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打击原则：暴恐犯罪对策研究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政治打击主要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暴恐犯罪进行打击，揭露暴恐犯罪实质，推进反恐建设，从而使得恐怖主义在政治上被孤立。坚持“政教分离”在政治打击对策中，必须重视的一大问题就是“政教分离”。针对反恐问题达成国际共识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各种政治策略的态度总体而言具有统一认识，归根结底都是反对、打击。

政治打击主要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暴恐犯罪进行打击，揭露暴恐犯罪实质，推进反恐建设，从而使得恐怖主义在政治上被孤立。进行反恐政治打击时，必将会在政治层面涉及民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相关国家的主权地位等政治利益，具有相对敏感性，这就使得国家在采取政治打击措施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

揭露恐怖主义的反动本质

恐怖主义是认同冲突的一个表现。^[18]国际领域中各思想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冲突的产生。恐怖组织披着“正义”的外衣采取行动，各国在制定暴恐犯罪的应对举措时，不能重表不重里，要发现暴恐思想的反动本质，揭露其极端暴力的嘴脸。

例如，1998年2月，本·拉登及其同谋签署了一份裁决（或称宗教法令），以“基地”组织最新创办的“世界伊斯兰阵线”的名义，号召所有穆斯林教徒“按照真主的意愿”去“杀死美国人及其同盟——平民和军队”。^[19]

但无论基于什么目的，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而是政治伊斯兰。“伊吉拉特”，意为“迁徙”，源于伊斯兰教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传播伊斯兰教，但其教义触犯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迫害、追杀穆斯林。穆罕默德被迫率领信徒，历经3个月分批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继续其传教事业，并创建了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乌玛”（政教合一的政权），确立了在当地的统治地位，并最终重返麦加，相继统一阿拉伯半岛。

此次迁徙被称为“伊吉拉特”，标志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以宣传教义阶段过渡到组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阶段。此次迁徙是有组织、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形式，它是在伊斯兰教遭受挤压、排挤和穆斯林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虽然是伊斯兰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伊吉拉特”既不是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必须义务，更不是充斥着暴力的极端主义暴行。暴恐分子将其歪曲解读，完全背离了其原本的意义，“三股势力”以此作为蛊惑人心、煽动民众实施暴恐活动的手段。

坚持“政教分离”

在政治打击对策中，必须重视的一大问题就是“政教分离”。恐怖主义总是借助于宗教进行极端思想传播，他们在鼓吹宗教向极端主义发展的同时，利用宗教的政治及社会功能，使宗教慢慢向政治领域延伸。当宗教的思想观念和活动超出它原本的规制范围后，宗教政治化的现象随之发生，宗教也最终变异、演化为政治，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形成。此外，一些有政治身份的人士为了取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出于民众有宗教信仰的缘故，拉近与宗教人士的关系，政治宗教化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当然，有部分学者也指出，在美国，尽管政教分离已成为一种口号并且被宪法规定为国家的明确目标，但美国从未真正达到过完全的政教分离，而且将来也绝对不会达到完全的政教分离。^[20]

就宗教政治化的极端形式而言，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宗教信徒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的政治化。世界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即异化、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现象极其明显。伊斯兰教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借助意识形态和精神力量变革社会的宗教，它将政治与宗教相结合，即政治宗教化与宗教政治化相结合。“伊吉拉特”原意并非是极端的，而是后期在极端分子的歪曲下才被曲解为极端思想：其一，夸大伊斯兰教的危机意识，竭力为“圣战”制造正当借口。其二，曲解伊斯兰教的功修。《古兰经》和《圣训》明确指出穆斯林的“五大功修”为：念、礼、斋、课、朝，但宗教极端势力却将“伊吉拉特”作为“第六项功修”。其三，蓄意制造人们之间的差异，破坏和谐团结。其四，竭力推崇暴力和杀戮。“伊斯兰”一词是“和平”“顺从”之意，反对战争杀戮，而“伊吉拉特”诉诸暴力，宣扬“殉教”，声称“殉教”是为了个人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伊吉拉特”成员本身就是宗教极端势力，在他们眼里只有“穆斯林”和“异教徒”，“迁徙”的目的就是“消灭异教徒”。他们极力煽动穆斯林离开故土，向不信仰真主的社会开战，鼓吹实施恐怖活动来完成“迁徙圣战”。新疆破获的暴力恐怖案件中，90%以上的恐怖犯罪分子都是受到了“伊吉拉特”极端思想的毒害。

虽然恐怖势力在进行煽动时经常借助于宗教，恐怖分子很多也都是宗教信徒，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所有的宗教信徒都是恐怖分子，尤其是穆斯林信徒，必须区别对待，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不能笼统地全部打倒，剥夺其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针对反恐问题达成国际共识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各种政治策略的态度总体而言具有统一认识，归根结底都是反对、打击。但是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国际领域就产生了较大分歧，很多国家虽然表面反恐，但是很少能够真正地进行反恐活动。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国际媒体舆论对事件进行的不正确报道，以及恐怖组织进行的强化渲染，使得民众对于事件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对国际问题不能有正确的理解，加之存在于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在一些反恐问题上很难达成国际领域的一致共识。

热比娅·卡德尔，1951年出生于我国新疆，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在国内期间，勾结境外“东突”恐怖势力，向恐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过度曲解我国民族政策与经济发展现状，恶意歪曲事实，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其言行严重破坏了我国民族团结与社会和平稳定。2000年3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其8年有期徒刑，后其借保外就医出逃美国。令人瞠目的是，2006年，瑞典议员安纳莉·埃诺克竟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提名，将热比娅作为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此荒诞举止的背后，透露出来的是国际上部分国家对我国的不理解与不公平的态度，以及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近几年的叙利亚，在国际各国势力的介入下，已变为了一个各国博弈的“大染缸”，各方武装力量背后都站着不同的势力，各国之间的博弈，使得国际反恐难以达成一致共识。美国向来以“坚决反恐”的姿态自居，但国外媒体曾展示出美国特种兵在叙利亚东南部对叙利亚恐怖分子进行战术培训的照片，反恐的双重标准令人瞠目。

（四）合理解决重点地区的政治问题

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是反恐斗争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各国势力的介入也会直接影响到此类问题的最终解决趋势。合理解决地区冲突等政治问题，是国际反恐中的关键环节。

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全面改善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通过对话、接触的和平方式，重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以及中东地区的战略环境，构成了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战略方向，代表性事件有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朗积极进行和平对话等。在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之后，双方关系的缓和，美国的反恐压力降低，对暴恐犯罪也是一种“变相”的政治打击。美国开始进行“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更加集中、更加灵巧、更加有效的反恐战役”。

努力消除暴恐犯罪的恐怖效应

暴恐事件发生以后，民众对于恐怖主义及暴恐事件的认识不够到位，加之媒体报道时的渲染成分，使社会很容易产生恐慌情绪。此时，除了需要加强反恐应对体制的建设，积极采取打击手段之外，还需要进行相应的舆论反击，并对民众进行安抚，使得民众能相信政府，不让暴恐组织制造社会恐慌的阴谋得逞，不让民众被暴恐势力利用。

当然，舆论并不单单指国内舆论，在很多热点地区及热点问题的解决中，还需要国际舆论的支持，正确的政治舆论是反恐应对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方面，俄罗斯在车臣反恐战争中，已经探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全程舆论动员模式。

政治打击原则：暴恐犯罪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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