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力量：小反抗带来的勇气和意义

近几个月以来，翻阅送到手头的报纸，连续看到关于安乐死的一些消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因为自己已有生，并将有死，切身之事，难得等闲视之，就一阵陷入沉思。都思了什么？有没有什么知甚至悟？想用定形于文字之法理一理试试。至于能不能理出一点像样的，值得高明的读者惠与慧目的，只好走着瞧。

我不只一次说过，生，或缩小范围，说人生，是一，即现实就是这样，人生之道则是多。《易经·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儒家的看法，其实也是常人的看法。由此看法演绎为行，于是说繁衍子孙是福，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直到打倒孔家店之后、批孔之后的今日，还要大力宣讲并推行计划生育。这是想到生就拥护的一派，几乎所有的人，纵使未明说，或简直未想到，都加入了。有少数例外，是约两千年前由身毒（今曰印度）进口的，佛门，说生是四种大苦（生老病死）之一，所以想灭苦，就不当像常人，用欢迎的态度对待生。那么，如何对待呢？就是虔诚的佛门弟子也有坚决和妥协两面。坚决是比丘和比丘尼的不婚，不婚，就断了下代之生。妥协是一，不断自身之生，所以还要托钵化缘；二是四众的另一半，优婆塞和优婆夷，虽然也不能不说生老病死是苦，却仍旧洞房花烛，之后自然就同常人一样，也儿女成群了。妥协，是因为生的力量太大，小躲闪也许有点希望，正面抗就必做不到。但佛门说的生是苦（或说苦之本，因为无生就不会有老病死）也并非向壁虚造，如常人也承认，俗语说苦乐悲欢，不可意的占一半，可以为证。这样胡思乱想的结果，关于生，就成为一笔胡涂账，至少是不容易理清的账，比喻为花中之玫瑰，有香味，却又扎手，你说好呢，还是不好呢？

生是怎么回事，看来是说不清了。天上的鹰，抓不着，不吃它也罢，不如算计檐前的麻雀。古人，或“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或学而后思，抽绎为理，几乎都走《中庸》开头说的一条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顺着走，不抗。其结果，自然还会碰到不少问题，或难题。难有玄远的，如这样做顺民，为己身计，究竟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难还有现前的，更多，都来自率性未必能够顺利。为了减少头绪，用古人举一般以概其余之法，曰饮食男女。饮食，想的是烹对虾，端上桌面的却是清水煮白菜；男女，想的是如意佳人，点头算的却是个既不如意又非佳人。这就又回到佛门，只好承认与生相伴，确是有不少苦。那就如弘一法师，毅然出家吗？我以为，至少是理论上，出家并没有什么难，大难是想到与生有关的诸多问题，根本的，零碎的，能够处理得心安理得。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则很惭愧，自知必做不到。不幸是又不能不识不知，于是有时，或说玄想的时候，就感到生之上，总像是有什么大力压着。什么大力呢？扩一己为大众，集零碎为概括，并取大舍小，就想到有两种，曰天命（指最根本的，即大德曰生，或能活就好），曰礼俗（指未必适当而公认为合情合理的），总是在头上（或心中）动荡，使身心不得逍遥，或者说，思和行难得越雷池一步。因为这样，若干年以来，如果发现，对于这两种大力，有表示反抗的，轻或重，思想或行动，我总是很感兴趣。以下转为说反抗，先礼俗，后天命。

礼俗，如何形成，必要性有多少，内容必是很复杂，因为专就量而论，它也是无限之多，各有各的形质，自然不能一言以蔽之。这里只说，无论哪一种，都有相当强的拘束力。戴上人文主义的眼镜看，拘束有可取的，如不当掏别人的钱包之类；有不可取的，如男的为昏君死、女的为丈夫守节之类。何以不可取？举个最微末的理由，是不平等，如臣死，君还活得好好的，妻死，去了穿红的，立刻来了挂绿的。可是，就是这不可取的礼俗，反也大不易，即以不为昏君死、不为丈夫守节为例，西风东渐之前，就必致招来非议和耻辱。人生于世，有谁肯置非议和耻辱于不顾呢？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抗礼俗的勇气。我，因为常常想到生的压力，所以对于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顿生敬仰之心。似乎应该举些例，以求此意能够更加明朗。语云，河里没鱼市上找，纵使稀有，地大时长，也会找到不少吧？为篇幅所限，只举二人二事，又为了不偏不倚，所举为男女各一。逐新潮，女先男后。

女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司马相如跑了的卓文君。事最早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这样写的：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装作）与令（临卭县令王吉）相重（要好），而以琴心（抒情之音）挑之（文君）。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殿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

《西京杂记》卷二也记这件事，多由文君方面下笔，估计喜欢看时装表演的必更有兴趣看，也抄在下面：

文君姣好，眉色（外形）如望远山，脸际（颊部）常若芙蓉（荷花），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相如字）之才而越礼焉。

越礼是不管礼俗，提前两千年实行自由恋爱，实现了婚姻自主。这反抗有所得，为她想是生前嫁了如意郎君，死后在《史记》中占了一席地；由我看呢，意义就更加深远，是为娑婆世界的人生吐了一口不平之气。

再说一位男士，也是西汉中期人，陕西的杨王孙。他大概没做过官，班固《汉书》只说他“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也许连著作也没有吧？他得在史书中占一席地，是因为干了一件反潮流的事，不只不厚葬，而且坚决实行裸葬。《汉书》是这样记的：

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本来的样子），必无（不要）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儿子没有反潮流的思想和勇气，想不听，又不敢，于是请老子的朋友祁侯写信劝说。阻止的理由当然是不合礼俗。依礼俗，就必须“为之棺椁衣裳”，也就是厚葬。杨王孙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复信说明理由，要点是下面这些话：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相高，靡财单（殚）币，腐之地下。……故圣王生易尚（奉养），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无）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土）鬲（隔）至（难于反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呜呼）！吾不为也。

俗人竞以相高，即成为风，力量就大。大到帝王也在它的下而挣扎，如秦始皇用大量的兵马俑殉葬就是证明。杨王孙却造了反，这就事说不大，意义却是重大的，因为可以表明，在生的大流中，人也未尝不可以以己身为主，我行我素，以争取一些独立和自由。

争取，如果能得到，是胜利。卓文君胜利了，杨王孙也胜利了。但这是对礼俗，世间的；移到天上，对天命，也这样轻易吗？再引《中庸》，“天命之谓性”，这性表现为多种情况，琐碎到忽然大声入耳吓一跳，走累了想坐坐，等等，都是。这里想用擒贼先擒王之法，抓个最大的，或说最根本的，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坚信大德曰生，或能活就好。为什么活比死好？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而信，至少是觉得如此，是接受天命。与礼俗相比，天命的压力大多了，我们有能力抗吗？记得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写过一篇题为《论自杀》的文章，结尾说无妨把这种行动看作向自然的挑战。其意大概是，你（天命）让我这样，我偏偏不这样。在叔本华，这是理论，因为他本人是寿终的，并没有向自然挑战。用实际行动向自然挑战，程度也可以轻，就我一时想到的举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有腾达（必随来富厚）的机会，不干。另一种是出世间的，玄奘、慧能之流，可以从众，饮食男女，生生不息，也不干。这都有点不同于常，对天命而言，可以说是抗。但是与舍生相比，这只是动动手脚，还说不上真刀真枪。

真刀真枪是不要命。这有多种情况，为了这里的所需，只说三大类。一大类是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是明显地有所为。义是个抽象的道德信念，化为具体的事，就可以是殉国（经常是为某一个滚下宝座的），可以是殉夫，可以是报知己（如荆轲、侯嬴之流），等等。另一大类是走投无路，最典型的是项羽自刎乌江、崇祯皇帝煤山自缢、今代运动中跳楼之类。还有一大类性质有点特别，不是为什么义，也不是走投无路（至少由己身以外的人看，是不该寻短见），只是觉得活着没意思，或只有苦而无乐，就下了决心，不再活下去。这最后一类是感到“活腻了”，或活与断苦之间决定取后者，就走了舍生的路，由我看是地道的抗天命。其意与叔本华阐发的相类，是：你（天命）说活着好，如果听你的，我确是还能活些时候；但是我活腻了，不愿意再活下去，所以决定不听你的，自主，死。如果选择死，真就死了，又如果天命有知，看到有人造反，会有何感受呢？天道远，我们不能知道。只说迩的人道，大德曰生是一顶比地富反坏右重得多且更有普遍性的帽子，有人胆敢摘，就人生的意义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类事就微不足道了。

陈胜、吴广揭竿是抗秦皇，活腻了也揭竿是抗天命，显然，必是前者易而后者难。难还表现为三个等级：初级是有人动了真刀真枪，即活与断苦之间选择了后者；中级是对于这样的选择，很多人由反对变为谅解，或更进一步，认为合理；高级是有的人无苦而也感到活腻了，并动了真刀真枪。先说初级的抗，说它难，是因为有数不清的人，苦至于难忍，而且看来没有好转的可能，却仍旧舍不得死。这是天命的信徒，服从是率性，与胆敢抗的人相比，就次一等吗？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人总不当强人所难，所以不如说是道不同。胆敢抗的人走的是另一条路，难，所以一定是少数，或极少数。少不等于无，所以历代，也总有一些人，是在活与断苦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这行动的性质是抗天命，其为勇也，我以为，比孟子所谓大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为，只说自我盘算的一点点，是，己身虽然无此胆量，“民吾同胞”，也未尝不可以借光，说“惟天为大”，我们一旦气从中来，就可以揭竿而起。

再说中级的抗，是多数人的思想上的揭竿而起；比如表现为行动，遇见自裁的，不救，听到自裁之事，不反对，或不表示惋惜。与初级的抗相比，这种抗升了级，因为要求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是大众。天命高高在上，众人异口同声，说无妨抗，怎么可能呢？约一年以前，我写《顺生论·死亡》一节，就是这样保守的，那里说：

如果一个人因某种原因确信自己生不如死，他应否享有选择死的自由？以及别人从旁帮助他实现死的愿望，法律和道德应否允许？这个问题很复杂，几乎复杂到难于讲清楚。清楚由讲理来，可惜在生死事大方面，常常像是不能讲理。不信就试试。人，称为人就有了生命，并从而有了活的权利；死也是与生命有不解之缘的，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有人也许会说，并没有人这样说，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那就看事实。为什么事，某甲自杀，某乙看到，某乙有救或不救的两种自由，他可以任意行使一种自由，法律都不过问；可是道德过问，表现为自己的良心和他人的舆论，即救则心里安然，受到称赞，反之会心不安，受到唾骂。这是除自杀者本人以外，都不承认他有死的自由，甚至权利。为什么不承认？理由由直觉来，不是由理来。近些年来，据说也有不少人想到理，以具体事为例，如有的人到癌症晚期，痛苦难忍，而又确知必不治，本人希望早结束生命，主张医生可从助人为乐，帮助他实现愿望。这个想法，就理说像是本错，可是付诸实行就大难。难关还不只一个。前一个是总的，就是先要有个容许医生这样做的立法。立法要经过辩论，然后表决，推想这是同意一个人去死，没有造大反的勇气，投赞成票是很难的。

说很难，不只来于多年来慨叹天命力量之大，还来于见闻，是有些得不治之症的，求结束生命而不得，因为家属和医生都是既不忍又不敢。不忍不敢，就是都如历代祖先之率性，不想抗。事有意外，且凑巧，是近几个月以来，连续看到规模或大或小的关于抗的消息。先说大的，也许老外之国因为没有《中庸》，就不行率性之道吧，先是丹麦，继而荷兰，都通过了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因为新奇，值得重视，抄一点点有关的情节供沉思：

自去年10月起，丹麦实施一项法律，停止延长无可救药的病人的生命以来，迄今已有45000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做法。……只要事先立下遗嘱，医生都有义务停止延续其生命的治疗。

（1993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第四版）

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一项安乐死法，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此外，该项法令有些规定还出乎人们的意料，它规定医生无需征得病人的同意可以给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患老年痴呆症的病人、神经不正常者以及先天畸形儿实施安乐死。

（1993年2月11日，出处同上）

通过法律，是多数人举手了。举手是表示，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活也可以不比死好，这由研讨人生之道的角度看，意义是重大的。老外走在前面了，我们呢？想不到竟能具体而微。也是《新民晚报》，1992年8月1日第十二版刊出无作者署名、标题为《我为什么让母亲“安乐死”》的文章，说母亲史美芸患癌症，痛苦难忍，最后家属和医生也不忍，终于在1990年12月17日，用“人工冬眠”法，经过37小时的“静脉滴注”，病人“平静而安详地死去”。死后怎么样呢？看文章的标题，有辩解意味，也许有些知此事者不以为然吧？这样推想，有来由，是另一件同类的，竟闹到法院。我是在1992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第三版上看到的。情节平平常常，母亲夏素文，59岁，患肝硬化腹水等症，1986年6月23日住进汉中市传染病院，儿子王明成再三请求为其母实施安乐死，院长拒绝，最后主治医生蒲连升同意，用注射复方冬眠灵法，使病人无痛苦死去。事件的发展和法院的判决却大值得注意。被告是王明成和蒲连升，这是采用了既死不咎的原则，如果咎，就还要加上一个，夏素文，名次更靠前，因为更高而暗藏的原则是“不许死”，除非阎王老爷来请。原告，报道是汉中检察院，推想必有更靠前的，可以不问，总之都是活比死好的虔诚信徒。最值得三思的是中级法院的判词，是：

蒲连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要求下同其他医生先后向重危病人注射促进死亡药物，但用药量属正常范围，不是造成夏素文病亡的直接原因，其行为虽属故意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情节亦属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此，蒲、王二人上诉人均不构成犯罪。

戴上逻辑的眼镜看，判词破绽不少，“促进死亡”与“药量属正常范围”，“故意剥夺公民生命”与“情节亦属显著轻微”，都难于和平共处。可是换上世故的眼镜看，措辞就妙不可言，因为，比喻为劝架，一方是旧信，一方是新理，都有大力，惹不起，就只好含胡其辞，以求双方都觉得自己不亏理，乐得放下拳头，满意而去。再换上本文的眼镜看，这场官司及其处理，意义就更加重大，因为它可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生，也正在由完全听命于天向小反抗过渡；过渡，前行，也许不很久，就会步丹麦和荷兰的后尘，视安乐死（可算作夺天命的一点点权）为合理合法吧？

还剩下高级的抗，不是为断苦而也不要活，至少我看，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原因有表面的，是理论上可能，实际上很少可能；有骨子里的，是天命的力量太强，有了生，爱，不费吹灰之力，视为无所谓，如庄子（还乐得终其天年，可见也未能一贯），大不易，进一步，舍之如弃敝屣，就太难了。

写到这里，回顾一下，起笔时本来是想歌颂造反的，想不到思路迤逦而下，还是归结到如孟德斯鸠所慨叹：“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但微不等于无，就算作小本钱吧，我的想法，也无妨，哪怕含有幻想成分，做一桩大生意，就是，对于天命的活着就好，或强硬，背道而行，或委婉，怀疑其权威性，算作小反抗，总比孔老夫子的单单“畏”之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