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新莱茵报》的斗争与支持

2023-07-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0月初，恩格斯因率领《新莱茵报》同事参加在弗兰肯广场举行的科伦群众大会而遭到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开普鲁士前往比利时。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坚决站在斗争的前列，给斗争以指导和支持。1849年1月26日，马克思和刚流亡归来的恩格斯以被告身份出现在科伦法庭，当局正式对他们提出控告，罪名是在《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侮辱科伦检察长和宪兵的文章。

1848年4月5日或6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朗克一起，从巴黎动身返回德国。11日到达莱茵省首府科伦。

科伦是莱茵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集中，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的中心；由于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享有比其他德国城市更多的出版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以科伦为基地，领导德国民主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创办一家大型日报，是指导革命运动的最好形式。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指导各地盟员进行活动，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

办报的计划确定后，恩格斯立即回到故乡巴门筹集资金。尽管他费尽唇舌，但愿意为“新莱茵报公司”认股的人还是寥寥无几。恩格斯写信向马克思抱怨说，资产者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

老费里德里希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满腹狐疑。他像莱茵省的大多数资本家一样，在三月革命之后，对民主派和工人极为害怕，一心想和国王妥协。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制度就是立宪君主制，对于共和国，他们心怀恐惧，至于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想都不想要。

恩格斯无奈的告诉马克思，老费里德里希“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经过恩格斯多方努力，一共为报纸推销14股，每股50塔勒；他自己也从生活费中挤出几百塔勒作为办报经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起

马克思更没闲着，他东奔西跑，多方游说，尽可能多的提前收取订报费，结果也不理想。他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最后，这两位好朋友总算筹集到了1.3万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启动资金。

1848年6月1日，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新莱茵报》第一号在科伦诞生了。报头上尽管写着“民主派机关报”，但这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和股东的要求而使用的名称。它作为第1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德国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的总编辑，由于马克思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大家都乐意接受他的领导。恩格斯是报纸的副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马克思非常赞赏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经常对其同事们说：“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除他们俩外，编辑部其他成员有：负责国内新闻栏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威廉·沃尔夫；担任小品文栏编辑的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政论家恩斯特·德朗克；著名民主派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等。从人员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篇战斗的檄文，对专制政权的腐败专横给予了坚决揭露、抨击，对群众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热情的鼓励，给予了明确的指导。

《新莱茵报》同法国、德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革命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不仅是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向革命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并提出战斗口号的论坛，而且是组织的中心，是努力团结人民去实现这些口号的特殊的大本营。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新莱茵报》代替了以前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职能，指导了同盟盟员的活动。

随着报纸的订数不断增加，影响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专制政权的恐慌，他们又像当年对待《莱茵报》一样对《新莱茵报》进行限制和阻挠。6月23日，由于法国二月革命后窃取政权的资产阶级漠视无产阶级的利益，法国工人阶级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他们的口号是“不是活着劳动，就是战斗去死！”4万巴黎工人面对至少有15万人的资产阶级武装军队毫不畏惧，浴血奋战了4天，成千上万名工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在失败后被屠杀，约有2.5万名工人被投进了监狱。马克思闻讯，在《新莱茵报》上愤怒地写道：“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家的战争”。

巴黎六月革命失败后，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感到自己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纷纷纠集军队向无产阶级猛烈开火。

7月6日，法院借口说《新莱茵报》在一篇文章中侮辱了宪兵和检察长茨魏费尔，传讯了马克思。随后，警察又到报纸编辑部搜查了一番。

《新莱茵报》创刊号和最后一期

7月8日，马克思再次被传讯，同时，报纸的编辑、发行人、排字工和印刷工等也遭到警察的问讯。当局急切地想要找到《新莱茵报》的罪证，以便对它进行镇压。

在这些威胁面前，马克思每次都是运用丰富的法学知识，批驳了对他和报纸的指控，证明了这些指控都是无理的挑衅，是非法的政治迫害。他坚定有力的辩词、一次次驳得法官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10月初，恩格斯因率领《新莱茵报》同事参加在弗兰肯广场举行的科伦群众大会而遭到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开普鲁士前往比利时。

恩格斯走后，沉重的压力都压在马克思一人身上。他要应付当局对报纸的捣乱，还要应付胆小的报纸股东退股的经济压力。由于经济困难，马克思把家中有限的余钱顶了上去，用以维持报纸的开支。

10月6日，维也纳发生了十月革命，10万群众走上街头，向反动当局展开进攻。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坚决站在斗争的前列，给斗争以指导和支持。

不久，维也纳十月起义遭到失败。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在法国、奥地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立即发动政变。11月1日，普鲁士国王改组政府，任命反动分子勃兰登堡伯爵组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民议会。柏林实行戒严，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团奉命交出武器，民主团体和进步报纸被封闭。君主专制制度又在普鲁士恢复了统治。

1849年1月26日，马克思和刚流亡归来的恩格斯以被告身份出现在科伦法庭，当局正式对他们提出控告，罪名是在《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侮辱科伦检察长和宪兵的文章。这件事警察多次传讯过马克思。

事实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逮捕》，揭露司法当局非法逮捕进步人士的暴行，指责最高检察官魏茨费尔妄图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的反动行径。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而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这篇文章的观点，已被德国形势的发展证明正确无误。但反动派却以此为借口，多次进行传讯。在这次公开宣判会上，马克思、恩格斯作了精彩的演说，对反动派进行了审判，“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们”。

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新莱茵报》揭露反动政府的专横、暴虐、侵犯人权和肆意妄为，不过是履行了自己作为社会捍卫者和人民喉舌的职责。因此，对《新莱茵报》的控告完全没有理由；“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

恩格斯在发言中把捍卫《新莱茵报》与捍卫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他说，检察机关控告《新莱茵报》的法律根据，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颁布的《刑法典》的一些条文。如果这些条文仍然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只要报刊敢于揭露官员的暴行，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甚至要被判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够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的职责呢？三月革命使人民获得出版自由，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旧的法律与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是抱住旧法律不放，维护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呢？还是挺身而出，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情况对旧法律作新的解释？很显然，后一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驳斥下，资产阶级法官和陪审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不得不当场宣布他们无罪。当法官宣布这个决定时，法庭内外旁听审判的群众向马克思、恩格斯欢呼致敬，祝贺他们的胜利。老工人列斯纳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当时我以关切的心情出席了那两次开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黑白反动派的对方占有极大的优势，我感到万分欣慰。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

这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开始了。

原来，1848年的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各邦选出一个全德国民议会。议员多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他们的害怕和妥协，议会不敢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结果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清谈馆。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继续保留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保守性。但宪法规定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人民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是值得欢迎的。但帝国宪法却遭到德国各邦反革命势力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普鲁士政府指责这部宪法是万恶之源。威廉第四拒绝接受帝国皇位。

尽管这部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但在当时仍是一面旗帜。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的最后成果奋起斗争。起义首先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爆发。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等城市的工人建筑了街垒，拿起了武器，决心同专制制度进行殊死的战斗。

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日益激烈，《新莱茵报》的语调也一期比一期更加猛烈而热情。那时“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四、五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普鲁士反动政府和德国各种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抱着敌视态度。他们使用造谣诽谤、破坏捣乱、政治迫害等种种手段，不仅未能迫使《新莱茵报》驯服，而且它的态度更加坚决，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这样，反动政府只能拿出最后的王牌：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马克思、恩格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致科伦工人》庄严宣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编辑、民主派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著名的《告别诗》，以无畏的革命精神宣布：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兄弟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

勃勃地回到你们身边！

……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前往爆发起义的德国南部。这时，马克思受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了德国革命的利益前往巴黎，以便同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取得联系。恩格斯继续前往德国南部参加革命斗争。

到达巴黎不久，经过血腥镇压二月革命而上台的法国反动政府，不能容忍马克思住在首都，要求他住到外省一块偏远而又荒凉的地方，实际上是流放。马克思被迫于1849年8月下旬迁居伦敦。

马克思与《新莱茵报》的斗争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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