陈寅恪先生，我想是意在表扬死者之德，兼宣扬自己之道，说是殉于纲纪，所以应视为文化史上的大节。这里不想说事实是否如此，只说纲纪之应否视为大。纲纪，说全了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旧称伦理关系。称为伦理，含有应如何对待的意思；“如何”有具体内容，当然是传统的，指实说要分尊卑上下，一般所谓德，如忠孝之类，都要附着在这上上下下的阶梯上。维护这个，当然是全盘接受，合适吗？即如君为臣纲一纲，王国维死时已经是民国，没有君了，忠的大节怎样显现？灵活运用其精神？那就成为忠于在上的某一人，至少我觉得，这不是现代化而是继续封建，是不合理的。与公开宣扬三纲六纪相类，还见于零碎的褒贬，仍以明朝为例，古文的多种选本选《左忠毅公逸事》，推崇左光斗死于东厂，可推崇之点是什么？除了忠于天启皇帝幻想可以变坏为好之外，还能找出理由来吗？另一面是钱谦益，一提起就觉得人不光彩，污点何在？也不过是没有随着崇祯皇帝死而已。所举以上种种，由认为天经地义、身体力行到褒之贬之，都是读了书的，而且，如信条之被视为正大，都是正大人物，可是现在看来，都为专制压榨，重则摇旗呐喊，轻则添了油醋。当然，还要历史主义，不是说如此信如此行，道德方面有什么缺欠；而是说读书上了当，信了不当信的。换句话说，是读书并未明理。

第三类，也可以算作第二类的加码，所加是，时间可能不很长，也是由于反复说，自然连带就见于行事，于是成为风气，视为荣誉。荣誉的力量之大，凡是睁眼看看世态的都知道，除了承认无条件、想不到问之外，还要加上狂热。这种现象，古往今来，值得提出来说说的很多，只说一种，是因为近在咫尺，又有典型性。那是前些天买的一本《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翻看，其中人物，寡居多年的可以不计，竟有不少未成婚就守节的，出嫁不久夫死就殉节的，结果就得来酬报，旌表，有了荣誉。诗人，自然都是读了书的。据我所知，村野贫寒之家，不识之无的女子，这样求荣誉的罕见。这也可证，还要声明是“由现在看”，读了书，反而离时风枷锁近了，离理远了。

此外，读书不能明理的事例，当然还无限之多。古人往矣，今人呢，不是还在热衷于研究炼丹术吗？很抱歉。我没看过这类书，推想会比《易经》更实惠吧？人各有见，更值得重视的是人各有欲，杀风景不好，不说也罢。

至此，反面的话说了不少，要改为说正面的，是想明理，还是离不开读书。这段文章，作到这里就够了，一是理由很明显，二是推想不会有人反对。不过如果连古也算在内，例外也有一些。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厌恶诗书，可是终于用了叔孙通，因为儒书能够使他坐宝座坐得稳，坐得舒服。此外还有两个大户，早的是老子，要使民无知无欲，见于他的道德经五千言，而这五千言，显然是读了书才能写的；晚的是禅宗和尚，说只用经遮眼，这是机锋，是从古德的语录中学来的，也就是先读了书。这样，对于想明理就必须读书这个意见，真是可以说是全体赞成通过了。这里需要说说的是，书和理之间像是还有点什么，应该用几句话明确一下。想要言不繁，只说三点。一是读书可以使生活的境界扩大并提高（或加深）。比如读天文学，知道隔牛郎织女的天河之外还有无数河外星系，这是扩大。读李清照同“雁过也，正伤心，似是旧时相识”，也“感时花溅泪”，比单单说个“八九雁来”，人生的滋味浓了，这是加深。理要在这种大和深的土壤中生长。二和三，也可以说是一的加细说。先说二，是读书可以积累知识。理由用不着说。只说知识内容过于繁杂，其中有轻重的分别，问题比较小；有真假、好坏的分别，问题比较大。怎样分辨真假、好坏？难言也，这里暂且不说；单说讲理，既要以知识为材料，又要以知识为母亲，所以，虽然读书未必能明理，想明理又不能不读书。再说三，是读书可以培养见识。见识是分辨真假、好坏的能力，要由吸收别人的看法并比较其高低中来。显然，为明理，这最重要，否则，远而雅的，如孔孟之相信人君能行仁政，近而俗的，如义和团之相信肉身可避枪炮，就不值识者一笑了。

以上说想明理，非读书不可，前面又说读书也可以不明理，公婆各执一端，中间就挤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二是虽然有这种现象，还不能不明理，怎么办。先说前一个问题，是因为书有多种，人有多种。书，以东汉为例，有大量讲谶纬的，可是也出个王充，写破除迷信的《论衡》，显然，读前者就会满脑子阴阳五行，读《论衡》就对旧经传也持怀疑态度了。再说人，真是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减去习染和教养，兴趣也会千差万别。如同是读《红楼梦》，男士，见于清人笔记，有愿意娶林黛玉的，有不敢娶林黛玉的。逛书店可以更鲜明地表现这种情况，有人买史书，有人买小说，大概是前者愿意看实有的，并希望鉴往知来，后者愿意看虚构的，并希望有时也作个异想天开的梦。书不同，人不同，表现于思，就必致产生合理、近理、远于理甚至不合理的分别。

更重要的是解决第二个问题，怎么办。我的经验，特效药是没有的；但也要服药，试试看。药的一种是杂读。不说多读，原因之一是，读书以多为上，用不着说。原因之二，以武侠小说为例，性质专一而量多，也许奔往少林寺的人就更多，志愿就更加火热，那不是服药反而病重了吗？同类，寝馈于《易经》、占卜、炼丹一类书，以为就可以前知五百年，甚至白日飞升，也是服药越多，反而近于病危了。但买书或借书而读，是人人有的自由，所以处方不能用禁读。退一步用缓和的是杂读，就是各种性质的都读。各种性质，自然不会一个鼻孔出气。比如炼丹术与化学原理，可以说是间接冲突；占卜书与反占卜的书，是直接冲突。有冲突就好，可以引来起疑，然后是思索，再然后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真金不怕火炼，假金自然就露馅，垮了。

药的另一种，或说改进的处方，是杂之中还要有所偏重。具体说是要多读些与分辨实虚、对错、是非、好坏之类有关的。这也可以分为间接、直接两类。以过去读书人都重视的国学为例，我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自认为所得很多，因为除知识以外，还学了去伪存真的一些方法。这方法不是正面讲，可以称为间接的。还有正面讲的，是科学概论、知识论、逻辑、哲学概论之类的书。这类书内容不简易，因为都涉及真假、对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性质比较深微。这里多讲不成，因为一言难尽；不讲也不成，因为会莫明其妙。想折中，只举一个例，来于逻辑的，是矛盾律，内容为：全称肯定判断（如凡君王皆明圣）与特称否定判断（如某君王不明圣）矛盾，全称对则特称错，特称对则全称错。这是个分辨真假、对错的重要规律，以之为准绳，我们可以判断许多骗人的鬼话（一般用全称肯定的形式）靠不住，因为必有不少事例是反面的。逻辑这样，与它相通的另外几个学科也是这样，大家合伙，就会凝缩为一只有穿透力的眼，看到表面之下的真假、对错的本相。

但是这剂药也有不利之点。一种显而易见，是味苦，不好吃。由事实方面说，有几个人愿意扔开小说，皱眉抱着这类书啃呢？并且，只是星星点点，贯通也不容易。所以，也是事实，是有不少级别不低的知识分子，谈自己专业，头头是道，专业之暇，还是找什么占卜书或什么铁嘴，去探问流年祸福。可证读书明理也并非易事，因为有较多助力于明理的书常常是很枯燥的。不利之点的另一种，是因为向深处钻了，就不能不碰到应否的标准问题；或说得浅易些，是碰到教条性质的顽固就会显得无力。如某名人，恍惚记得是辜鸿铭，尊君，并主张保留跪拜，理由是，如果改为鞠躬，天生膝盖何用？古人也说过这类意思，是“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你觉得荒唐吗？可是想拿出系统而确凿的“理”，以之为根据，驳倒他，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类的人各有见，追到根，会成为，轻些是兴致之别，重些是信仰之别，或说异教。而说起信仰或教，任何人都知道，是只能听从不许怀疑的。唯命是从，由命者方面看，这命的来由也是理，可是这理是不许放在脑子的秤上衡量的，其是否真合理也就不得而知了。不得而知不好，怎么办？我的想法，有关应否的问题，如果不简易而想明其理，就最好多乞援于康德的所谓理性，少乞援于信仰。这样的理性是怎么回事？只能由心情方面说说，不过是平心静气，不入主出奴，愿意讲理而已。

最后说说，庄子的高见，“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理，不管怎么样想明，总难免有不能明的，或拿不准的。处理的办法是虚心，继续求明；求得之前，要采取孔老夫子的态度，“不知为不知”。这样的不知，也是理，我的经验，也是只有读书才能明的。到此，由话面看，是越说越缠夹；其实意思是颇为简明的，就是：读书可以明理，只是要附带一些条件，随便来来就未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