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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罪犯在司法改革中需考虑特殊入狱问题

【摘要】:为应对监狱人口膨胀,美国司法已经在做出改革,但最大的问题却可能是采取的措施对减少男性受刑人人口有效而对减少女性受刑人人口无效。随着近年来毒品战争策略不再成为政治策略,毒品犯罪对受刑人数量增加的影响也在趋于缓和。二是暴力犯罪也是女性受刑人入狱的重要因素。

为应对监狱人口膨胀,美国司法已经在做出改革,但最大的问题却可能是采取的措施对减少男性受刑人人口有效而对减少女性受刑人人口无效。根据统计:在2009年美国监狱人口达到峰值之后,至2015年,美国州立监狱中男性受刑人人口已经下降了5%,而女性受刑人人口仅仅下降了0.29%。[19]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刑事司法改革措施缺乏考量政策性问题对女性受刑人特殊入狱罪行的影响,导致不能从政策角度分析抑制女性受刑人人口的增长和监禁条件的改善。那么,针对女性入狱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政策影响呢?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毒品战争是女性受刑人人口增长的主因,但女性受刑人的入狱原因与男性受刑人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虽然并没有一个单独因素可以解释男性受刑人和女性受刑人之间入狱原因的差异,但我们首先可以从导致他们入狱的犯罪行为入手分析。一是毒品犯罪推动女性受刑人入狱的动力因素要大于对男性受刑人的推动。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严打犯罪”导致州立监狱人口极端膨胀,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为毒品犯罪被判入狱。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受刑人入狱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男性受刑人而言,毒品犯罪的比例一直小于暴力犯罪。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州立监狱中最重犯罪记录为毒品犯罪的女性受刑人的数量增长了10倍,仅此一项就代表了美国州立监狱中女性受刑人增长人口数量的40%。[20]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监狱人口的继续膨胀,毒品犯罪仍然是女性受刑人最主要的入狱原因。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执法与量刑领域开展的“毒品战争”和“严打犯罪”的政治策略所引发的恶果,给对公共安全威胁很少的女性受刑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着近年来毒品战争策略不再成为政治策略,毒品犯罪对受刑人数量增加的影响也在趋于缓和。二是暴力犯罪也是女性受刑人入狱的重要因素。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因为政治策略问题导致毒品犯罪成了女性入狱的首要因素,但从长远来看,暴力犯罪依然是女性受刑人入狱的重要因素,也是过去四十年来最为有力的影响因素。根据统计,在1978至2015年间,暴力犯罪在总体上是排名第一的犯罪类型,是1/3女性受刑人的入狱原因和超过1/2的男性受刑人的入狱原因。因此,不少学者均认为降低监狱人口膨胀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暴力犯罪的问题。[21]

如上文所言,正是这种本质上没有改变犯罪行为本身的“毒品犯罪”和“严打犯罪”政策问题导致女性受刑人人口快速膨胀。美国量刑工程指出:“如果不是因为毒品执法政策与实践的改变,女性受刑人人口不会如此快速增长。”[22]“毒品战争”策略使得执法资源和关注点向毒品执法严格化倾斜,并刺激针对其他低等级犯罪行为的严罚化策略改变,而这两种改变对女性受刑人造成了严重影响。维拉司法中心在最近的一份讨论“破窗”(broken windows)政策与美国女性逮捕率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在1989和2009年之间……女性持有毒品犯罪的逮捕率或增长了3倍,而男性只增长了2倍。”同时,针对毒品犯罪的量刑也逐步加重,“在1975和1995年之间,美国50个州和联邦议会通过要求对大量犯罪行为实施监禁刑罚的立法降低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23]比较典型的就是强制最低刑(mandatory minimums)和真实量刑(truth in sentencing)和三振法案(three strikes laws)。

女性为何更容易受到“毒品战争”和“严打犯罪”政策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实施一些更低级别的犯罪行为,而“毒品战争”和“严打犯罪”政策扩张了刑事法网,将更多低级别的违法行为囊括其中,从而使得实施这些低级别违法行为的人成为罪犯。女性实施的犯罪往往并不严重,也更容易达成辩诉交易,所以女性更容易在被拘留之后安全释放,而当她们违反其中一个缓刑条件时则又会被逮捕入狱。[24]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即使是很轻的犯罪行为也会最终导致这些女性面临监禁刑。而对于其他一些女性来说,毒品共犯立法的范围扩张意味着只是在毒品交易和毒品制造中仅仅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或者扮演外围角色的人也会被同样处以较重的刑罚。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都有比较严苛的针对毒品犯罪共犯的立法。[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