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燕妮的40年风雨人生

2023-07-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同年6月19日，他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马克思和燕妮在反对旧世界的斗争中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风雨人生。在那个时候，普鲁士贵族强调门当户对，为了爱情，燕妮必须不停地与亲属作斗争。婚后最初几年的燕妮10月底，马克思带着怀孕4个月的燕妮从克洛茨纳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不久又定居在瓦诺街38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开巴黎。

1843年5月中旬，马克思回到故乡特利尔。同年6月19日，他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经过长达7年的等待，终于美梦成真。从此以后，马克思和燕妮在反对旧世界的斗争中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风雨人生。

燕妮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本来，马克思和燕妮的父亲都赞成这桩婚姻。不幸的是，两位善良的老人没能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撒手人寰。在那个时候，普鲁士贵族强调门当户对，为了爱情，燕妮必须不停地与亲属作斗争。特别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斐迪南，对马克思抱有强烈的阶级偏见，坚决反对妹妹嫁给这个平民之子。燕妮不得不顽强抗争甚至忍受亲人的凌辱，才使她和马克思的爱情开花结果。

婚后最初几年的燕妮

10月底，马克思带着怀孕4个月的燕妮从克洛茨纳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他们先租居在瓦诺街23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区，是许多德国移民聚居的地方。不久又定居在瓦诺街38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开巴黎。

马克思决定离开祖国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参加《莱茵报》工作以来，他已看透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本质，深深感到在那里不可能进行任何积聚革命力量、宣传革命理论的工作。

1843年3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坑，而且一天天地越陷越深。”同年9月，他又对卢格说：“……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所以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

当时，法国首都巴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新集合地点。

巴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巴黎一直是革命运动的中心。

1830年，以巴黎为中心的七月革命粉碎了法国封建势力的复辟阴谋，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国际组织神圣同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

同时，巴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地方，因而也是研究和吸取法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经验、训练革命队伍的理想城市。

巴黎还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策源地。这里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和大量的社会主义出版物，聚集着许多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布朗基、卡贝、蒲鲁东等人，都曾经在这里从事著作和活动。因此，在这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许多有利的条件。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巴黎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当时住着8.5万德国人。他们和德国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可以有效地积聚一直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并通过他们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德国。

马克思到巴黎后不久，就与德法两国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世纪的巴黎街头

巴黎是法国主要工业中心。与德国不同，这里已经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现代工人队伍，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日益激烈。1835年，巴黎出现了一些以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秘密革命团体，其中主要的有布朗基的“家族社”和“四季社”。1839年5月，四季社在巴黎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失败，但在这以后，巴黎工人仍然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阅读和热烈讨论一些有关革命的书籍，企图从那里找到进行革命的启示。

来到巴黎后，马克思为了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经常到工人家庭进行访问，和普通工人交朋友。有许多夜晚，马克思在工人住宅里，或者在工人们聚集的小酒店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工人们把他当作自己的知心人，向他叙述了自己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资产阶级的贪婪残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他们也向他讲到自己的斗争和斗争失败后的困难处境，以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自己想象中的新世界的图案；他们还向他表达了斗争的决心和对革命理论的渴望。

同工人阶级亲密接触对于马克思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发生了重大作用。使他明确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然的，“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这种贫困现象，“既在时间上周期性地重复着，又在空间上广泛地扩展着，而且根本无法消除”。

马克思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这个时候，德国流亡者在巴黎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他与同盟建立了联系，并且“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是，他当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因为所有这些团体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的，他们有的信奉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的信奉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有的崇拜布朗基的密谋暴动学说。这些团体几乎都保存着宗派主义的、密谋活动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并不赞成。这就是他不愿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原因。但马克思积极与他们保持联系。在他看来，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对工人团体的影响，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它反映了工人运动还不成熟。因此，与这些团体保持联系，不仅可以从他们那里吸取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影响它们的成员，使他们逐步放弃空想观点，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熟悉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斗争情况，把他看作德国革命民主阵营的杰出人物，对他非常尊敬。当时与马克思来往比较密切的有海尔维格和海涅等人。

德国革命诗人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马克思在巴黎的亲密朋友。从20年代开始，海涅就用诗作武器，向德国封建制度进行猛烈的攻击。40年代初，海涅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接近工人群众，同情工人的斗争，希望有一个“最进步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他认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人。

有一段时间海涅每天都去拜访马克思夫妇，给他们读他的诗歌并听取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和海涅没完没了地修改10行的小诗——推敲每一个词、修改、润饰，直到完美的程度，除掉每个雕琢的微小痕迹。极大的耐心是必需的，因为海涅对任何形式的批评异常敏感。

海涅还以救了马克思家第一个婴儿的性命而为人称道：有一天，他到了马克思家里，看到孩子在抽搐，父母不知所措；他马上建议用热水浴，并亲自给孩子洗了热水澡，孩子马上苏醒过来了。

除了与德国民主主义者往来之外，马克思还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广泛接触，就许多政治和理论问题交换意见。例如，马克思曾经会见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托尔斯泰，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勒鲁、勃朗等人。

海涅（左）在马克思家做客

1844年7月，马克思结识了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费了许多时间向蒲鲁东解释黑格尔哲学。但马克思和上述这些人都未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因为他们所主张和宣传的理论，与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时期所有接触过马克思的人，都对他的革命品质和渊博学识有着深刻的印象。巴枯宁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敌人，但他在1871年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这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而且这个人，从我在1844年同他在巴黎最初相识时起，据我所知，就一直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和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与燕妮的40年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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