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先生一篇滥竽充数的小说

2023-07-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件小事》是鲁迅先生一篇滥竽充数的小说。名声大会孕育独占性，而恰巧，我这篇小文的内容也是一件小事，题照用，有效颦之嫌，回避，有不实事求是之苦，不得已，用，前边加个“也说”的帽子。其二是本篇想说的一件小事，总的说是因为多知道一些俞先生的生活情况而感到不安，或竟是惭愧。于是一时就成为多时，是直到俞先生作了古，这个小疑团还在心里横着。

《一件小事》是鲁迅先生一篇滥竽充数的小说。小说要编造或改造，这篇似乎不是，所以是滥竽；《呐喊》是短篇小说集，这篇编入《呐喊》，所以是充数。文篇幅不大，名声不小，因为曾入中学语文课本，单说学生，数目就大得惊人。名声大会孕育独占性，而恰巧，我这篇小文的内容也是一件小事，题照用，有效颦之嫌，回避，有不实事求是之苦，不得已，用，前边加个“也说”的帽子。

且说这篇小文事虽小，却有个不很简单的来由。是随便翻阅某期刊，看某君谈自己写作经历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甘苦，少说甘，多说苦。苦有不少是心外的，其中之一是未必合主编大人的口味；幸而合了，不知何年何月能挤到版面上；又幸而挤上去，更苦于不知道稿酬标准从高还是从低，什么时候能够发出来。所以文章末尾说，必用，不敢求；如果已用，希望采用惩治某种罪犯的精神，稿酬也从重从快云云。

看到这里，正如不少同病的诸公，相怜之外，还不免于苦笑。笑属于苦，因为从重从快只是希望，实现则大不易。不想刚想到不易，思路竟来个三级跳，移到俞平伯先生。这自然也有来由，是前年（1990年）10月，俞先生作古之后，我写一篇悼念的文章，着重说俞先生一生过的是诗的生活，刊于《光明日报》。其后不很久，就有好心的读者送来1990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季刊，上有不少关于俞先生的文章。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我看了，感触最多。这里只说两种。其一不能算作小事，是我悼念俞先生，只看到他作《古槐书屋词》，许莹环夫人用大令《十三行》体的小楷为他誊录，住清华园或古槐书屋，居常与许夫人对坐，唱“良辰美景奈何天”“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而没有看到老君堂老宅的被抄，夫妇同往息夫人故里的干校，因偷看《水经注》而受到批判，一再写检查而不能通过。这样说，我那篇拙作就有了相当严重的缺点，曰片面性。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也就只好由它去。

其二是本篇想说的一件小事，总的说是因为多知道一些俞先生的生活情况而感到不安，或竟是惭愧。这要翻腾一些旧事。那是1947年7月，我在北京，帮助一个和尚朋友，编一种主要研究佛学的月刊《世间解》。当然要请俞先生支援写文章，记得是登老君堂之门去求。俞先生很慷慨，创刊号就给了一篇《今世如何需要佛法》，约四千字，是不久前在华北居士林的一篇讲演。大概是在排校过程中吧，收到俞先生一封信，问什么时候能给稿酬。这显然不合可以作为穷酸文人代表的王夷甫口不言钱的轨范，我很惊讶。惊讶还有讲道理的来由。这是一，自然是我的推想，俞先生是旧家底加新名位，不会没有钱用；二，一个惯于吟诵“看翠袖，对红裙，旧情疑假又疑真”的人，怎么会想到稿酬早晚的卑微小事呢？事实是想到了，一种顺流而下的推论自然是，过于看重阿堵物。对于俞先生，我不愿意有这样一个论断，可是一时又推不倒这样一个论断。于是一时就成为多时，是直到俞先生作了古，这个小疑团还在心里横着。幸而看到《新文学史料》中的一些史料，才恍然大悟，原来其时俞先生生活很困难，以至许夫人要不断变卖些东西，才勉强可以上安老，下怀幼。俞先生问稿酬，显然是想为许夫人分担一些困苦。悟到此，我又不免于感慨万千，只说两项值得说说的。一项是，破文人口不言钱之例，应该看作“风起又花残，空怜玉臂寒”的世俗化，那就同样有诗情诗意，可惜当时未能理解。另一项是，一半由于无权，一半由于没有在意，稿酬应该从重从快而没有从重从快。应该理解的没有理解，应该做的没有做，现在借助文字般若，想略申惭愧之情，而俞先生已不能听到，还有什么用呢！

鲁迅《一件小事》：鲁迅先生一篇滥竽充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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