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在困苦的泥沼中克服困境

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在困苦的泥沼中克服困境

【摘要】:十九世纪中期的伦敦,已有250万人居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4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马克思于1852年9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两个孩子的夭折和家境贫困使全家受到严重打击。”艰苦的环境,低劣的饮食,繁杂的家务,尤其是2个孩子的夭折,使燕妮身体极其虚弱。

马克思为了立即赶到伦敦投入工作,不得不忍痛泪别拖儿带女又即将分娩的燕妮,先期前往英国。

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

十九世纪中期的伦敦,已有250万人居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经济中心。这里有巍峨的皇家宫殿,有摩天的商业大楼,有繁华的市区街道,也有大片简陋破烂的贫民区,还有各种喧闹的工厂。由于当时的英国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对于政治流亡者来说,它是欧洲为数极少的略微安全一些的避难所之一。

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原以为只需要在这里呆上几个月或一年,等到欧洲大陆的革命重新兴起时,再返回大陆继续领导革命。没想到这一等,几个月就变成了几年,几年又变成了几十年。从此,英国就成了马克思的第二故乡。除了短暂的旅行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英国。

马克思只身来到伦敦,寄居在一家小旅馆里,人地两生,灯火幽暗,门外旅客的喧闹声此起彼伏。此时,马克思十分怀念家人。怀孕的燕妮和3个孩子及仆人琳蘅还留在巴黎,等待着他筹集来英国的路费,但他为《新莱茵报》已经耗尽了家中所有的钱财,自身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万般无奈,他只好拿起笔给恩格斯写了封信,向他求援:“现在我的处境确实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巴黎当局又命令她必须尽快离开,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安顿下来。”

恩格斯这时正在德国南部参加革命斗争,身无分文,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一点钱寄给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帮助下,燕妮和琳蘅带着3个孩子来到伦敦。他们一家临时住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旅馆里。

马克思和燕妮

燕妮不久就生下了第4个孩子——格维多。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一家7口的生活十分艰难。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一家就一直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4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1850年4月的一天,马克思一家就被房东赶了出来,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长信中,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境: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第恩街64号,马克思1850年至1856年在此居住。

被房东逐出后,马克思一家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较大的一间作为全家公用的起居室,也是马克思的工作室,后面一家较小,晚上燕妮及4个孩子一家6口就挤在这大约10平方米的空间里。

起初没有床,他们就睡在地板上,琳蘅每晚就在厨房里睡。空间狭小,人员拥挤,卫生环境极其恶劣。1850年11月19日,他们一岁多的孩子吉多,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这种悲惨境遇的第一个牺牲者。4个月后,马克思家又诞生了一个小女儿弗兰西斯卡,这给悲痛中的燕妮带来了些许安慰。不幸的是,1852年春,小弗兰西斯卡又因患支气管炎夭折了。孩子死的时候,马克思一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最后还是燕妮向以前的一个熟人讨来的。

马克思一家几乎尝尽了流亡中的一切苦楚。值钱或不值钱的东西,甚至连衣服、鞋子、被单等也都一件一件的拿去抵押。马克思于1852年9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两个孩子的夭折和家境贫困使全家受到严重打击。”“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指大女儿)病了,琳蘅患了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至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能否弄到些东西,还成问题。”

艰苦的环境,低劣的饮食,繁杂的家务,尤其是2个孩子的夭折,使燕妮身体极其虚弱。这期间,燕妮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是这个男孩注定与马克思一家无缘,刚生下来就死了。接着,给马克思夫妇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到来了。马克思最可爱的儿子埃德加尔突然患病,可能是肺结核,病情时好时坏,拖了将近3年,后来突然加重了,马克思和燕妮焦虑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守在埃德加尔的病床边。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也于1855年4月6日离开人世。

劳拉·马克思

埃德加尔·马克思

这一沉重的打击使马克思夫妇悲痛欲绝。马克思一生经历过无数苦难,然而对他而言,所有苦难中最让他感到难受的是埃德加尔的死。他给自己的挚友恩格斯写信说:“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的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恩格斯在德国南部参加革命斗争失败以后,与1849年11月到达伦敦。在伦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一家的困苦生活。因为没有什么收入,恩格斯一家也是借债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如果不经常给予马克思以资助,马克思将无法完成他的巨著—— 《资本论》。于是,1850年11月,恩格斯决定重回曼彻斯特,到他父亲经营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上班。此后的20年恩格斯一直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忍受着他从小就讨厌的“鬼商业”的桎梏,以便每月能有较多的收入帮助马克思。

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