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威胁：广西遭袭现实威胁巨大

广西、广东地区

1.广西地区。广西地区边境线长，绝大多数边境线没有天然屏障阻隔，而且缺乏阻隔设施，通往境外的小道数量较多；再加之出境后容易通往东南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广西成为暴恐分子非法出入境的重点地区。广西遭受暴力恐怖袭击的现实威胁巨大，反恐斗争面临严重挑战。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广东、浙江等地区对暴恐分子打击力度加大，而乌鲁木齐至南宁直通快车的开通，使广西出现新疆籍流动人员增多的情况，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均有增多。暴恐分子将广西作为偷渡出境的重要渠道，而随着广西打击暴恐力度加大、非法出境难度加大，暴恐分子会采取极端方式就地“圣战”，带来的社会危害和现实威胁将更加严峻和难以防控。

由于境外势力的不断渗透，新疆地区“地下讲经班”的蔓延，广西的新疆藉人员偷渡案件呈爆发式增长，涉恐形势复杂严峻。目前广西的反恐工作处于持续高压态势，但暴恐活动的现实危害仍持续攀升。2015年上半年，广西共侦破新疆籍关注对象偷渡案件40多起，抓获关注对象200多人，“蛇头”近50人，解救被裹挟未成年人58人。具体而言，广西涉恐活动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暴恐分子对抗行为加剧。当前，随着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力度不断加大，涉恐分子与广西安全机构之间的直接对抗进一步加剧，逐步向暴恐活动演变，主要表现为一旦偷渡活动失败立即就地发动“圣战”。据公安部门统计，至2015年上半年，通过不断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社会管控与情报收集，已有超过1000多名涉暴恐分子被广西公安、边防等查控、逮捕。

第二，暴恐分子行动更加隐蔽。涉恐分子将广西视为偷渡出境的首选通道。但由于近几年广西对涉恐分子采取高压态势，涉恐人员在实施偷渡之前，为避免被安全机构打击，经常选择在周边省份停留，待偷渡活动的准备工作完毕之后再集中乘坐大巴直达偷渡地点与蛇头接触，并实施偷渡。这种“空降式偷渡”的活动，既要求安全部门的反恐情报工作快速准确，又要求安全部门的一线人员能够极其迅速地展开反偷渡行动，从而为广西反恐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第三，通信方式更加先进。涉恐分子利用即时通信软件和阿拉伯语进行联络，境外恐怖分子更是利用这些即时通信软件对国内的涉恐人员进行遥控，以协助他们进行偷渡。网络的匿名性和高移动性令侦查工作更加困难；而且，由于我国缺乏足够的阿拉伯语专家，在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其他安全机构的力量，极大地增加了侦查工作的工作量，同时也降低了反恐工作的工作效率。

2.广东地区。2014年震惊全国的“5·6”广州火车站暴恐袭击事件，使人们意识到暴恐活动已经不仅仅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其对全国的威胁愈发凸显。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处在两个前沿地带，当前面临着三个方面恐怖主义威胁：

第一，“东突”等恐怖主义势力向外延伸对广州造成威胁。目前，“东突”恐怖组织攻击目标的趋势是向新疆以外地区延伸。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发言人阿卜杜拉·曼苏尔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宣称，发生在天安门的暴恐事件是“圣战行动”，该组织将在中国更多地点发动袭击。这显示“东突”组织正谋求对新疆以外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进行恐怖袭击，扩大其影响。这种恐怖活动的攻击武器侧重于就地取材，以刀具和自制爆炸装置为主。而广州存在大量穆斯林人口，他们中一部分存在或传播着伊斯兰教的极端宗教思想，可能诱发宗教极端型恐怖活动。

第二，涉外人员与国际恐怖分子的威胁。广州不仅是国内的重要城市，而且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这使得广州面临涉外恐怖主义的威胁。广州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交通的便利性，拥有8个对外口岸，白云国际机场是国内三大枢纽机场之一，已开通航线110条以上，连接国内外100多个城市，其中直达非洲国家的航班每周有19班次。这些经济、地缘条件促使近年来外国人赴广州人数呈上涨趋势，同比增长12.5%，临住人员约381万人次，在境内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员十几万人。这些外籍人员有部分是来自恐怖主义敏感地区的人员，其中不乏一些国际恐怖分子。这些人员是广州面临的重要的“存在型”恐怖主义威胁，一旦他们制造恐怖袭击，将非常专业并造成很大危害。

第三，广州被挑选作为恐怖袭击实施地点的高风险性。广州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水平具有相当的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并且地位特殊、区位优势明显、人口集中、媒体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旦遭受恐怖袭击，相比其他普通城市，其危害会更广，影响会更大。这种情况使得广州恐怖袭击的发生的可能性系数相对内地其他城市要更高，无论是国内的恐怖组织还是境外的恐怖组织，都容易挑选广州作为终端地点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以产生较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云南、四川地区

1.云南地区。对我国来说，云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内地，也远离新疆，但如果从整个南亚和西亚来看，云南实际上是处在我国反恐前沿的。但是，从云南公安部门近几次遭遇的惨案中所反映出来的新闻信息来看，云南地区的视角还局限于国内，而没有向西看、向西南看，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处在反恐的前沿阵地位置。

恐怖分子作案不分国家、地区，哪里有短板，就在哪里下手。国内的一些分裂势力早已经在其他国家参与当地的作案，以此来训练人员，积累暴恐经验，而不是仅仅只选择在国内作案。同样，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也可能在中国作案，不能因为现在还没发现有外国籍恐怖分子到中国来参与作案就盲目乐观。事实上，通过为中国的恐怖分子提供秘密训练基地、提供作案地点等，外国籍恐怖分子早已参与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

在紧贴云南的缅甸，近年来的宗教骚乱主要就是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冲突，导致至少三个城市沦为废墟，死伤众多，场面惨不忍睹。特别是腊戌骚乱后，当时传言很快就要在果敢自治区和佤邦的邦康爆发骚乱。对此，果敢自治区和佤邦都加强了戒备，清理了许多缅甸内地来的无业人员以及地下伊斯兰教会人士，才使骚乱没有蔓延到果敢和邦康。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也空前活跃，并有了自己的武装，目的就是要求泰国南部的穆斯林聚集区独立，其恐怖活动也在向北边的曼谷以及泰老边境蔓延。从骚乱的途径来看，昆明的这次惨案，正符合从缅甸沿海向中国蔓延这一趋势。如果看清楚了南亚国家的宗教骚乱和冲突的方向，昆明这次惨案的发生也就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恐怖分子随意选择的一个地点了。

从地缘上看，缅甸和泰国实际上处在对极端恐怖主义分裂势力斗争的前沿，而我国是后方，支持这两个国家打击他们内部的穆斯林分裂势力，实际上也是在巩固我们自己的安全。因此，云南不仅要加强自身的防卫，更要加强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的合作力度，支持这些国家打击他们内部的宗教极端分裂势力，做到情报共享，共同铲除窝藏在不同国家的极端恐怖组织。具体来说，在边防管理上，我们应该从目前的中缅边境警务合作机制向反恐合作机制转型；在执法内容上，目前由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组成的四国湄公河联合执法组织，除打击贩毒、跨国犯罪，保卫河道安全这些主要工作内容外，还应加入反恐任务；在执法区域上，从目前单纯的湄公河护航转换到四国边境联合反恐合作，将四国联合执法队伍升格为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湄公河组织”，以应对四国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恐怖分裂活动。

总之，云南面临的暴力恐怖活动，类似昆明“3·01”袭击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单靠中国自己，又无法解决潜藏在邻国的暴恐势力窝点和秘密训练基地，所以需要多国联动，情报共享，并建立统一的、快速有效的组织。

2.四川地区。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省内有我国第二大藏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我国最大的彝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2014年四川省拥有常住人口8140.2万人，其中55个少数民族（彝族、藏族、羌族等）的人口约490.8万人。多年来，虽没发生重大暴恐事件，但“小恐事件”从未终止，断断续续、时有发生。而2012年10月17日泸州市发生的“围攻交警事件”等群体性事件，2017年1月4日攀枝花市发生的“枪击市长书记案”等突发事件，对警察反恐，特别是警察预防犯罪，包括预防恐怖犯罪的警事警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1]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打“西藏牌”，在舆论和民间活动上大造声势，为“达赖集团”多层次、多方位、多方式的分裂活动提供资金和舆论上的支持，甚至美国参、众两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年年通过“西藏决议”，专设一个“处理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强行干涉我国的西藏问题。印度某些反华政治团体为了达到霸占我国藏南争议领土的目的，也在仰仗“达赖权威”，支持西藏分裂分子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划入“西藏独立国”的疆域。这些破坏活动严重影响到了四川藏区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在“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活动中，四川的藏区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暴力事件。^[2]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了藏区的暴力活动是有预谋的，在维护藏区稳定问题上我们与“达赖分裂集团”和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其实质不是信教与否、自治与否的问题，而是稳定藏区，还是搞乱藏区；是维护祖国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是捍卫国家主权完整，还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问题。因此，四川藏区的问题值得我国予以警惕。

陕西、宁夏地区

1.陕西地区。国际、国内反恐怖战场已连为一体，陕西省有成为攻击目标的现实危险。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在中东战场溃败及战略转移，全球面临极端主义分子“回流圣战”的严峻形势，而与我国毗邻的东南亚已成为“IS”恐怖组织发展的重灾区，并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正如2015年以前，东南亚作为中国籍“圣战”成员偷渡前往中东战场的中转地，下一步，东南亚依然是对我国威胁巨大的“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人员从陆路或水路偷渡入境的中转地。我国遭受“回流”破坏的形势也日益严峻——随着疆内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的持续开展和“宗教去极端化”工作的深入推进，受到挤压来到内地蛰伏和“回流”后藏匿在内地的极端人员会越来越多；作为新疆宗教极端人员和分裂势力“伊吉拉特”活动和“回流”的中转地陕西省，在我国的反恐怖斗争“棋盘”上具有特殊的“区位”特点，极易成为极端人员选择袭击的目标城市。

从近年来陕西省发生的涉恐案件和处置的涉恐线索人员数量看，陕西省的反恐怖斗争形势不容乐观。2012年4月，发生在西安市的“吾××”等人抢劫杀人焚尸案，疑与暴力恐怖活动有关；2012年6月，西安市抓获新疆和田一暴恐团伙逃犯，在其反抗拒捕时，特警队员开枪将其击伤抓获；2014年5月11日，西安发生了某高校疑似制爆试爆的暴恐团伙案件，该团伙漏网骨干成员也曾策划在公交上砍杀无辜群众。

2014年“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当天，作案的5名暴徒从红河州个旧市沙甸镇租乘一辆面包车，用时4小时，行驶250公里长途奔袭到昆明火车站实施砍杀。由此看来，陕西省周边地区涉恐人员活动对该省构成的潜在隐患及形势不容乐观。一是曾有多个渠道反馈，昆明“3·01”暴恐团伙成员按照原计划选择了包括西安市在内的多个城市作案，只是因为2014年2月28日该团伙三名成员在红河州当地购买刀具时被抓获，其余成员害怕被发现而提前在昆明火车站作案。二是2014年6月份，河南省南阳市打掉一个已发展到制爆试爆阶段的暴恐团伙，该团伙曾派成员到西安市火车站等处踩点。三是近年来，陕西省的宝鸡、咸阳、杨凌等地抓获各类涉极端涉恐人员多名。四是宗教极端团伙案件在西安市时有发生。2014年5月30日，西安市打掉一宗教极端团伙，抓获非法学经的新疆籍小孩16名；2017年9月12日，在西安市抓获的卡××等人将几名新疆籍小孩经兰州市、西安市送至陕西某市一非法清真寺，交给一甘肃临夏回族“野阿訇”进行非法教经活动。

2.宁夏地区。宁夏位于我国西北东部，西部、北部与内蒙古接壤，南部与甘肃相连。因背靠中亚、西亚，宁夏被纳入“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并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中亚是当前恐怖分子回流的主要地点，中亚国家安全形势复杂，而且都深受恐怖势力侵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与我国的“东伊运”恐怖组织也长期存有联系。宁夏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位置决定了其很可能成为“三股势力”的最新目标点。

除此之外，宁夏还是我国所有省份中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占比达到全省人口的40%，人数达到250万，仅次于我国新疆地区。随着近几年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宁夏也出现了多起发布、观看暴恐音视频的案件，而且有增多的趋势，“泛清真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这种趋势与现象虽然当前还不能对地区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但如果放任不管，以后势必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隐患。

西藏、内蒙古地区

1.西藏地区。“三股势力”是当前西藏政治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挑动和支持下，西藏少数上层统治集团为维护农奴制，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民主改革，开始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并于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全面发动叛乱。那时起，“三股势力”对西藏政治稳定的破坏就没有停止过。而今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三股势力”对西藏政治稳定的威胁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消除，西藏地区为维护稳定与“三股势力”的斗争将是长期的。震惊中外的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充分显示出“三股势力”的能量及其对西藏社会政治稳定的危害程度，对西藏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全都构成严峻挑战。^[3]西藏“三股势力”主要包括：

（1）民族分裂主义。所谓民族分裂主义，是指某些民族的极端势力在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多民族国家内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民族分裂主义者主要通过政治诉求、暴力活动，甚至武力对抗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叛乱，叛乱头目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人于3月17日夜间挟持达赖喇嘛前往叛乱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逃亡印度。逃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怂恿下改变了曾表示过的爱国态度，纠集境外的“藏独”分子组成“达赖集团”，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企图以所谓“合法身份”在国际上进行分裂活动。此时的达赖喇嘛实际上已成为“藏独”势力的政治头目，而非宗教的精神领袖。50年来，“达赖集团”打着“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旗号，实施分裂国家的活动从未间断。

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西藏政治稳定具有很深的影响。宗教具有族群认同功能，所谓族群认同是指族群成员之间由于在思想、情感、行为、语言、习惯上有共同之处，而相互感到亲切，并因此而形成群体之凝聚力。族群认同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社会性归属意识和归属需求。某种宗教通过向族群成员提供共同信仰对象、共同教义信条、共同礼仪典章、共同教规戒律、共同宗教语言、共同价值取向乃至共同生活方式，将他们聚合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并与以其他宗教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相区别。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宗教极端主义对政治安全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在一定条件下危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现有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干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到我国西藏地区，首先，“达赖集团”打着宗教旗号，借助藏民长期信奉藏传佛教所形成的强烈的族群认同感，蛊惑西藏群众，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暴力恐怖倾向，多次采用暴力恐怖手段试图强行分离，直接威胁到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恶性互动，使分裂西藏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事件愈演愈烈，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带来严重威胁，严重扰乱了国家和西藏地方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最后，“达赖集团”利用西藏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底蕴及达赖在藏传佛教中的影响，与境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致力于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妄图恢复西藏政教合一的旧秩序，恢复农奴主特权制度，而背后的敌对势力则欲乘机达到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阴谋。

在大多数人信教的西藏，藏传佛教对西藏人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所处的精神领袖地位在信徒心中影响很大。“达赖集团”这一极端的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利用信教群众朴素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打着宗教的旗号，蒙蔽和欺骗群众，大肆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敌意，破坏民族团结，妄图破坏中华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破坏国家的统一，成为西藏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冲突根源。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将行动落实到采取暴力恐怖手段以达到其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对西藏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极为深刻。

暴力恐怖主义。要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为发挥更大的能量，需要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所具有的狂热性和深刻的群体认同感，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恐怖手段，这就是“三股势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一，我们必须明晰西藏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虽然一段时期以来达赖本人主张走“中间路线”来实现“藏独”，但在“达赖集团”内部，以“藏青会”“藏妇会”为代表的激进势力始终主张走武装暴力道路。尤其目前“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员80%以上是“藏青会”成员，并把持了很多要职，曾担任第一届“藏青会”副主席的桑东，就是现任“流亡政府”的首席噶伦。“藏青会”直接影响着“流亡政府”的运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达赖集团的决策被深深地打上了“藏青会”的烙印。

“藏青会”成立于1970年，公开主张“西藏完全独立”。“藏青会”自成立起就全面进入“西藏流亡政府”，成为“达赖集团”权力核心。“藏青会”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是一个以“民间组织”面目出现的恐怖活动主要实施者。“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就曾扬言，“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说：“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达赖一位亲信人物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说：“只需要少数几个绝望的个人和团体，就会造成大规模的不稳定。”

2008年3月15日，“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中执委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藏青会”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初步计划，并拟从中尼边境偷渡，秘密潜入境内。“藏青会”的头目称，为了彻底胜利，他们已经准备好再牺牲至少100名藏民。2008年1月“藏青会”正式宣布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并组成了以主席次旺仁增为首的分工明确的筹备小组筹集资金。“藏青会”连续举办包括游击战、爆破技术培训在内的各种培训班。2008年2月，“藏青会”等组织联合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了“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人员招募活动并对负责人进行培训。^[4]

“藏青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公开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其宗旨就是“体现藏族青年的民族精神，实现西藏独立”，体现在“藏青会”章程第4条：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要广泛开展运动，不惜生命代价。为了达到其“藏独”目的，部分“藏青会”成员扬言“将永远使用暴力，要用武装斗争同汉人拼个你死我活”，他们进行军事人员培训，偷运枪械，派遣间谍入境，在印度、尼泊尔和中国交界的戈帕坦开设了向中国境内运送物资和武器的通道，建立了前沿联络站、情报站等机构。据香港《亚洲时报》报道，早在1989年，“藏青会”就出现恐怖主义论调。“当时的‘藏青会’主席才旦诺布接受采访时声称，‘藏青会’只考虑藏人的利益，将使用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任何手段结束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治”，“达赖死后，年轻的流亡藏人将拿起武器回去为独立而战”。才旦诺布还对比了车臣和波斯尼亚的武装行动。该报道称，“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不止一次地对西方媒体表示，没人保证藏人只会求助于非暴力行动。

“藏青会”暴力化倾向日益加剧。“藏青会”直接参与了1987年、1988年和1989年的拉萨骚乱事件，2008年3月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以及冲击18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事件都是“藏青会”策划的。“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之后，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公安机关根据僧人和群众的举报线索，从所涉及寺庙殿外的僧舍中缴获了一批进攻性武器，这些进攻性武器包括各类枪支、子弹、炸药、手榴弹、土制牛角炸弹、导火索、管制刀具，充分暴露出“达赖集团”的恐怖主义本质。此外，“藏青会”还与国际上的恐怖组织有往来。他们的负责人多次表示：“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的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为此，他们在达兰萨拉建立武装训练基地，组建“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5]

第二，我们必须明白西藏政治稳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将是长期的。民族主义是恐怖主义最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致命的根源之一，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不但是最普遍的恐怖活动类型，而且也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恐怖活动类型之一，西藏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属于此类。这是因为“藏青会”的领导人及骨干成员大多是随达赖流亡印度时年纪尚小或是在境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西藏历史无知而又在父辈的煽动下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的狂热性不是基于宗教信仰，而是一种莫名的“民族情结”。所以，西藏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属于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即根源于对本民族领地、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等的认同，旨在追求本民族的独立（完全自治）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藏独”分子近年来加强了同“疆独”分子的联系，在分裂行径越来越不得人心、反分裂日益深入民心的大背景下，“藏独”“疆独”两股分裂势力如果联手必然强化暴力恐怖手段。因此，西藏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将是长期的，必须高度重视、深入研究，要将严密防范与主动打击相结合。

当前西藏的政治稳定问题已经成为整个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西藏不稳定则中国不稳定，研究西藏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维护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据日本《朝日新闻》2016年5月18日披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迄今为止向至少103个反华团体提供了约9652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其中包括“藏青会”“世维会”等被中方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该基金会大半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由此可见，西藏当前的恐怖主义形势并不十分乐观。

2.内蒙古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部边疆，是我国第三大省区。其东、南、西部依次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8省区毗邻，跨越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靠近京津；北部同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国境线长4200千米。从它的地理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其实是处于当前我国恐怖形势严峻地区的中间地带。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各省市区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始终保持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边疆安宁的大好局面。但是，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内蒙古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各类社会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事件以及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潜在威胁存在。因民族关系与民族差异，特别是由于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生活习惯、民族的均衡发展问题而不断引发社会安全问题。还有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与渗透活动所引起的社会安全隐患，特别要警惕在内蒙古发生类似于新疆与西藏的骚乱，警惕诸如“泛蒙古主义”“藏独”“蒙独”等外部势力的渗透破坏与挑拨离间。^[6]

历史上，蒙古民族曾一度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内蒙古有800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和5万多名喇嘛。许多寺庙喇嘛、僧众人数众多，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甚至对信教群众进行搜刮剥削，严重制约了牧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内蒙古从实际出发，稳步实施了以推动政教分离、废除寺庙封建剥削为重点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提倡喇嘛参加生产劳动，鼓励喇嘛入学还俗和娶妻生子，鼓励有一定专长的喇嘛到学校、机关或医疗单位工作，对寺庙的土地等财产采取赎买政策，改变了一些喇嘛不劳而获的思想，解放了牧区生产力，搞活了牧区经济，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实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发展。这一改革的成功，为内蒙古处理好宗教问题、长期保持团结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局面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期，内蒙古秉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发展方向，大胆剔除影响和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干扰因素，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深入挖掘宗教本身的惩恶向善、育民教化、信仰导引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较好地推动了宗教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相融合，使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地区宗教和谐健康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7]

虽然内蒙古当前形势处于向好的阶段，但不能就以此认为内蒙古绝对安全。2017年的数据显示，仅2017年的上半年内蒙古就破获了3起传播暴恐音视频的案件。^[8]对于这种苗头，我们不能松懈，毕竟内蒙古的地理位置十分敏感，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组织。比如“内蒙古人民党”“世界蒙古人联合会”“布里亚特联谊会”“南蒙古复兴运动协调总会”等。内蒙古当前的暴恐形势主要体现在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渗透方面：

第一，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近年来在内蒙古不断发展壮大。造成壮大的因素多种多样，一是内蒙古特殊的区位和民族结构，使得“疆独”和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在内蒙古有生存空间，蒙古族青年中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人数逐年上升；二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接受极端思想教育以及进行制爆试爆学习的渠道不断增加，且相关非法活动的情绪煽动、组织、指挥更加隐蔽便捷；三是内蒙古地处边疆，有42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其为获得武器、实施暴恐活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当然也不能忽视部分蒙古族群众文化程度较低，比较迷信，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容易受到暴恐极端势力的蛊惑和煽动。

暴力恐怖活动和宗教极端势力与“涉蒙”民族分裂活动是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三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常常需要互相利用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主要表现为三者的相互勾结，比如“南蒙统一”最为重要的手段就是把藏传佛教定位为其“国教”，不仅是为了利用宗教拉拢群众，也是为了以宗教活动为媒介与其他反华、分裂势力进行深入的勾结和交流；暴力恐怖活动，是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掩盖其不可告人的阴谋和违反法律、践踏人权的罪行；“涉蒙”民族分裂主义为暴力恐怖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载体，因为要想达到分裂的目的，“涉蒙”分裂势力必须煽动本民族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排斥、敌对甚至是憎恨的情绪，这些情绪在特定的环境下成为了诱发暴力恐怖活动的导火索。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培养本民族人民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

第二，宗教渗透。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众多，宗教众多，主要有6种，分别是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这6种宗教均有专门的宗教协会，接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无论从哪方面去考虑，我们都不能忽视内蒙古的宗教渗透问题。首先，宗教渗透和传播的政治意图明显。其次，渗透和传播的精准度很高。总而言之，宗教对内蒙古的渗透主要集中在农村牧区，然后向城镇不断辐射；对于受众群体来说，宗教渗透或者以“世界末日”“消灾袪病”等理由吸引民众，或者以所谓的“真、善、美”和社会中一些丑恶现象的对比增加认同度，或者赤裸裸地以胁迫、欺骗、控制等手段进行，导致受众群体在一些地方和城市不断壮大。再次，渗透十分隐蔽。其首先体现在渗透渠道的隐蔽性上。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过去主要的宗教渗透渠道是从欧美地区借道蒙古国到达内蒙古，或者从欧洲出发借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到北京、上海再到内蒙古。现在的宗教渗透主要来自韩国，除原有渠道外，还有借道俄罗斯从东北地区、满洲里入境到达内蒙古的渠道。另外，在渗透主体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的以经贸活动为掩护进行宗教渗透；有的以境外NGO组织或媒体、自由职业者等身份进入，并开展渗透活动。除此之外，在渗透方式上也极其隐蔽。有的在牧区逐家逐户进行渗透；有的以家庭、小组为单元进行小范围的聚集活动；还有的是通过互联网、非法卫星电视信号、散发宣传手册的形式进行传播。最后，宗教渗透的危害不断显现。境外的宗教渗透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批判指责党的宗教政策，刻意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宗教信仰进行对抗性宣传，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应。有的极端主义者被控制了思想和行动，公然煽动和实行恐怖主义活动，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尽管当前我国北部边疆呈现出安定、祥和的局面，但内蒙古与新疆、西藏一样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同时是边疆地区，且存在着重要的跨界民族，民族问题的处理情况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情况极易被“三股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成为分裂国家和制造社会动荡的工具。所以，要高度警惕在西亚、中亚和北非出现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蔓延，要警惕“三股势力”在我国新疆、西藏地区所制造的各种事端及其变形，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或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要防止极少数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复发、膨胀，不断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进而引发民族冲突。在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内蒙古等边境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