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监狱质量评估制度改进成果

监狱方对罪犯进行危险性评估时应全面掌握罪犯从入监到出监的过程中其危险性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具体可被可分为入狱前期的评估、改造阶段的评估、出监前期的评估三个阶段。

第一，入狱前的评估。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是入狱初期评价的两个标准，学界针对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二者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束。目前，存在着统一说与分立说两种观点。^[30]厘定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分是在入狱前期对犯罪者进行危险性评估的前提。认为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之间是“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关系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对从属性说的直接回应，是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区分。其中，人身危险性指行为人具有主观可谴责性，而社会危险性则是指行为人所造成的客观实害或者造成客观实害之可能。本书认为，对于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之间关系的讨论离不开二者所处的学说体系。自我国刑法理论学界引入“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以来，刑法理论研究的体系正逐渐被置入该体系。因此，支持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分立说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三要件”体系之上讨论二者的关系。正如曲新久教授所言：“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是（或者说区别），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属性，人身危险性是犯罪人的属性，对此，我们绝对不可以混为一谈。我们既不能将社会危害性归入犯罪人范畴，也不能将人身危险性归入犯罪范畴。”^[31]曲新久教授对犯罪与犯罪人的区分无疑使本书的逻辑得到了支持：既然人身危险性属于犯罪人的范畴，那么刑事审判便是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初次评估，而刑罚的执行则是对已经认定的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或消除。进一步讲，评价社会危险性的目的在于给予人行为相应的责难，人身危险性在此时只是一个次要参照因素，评价人身危险性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刑罚的执行提供有针对性的矫正参照，而矫正的目的也正是消除或降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价体现了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此时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报应主义的手段向公众宣示法律的权威，宣示正义已经得到伸张，而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则是将目光由社会转移到犯罪人自身，即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特殊预防。日本学者大谷实也持此观点：“立法阶段是报应的、在裁判阶段上是法的确认处于支配地位，但在行刑阶段则要以特别预防的理念作为指导。”^[32]这与现代刑法所采取的规定是一致的：在立法上以及认定犯罪的阶段将犯罪行为依照其危害程度类型化并分配不同的刑罚幅度，在确立具体刑罚的执行时，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就是选择不同刑罚分类处遇的重要判断标准。罪犯入监评估是对刚入监投入改造的罪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进行评判，它包括人身危险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33]对入监罪犯进行评估是科学认识罪犯的前提，为监狱分押分管、制定罪犯改造目标和个别化改造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入监评估主要侧重于定量评估，如通过了解掌握罪犯的犯罪构成（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等）、罪犯的犯罪史（累惯犯、涉黑、涉毒情况等）和心理测量结果（卡特尔16种人格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分析评估。监狱根据入监评估的结果，为罪犯的分级处遇提供重要参考。如罪犯张某犯故意伤害罪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罚刑期12年。该犯属于典型的涉黑罪犯，同时存在前科犯罪史，监狱在其入监阶段即对罪犯实施重点监控，评估危险级别（存在潜在性危险，列为C类危险犯），通过制定矫正方案，加强夹控，有效地降低了其危险性。

第二，改造阶段的评估。在罪犯改造期间，危险性评估可具体分为三类，即积极类、消极类和危险类。积极类根据改造动机分为主动的积极类（动机是罪犯改恶行善的需求）和被动的积极类（动机是迫于刑罚威慑产生的功利性改造需求）。消极类可依据内外因因素，分为主观消极类（个体存在典型的混刑度日和抗拒改造的心理）和客观消极类［个体遭受突发事件挫折（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者法律挫折（减刑未通过）产生的消极心理］。危险类罪犯可根据危险性程度，分为A、B、C三等。A等为具有现实危险性的罪犯，B等为具有一般性危险的罪犯，C等为具有潜在性危险的罪犯。改造阶段评估主要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对罪犯进行危险性评估。定量分析评估是对罪犯在认罪悔罪、遵守行为规范、接受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四个方面进行量化考核，评估改造阶段的危险性。定性分析评估主要通过观察法、谈话法并结合心理测验法，对已获得的资料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全面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如通过综合分析，评估罪犯的改造动机是属于真诚的积极改造，还是表面的积极改造、混刑度日、抗拒改造，以此为基础，划分罪犯的危险等级，评估危险性程度。如罪犯张某，犯故意伤害罪，刑期8年6个月。该犯自入监以来，一直不认罪服法，提出无理要求。监区干警根据其认罪悔罪态度，评估该犯为A类危险犯（存在现实的危险性），并对其进行重点转化和监控。监区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正，有效地预防和降低了该犯狱内实施违纪及再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第三，出狱前的评估。出监阶段是对罪犯的全面综合性复查。重点是进行罪犯矫正行为的评估和再犯罪预测。监狱根据罪犯狱内改造表现情况并结合犯罪思维模式测评结果，可对出监罪犯进行划分，具体分为一般帮教对象和重点帮教对象。出监评估是罪犯危险性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罪犯危险性进行评估分级，监狱可对刑释人员再犯罪的种类和概率进行预测。监狱应将评估结果反馈给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和帮教机构，为其对刑释人员帮教分类提供重要依据。该阶段的评估主要针对：一是罪犯心理和恶习的消除程度；二是守法心理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建立程度；三是罪犯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就业谋生的适应程度。^[34]通过综合信息，监狱会为罪犯出具危险等级报告和改造质量水平报告。罪犯刑满释放时，监狱会将评估结果送至刑释人员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和安置帮教机构，进而提高安置帮教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降低刑释人员的再犯罪率。如罪犯刘某朋犯强奸罪，原判刑期3年6个月。该犯在服刑期间积极参加监区文体活动，并取得了干警的认可。2012年监狱试点推荐就业时，该犯提交申请，监区根据该犯的出监评估结果，向合作企业推荐就业。刘某朋在厂方工作期间，得到了厂方的高度认可和赞扬，成功回归了社会。

【注释】

[1]参见“女性犯罪率上升集中于贩毒盗窃卖淫”，载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3－13／3738024.shtml，2017年7月11日访问。

[2]参见杨静：“女性职务犯罪与预防对策分析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

[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局编，马京奎主编：《中国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与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参见“当代浙江女性犯罪与该改造研究”课题组：“当代浙江女性犯罪与该改造特点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5]参见“女性犯罪增长率高于男性，暴力性犯罪几乎占半数”，载http：／／sohu.com／n／242157620，2017年5月2日访问。

[6]参见陈敏：“关于绝望的抗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日。

[7]参见http：／／www．baike.com／wiki／受虐妇女综合征，2017年8月18日访问。

[8]参见陈敏：“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载《刑事司法论坛》2004年第1期。

[9]Judge Lynn Ratushny，“Self－Defence Review：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anada and to the Solicitor General of Canada”，July 1997.

[10]Alison M.Madden，“Clemency for Battered Women Who Kill Their Abusers：Finding A Just Forum”，in Hasting Women's Law Journal，Vol.4，No.1，1993.

[11]Julie Stubbs，Julia Tolmie，“Falling Shortof the Challenge？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Australian Use of Expert Evidence on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In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23，NO.3，1999.

[12]2003年1月17日，河北省宁晋县苏家庄乡东马庄村村民刘栓霞，因无法忍受丈夫长达12年的虐待行为，用事先准备的14支“毒鼠强”放入大饼给其丈夫张军水吃，后张军水因中毒抢救无效身亡。刘栓霞的辩护律师以刘栓霞患有“受虐待妇女综合征”专家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以进行正当防卫辩护，但法院并未采纳该辩护意见。

[13]参见钱泳宏：“‘受虐妇女综合征’对正当防卫要件的质疑——由刘栓霞受虐杀夫案说起”，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5]参见陈兴良：《刑法的格致》，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6]参见邢红枚：“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7]参见屈学武：“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行——基于受虐女性杀人命案的法律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18]参见张苏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刑罚执行方式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19]所谓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是指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次级关系建立并形成的支持网络，以强关系作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正式支持网络，指通过次级关系（如国家政府机关、用人单位、群众组织等其他组织）所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

[20]如某政法类院校与某省监狱展开的“犯罪人心理评估”项目等。

[21]参见练情情：“女警察监狱管艾滋病犯人6年犯人曾为其挡架”，载《广州日报》2011年11月9日。

[22]参见杨兴培：“中国社会老年人犯罪的多维分析研究”，载《犯罪研究》2015年第3期。

[23]曾赟：“中国监狱罪犯教育改造质量评估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24]周勇：“构建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体系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司法》2015年第11期。

[25]Se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International Profile ofWomen'sPrisons，University of London，UK，2008.

[26]See M.L.Parsons，C.Warner－Robbins，“Factors that Support Women's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the Community Following Jail／Prison”，23 Health Care forWomen Inter⁃national，2002（1），pp.6～18.

[27]See P.O'Brien，“‘Just Like Baking a Cake’：Women Describe the Necessary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Reentry After Incarceration”，82 Families in Society，2001（3），pp.287～295.

[28]参见李家健、蒋秋英、王宇超：“高墙外的特殊团聚——广西重启离监探亲工作纪实”，载《广西日报》2018年3月22日；朱思维、孙振：“离监探亲的回家路”，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付跬：“多省市监狱尝试罪犯离监探亲戴定位手环每天汇报”，载《北京青年报》2018年2月11日

[29]参见陈祖辉：“被压抑的性：对女受刑人性议题之研究”，载《犯罪矫正协会会刊》2017年第2期。

[30]相关争论参见朱建华：“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在属性”，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1期；马荣春：“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陈伟：“‘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3期；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高铭暄、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31]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32]［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33]张雅凤主编：《罪犯改造心理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34]参见张雅凤主编：《罪犯改造心理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