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衔接研究

2023-07-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福利国家”陷入危机，表明一个国家较强的竞争能力是无法与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庞大的负担相协调的。发展型福利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鼓励个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资格的同时履行个人职责。发展型福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社会福利模式，它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

“福利”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指“美好的生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福利为一种总体性的概念，他认为理想国度中所有人都应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幸福。现代学界研究中，韦伯斯特认为福利是“健康、幸福和舒适的良好状态”。马歇尔也提出福利应是“状况良好、幸福的体验”。此外，很多西方学者也提出过他们对福利的理解和认识。综合起来看，学者们普遍认同福利除了包含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外，还包括使国民获得幸福感的高层次供给，是否获得了“幸福”和“满足”更需要民众自己的主观体验和认知来肯定。俾斯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福利结构和社会福利项目，自此社会政策就被认为是国家建设、政治统治、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效率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福利政策可行与否，取决于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增加与成本之间的比较。若带来的社会福利超过社会成本，则可推行，更进一步的是如何用最少的社会成本换取最大的社会福利增进，这是福利政策考量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发展比较早，社会福利理论渊源深厚，福利政策的演进脉络也复杂曲折，它起源于非政府的慈善事业，而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公民福利制度，其价值预设也体现了从慈善救济的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的转变。通过对西方国家福利政策演变的研究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如何完善福利政策。大体可以把西方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划分为剩余型、制度型和发展型三个层次。

剩余型福利只是针对穷人提供的有限的慈善性的物质援助，认为政府应自由放任，只要顺应潮流发展就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家庭和市场才是满足个人需求的自然渠道，如果个人的福利没有得到改善，那主要是个人原因造成的，政府不应对此负责。但是当发生诸如家庭解体、较大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或者个人年老、疾病等家庭和市场不能满足个人正常需求的特殊情况时，就需要作为满足个人需求的第三种社会机制即社会福利制度的介入。当通常的机制恢复正常以后，这种福利救助就会撤回。所以，这种机制常常被看作是家庭和市场的支持系统，起到支持和防止意外的作用。剩余型福利的局限性在于它把福利仅仅当作是对穷人提供的服务，只是保障他们能活下去而已。这种观念之下，福利由国家或者慈善组织提供，其性质更像一种施舍，而非基于国家义务或者百姓权利的讨论。国民更倾向于将这种福利的供给视作某种“恩赐”，而不是自身权利的实现；他们也更愿意将自身境遇归结于命运和自我原因，而非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福利的接受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弱者或者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因接受国家或慈善机构的帮助而感到羞耻^[1]。虽然剩余型福利存在诸多弊端，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制度型福利认为社会福利不是在家庭和市场不能满足个人需求时才介入的，而是现代社会结构中常规化的、永久性的、必需的而且值得称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和家庭的实行再分配的利益机制。政府在该模式中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通过制度化的政府力量使社会成员得到更为全面的保障。福利的对象从弱势群体扩展到社会全体公民，社会福利的接受者也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弱者，福利也不再被视为是施舍而是公民的一项正当社会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市场经济不能保障人们得到基本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条件的满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彻底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为了使生产力更具动力和持续性，人们要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形式来共同分担风险与不幸，而这个风险的分担经常是由国家来规划，有时候通过投资的形式来完成。国家在社会福利中充当着主导地位。

制度型福利的实施在当时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果，一方面通过政府的税收以及再分配政策，减少了分配不合理，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增强社会发展所需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推动了福利思想以及福利权利观念的普及，对福利接受者来说，福利权利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在申请福利援助时不再感到卑微和乞求，从而变得有自尊。此外，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增加工资最低的工人的购买力，起到刺激经济发展保持社会持续繁荣的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局面，经济发展减缓，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盈利下降，政府财政困难加重，预算赤字连年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保障也成为这些国家沉重的包袱。“福利国家”陷入危机，表明一个国家较强的竞争能力是无法与维持社会福利国家庞大的负担相协调的。首先，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大、负担重，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另一方面，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只能通过各种税收转移到生产成本上去，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尤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产品和服务的大批量流动，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价格竞争，使福利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企业获利能力的降低，使得原本热情高涨的企业主尽量减少雇佣的人数，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此外，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必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传统工业部门裁减下来的工人由于专业技术能力的缺失，很难再就业，又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第三，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高额的累进税制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高补贴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这一模式在西欧各国造就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事利”阶层，他们依托于既得福利，不愿意积极寻找工作，逃避生活上的各种压力。^[2]这一阶层的存在破坏了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产生了“奖懒罚勤”的消极社会后果，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的精神。

发展型福利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鼓励个人要在取得福利受益资格的同时履行个人职责。发展型福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社会福利模式，它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吉登斯提出建设一种能增强社会包容性，但又不限制个人对自己风险的责任，鼓励个人积极创造的积极性福利制度的改革方向。主张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可享，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应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当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加时，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不断地延伸。而且每一个公民仅仅具有对社会负责的意识是不够的，他还应该具备对社会及个人负责的手段和技能。相应转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通过改变福利国家开支的方向，将福利消费支出，改为教育、培训、创造就业机会等社会投资支出，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和技能水平。^[3]国民的责任意识和履责能力提高，企业活力受到激发，政府的负担得以减轻，三者彼此协调，才能在积极互动中实现发展。这一过程中，政府不能操办一切，而是应转变就业机制，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的福利；变事后补救型福利为事前预防型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在这种意义上，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的社会投资。

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从目前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

多元福利模式。相对于福利国家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人福利体制两个极端而言，多元福利模式下政府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仍然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承担最基本的责任，但同时其他各类组织和个人也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政策行动，并在其中分担责任。引入市场化机制，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福利供给者，尤其强调增加个人的责任，将部分福利机构转化为私营。如医疗保健体制，就要求逐步建立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国民也不再是无条件的福利享受者，通过相应的付费机制，一方面体现受益者的个人责任，并约束其福利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并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样在公共部门和福利性项目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福利性服务中的垄断，增加民众的选择，扩大服务对象对服务机构的自由选择，通过服务机构之间的横向竞争而提高机构和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此外，重视对服务机构的业绩考核和评估，在业绩考核和评估中强化效率和质量的指标。

人力资本建设与资产建设。人力资本建设，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经济组织通过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来提高其各方面的素质，特别是工作技能，使个人具备适应新技术发展的工作技能。尤其是对于失业者，单纯的依靠发救济金解决的只是一时的困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而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掌握新的工作技能，使公民具备对个人和国家负责的本领，才能变消极的福利为积极的福利，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福利问题。资本建设，有人错误地认为政府不应该为收入非常低的家庭提供资产积累。其实无论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如果想要长久地帮助其改善生活条件，必须就教育、住房、产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和积累。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为穷人建立一种资产积累结构，使得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家庭的各种创造性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努力相互组合和补充。这种资产政策将传统的政策领域延伸到纯粹的经济领域如银行储蓄和投资，充分体现了生产性的政策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把转移支付的部分资源用来支持穷人储蓄，作为拥有和积累资产的起点和启动激励。持有资产将增进人们尤其是穷人的自信，培养个人、家庭和社区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而且资产是可以通过跨代累积与发展的，获得跨代的长远幸福，使得每一个人彻底摆脱贫困。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福利模式大体经历了从剩余型、制度型到发展型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不断地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结分析其发展的过程，对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福利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衔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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