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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子监狱制度:激进的发展研究

【摘要】:事实上,女子教养院改革运动被认为是消灭卖淫活动的有效途径。1910年前后,打击卖淫成了监狱改革的内容之一,与早前改革者强调对“堕落”女性的救赎不同,新改革者着力于预防女性“堕落”。新的女性组织通过接触卖淫或有可能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现在,女子监狱联合会倡导对女性犯罪者判处缓刑或罚金以取代监禁,一些州还设立了女性法庭以审理某些有伤道德风化的犯罪案件。

1.女性犯罪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学途径(approach)

19世纪末,女子监狱改革进入停滞期。1890年至1910年间,改革的女性激进分子如吉本斯、科芬和查斯相继离世,而接任者多为监狱官员而非独立的活动家。但10年后,新的改革重焕生机。新一代改革者并不死守前人的哲学理念,而是在当时刚刚出现的犯罪学引导下开始对犯罪行为的本质提出质疑,不再只关注对理想女性观念的树立,着眼于导致女性卷入犯罪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9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第一位女研究生的录取开始,新一代的改革者无一不受到过良好教育,当中的许多人都上过女子大学并拥有高等教育学位。接受社会科学、社会工作、法律和医学专业教育的新改革者不再过度依赖宗教手段和转变“堕落”女性的那套理念,而是更多地把女性犯罪者视为专业客户或研究对象。和少年犯罪者领域的改革一样,刑罚学的变革不仅为女性犯罪者带来了新的预防性社会服务措施,还设立了缓刑和特别法庭。

新一代的犯罪学家不再停留于性格和情感,而是致力于通过收集和分析犯罪和犯罪者数据探寻犯罪的科学依据。生理和心理因素被认为是犯罪活动的诱因,智商测试成了评估犯罪行为的工具。新的女性改革者也得以通过搜集女子监狱人口数据测试她们提出的理论。纽约贝德福德山等一些监狱都配备了诊所和实验室,以供心理学家搜集数据并研究犯罪者。作为一门新科学,心理学的出现使得女性犯罪者能够得到精神病诊断,并接受相应的专家治疗,监狱项目与训练计划也随之改变。在心理学领域之外,研究者与犯罪学家也开始注意到犯罪背景中的经济因素,指出社会也可能成为女性犯罪的重要诱因,如诱使妇女走上卖淫道路等情形。

在此进步时期,又有17所女子教养院在美国东北和中西部成立,改革者指出应将女性犯罪者从地方拘留所拯救出来,以防止其重操卖淫旧业、传播性病,进而得以保护社会秩序。事实上,女子教养院改革运动被认为是消灭卖淫活动的有效途径。

2.预防途径的变换

随着社会经济因素代替性格缺陷和道德原罪被定义为女性的犯罪原因,新的改革者发现监狱并非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正确方式。女性与男性的本质性差异并不及之前所认为的程度,因此传统教养院的改造目的也不再得到认可。监狱长开始采用一套更为精确的犯罪者分类制度,并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更多样化的训练,以帮助女性犯罪者克服释放后所面临的经济困难。1910年前后,打击卖淫成了监狱改革的内容之一,与早前改革者强调对“堕落”女性的救赎不同,新改革者着力于预防女性“堕落”。新的女性组织通过接触卖淫或有可能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期间,警察部门开始雇佣女警,推动了上述工作的成功。1910年至1925年间,超过150所城市雇用了女性警官,以保护妇女和儿童。现在,女子监狱联合会倡导对女性犯罪者判处缓刑或罚金以取代监禁,一些州还设立了女性法庭以审理某些有伤道德风化的犯罪案件。

3.去机构化路径(Anti-Institutional Approach)的尝试

监狱外试验的目的在于识别引发犯罪的社会诱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女子监狱的去机构化改革框架。来自纽约的凯瑟琳·贝门特·戴维斯(Katherine Bement Davis)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杰西·唐纳森·霍德(Jessie Donaldson Hodder)分别将这一试想付诸实践。她们尝试从两方面作出革新:一是强调以比之前更加开放的村舍模式打破监狱的机构主义(institutionalism);二是拓展训练内容,减少家庭生活训练,以将非传统的新式训练项目纳入训练内容。1901年,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郊的贝德福德山监狱开放,戴维斯女士任监狱长。监狱四周没有围栏,成了村舍式监狱的经典模型。每一座村舍都有单独的花园,厨房里有棉麻布和瓷具,女性犯罪者可以自行装饰她们的单人间。戴维斯要求女性犯罪者研读法律,将法律学习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浅尝辄止,同时也向女性犯罪者讲授法律、民主和公民方面的知识。她认为,监狱的作用在于帮助犯人早日获得假释,并强调训练方式的多样性。此外,她还雇用了学术指导员为女性犯罪者提供木工、书籍装订、漆工等职业培训课程。但即便如此,由于就业的途径有限,女性犯罪者出狱后仍只能从事家政工作。戴维斯监狱长还开放了监狱的户外休闲场所,鼓励女性犯罪者进行运动、园艺和耕作,以使女性犯罪者保持身体健康。

霍德监狱长也引入了与戴维斯相似的监狱改革。霍德认为机构处遇的部分天然属性与犯人的利益相悖,努力争取州政府拨款,兴建新监狱建筑、废弃旧有建筑,以将女子监狱转变为女性工业训练机构,将教养院变为图书馆,供女性犯罪者学习犯罪学。虽然最终未得到州政府拨款,但她成功地拓展了部分了训练内容,将健身和务农课程纳入了训练计划。戴维斯和霍德两位监狱长的做法对其他监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1910年建成的新泽西女子监狱就在外形上采用了去机构化的物理建筑结构,以村舍模式为蓝本,并于1914年引入了犯人自治(selfgovernment)模式。

尽管这些改革打破了女子监狱长久以来的家庭模式并赋予了女性犯罪者更多的自由和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但仍未完全实现改革者促使女性犯罪者实现自我独立从而使其在监狱外自主生活的构想。在部分州,改革者没有完全执行完整的改革计划,如贝德福德山监狱的监狱长戴维斯指出,由于声誉良好,纽约州各地的法院开始将各种复杂情况的女性犯罪者送入该监狱,其中许多女性犯罪者或有精神病,或有毒瘾,还有更多的曾遭受性虐待。这最终导致贝德福德山监狱监舍拥挤、人口膨胀,1915年甚至超押了100名女性犯罪者,改造活动也因此受到影响,1919年,该监狱中的女性犯罪者已多为累犯,与监狱长戴维斯的改革初衷相去甚远。最终,州政府于1921年任命了新的男典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