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暴恐犯罪对策分析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3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和田临时政府”并向喀什出发，与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合并。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于1933年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二，使持“双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三股势力”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三区革命”内部健康力量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将革命从“三股势力”的手中拯救了出来。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其属下樊耀南刺杀，结束了其在新疆17年的统治。但是由于樊耀南无实力，随后就被杨增新的部下金树仁推翻，金树仁任新疆省代主席，并于1929年得到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金树仁上台后声称要以杨增新为师，但是他的能力对于局势错综复杂的新疆来说显得十分不足。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金树仁的选择是整顿军队，扩充军力。扩充军队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费，这使得新疆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1931年，新疆爆发了反对金树仁反动统治的农民起义，但是起义的领导权被一群“双泛”主义组织窃取。这些组织主要是于喀什成立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和于和田成立的“民族革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鼓吹“圣战”，号召“反共、反汉和反回”。

1933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和田临时政府”并向喀什出发，与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合并。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于1933年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反动组织和2020年覆灭的“IS”相类似，都是恐怖主义组织的高级形式，即有了“国家”的外观。他们自以为成立了“国家”，自然就需要“政府”。这个“政府”邀请和加尼牙孜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总理”，穆罕默德·伊敏则为“民族革命委员会”的最高领导，掌握实际权力。他们公布了在全疆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宪法”，用以取代中华民国的各项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邀请土耳其人为军事教官，并派人前往阿富汗、印度、伊朗等国家意图为其所承认；还在和田和喀什发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钞票等，采取众多行为妄图分裂中国。面对这个疯狂的分裂组织，最高兴的就是土耳其政府，得到了当时土耳其媒体的大肆鼓吹，阿富汗政府也对其表示了同情；德国和日本也派代表与其进行了接触，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个分裂“政权”。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被推翻，不久盛世才上台。盛世才上台后面临的是入疆的甘肃军阀马仲英的威胁。1931年马仲英在与马步芳争夺张掖期间，于肃州会见了哈密特使尧乐博斯，此时作战形势不利于马仲英，于是他同意了尧乐博斯的邀请进入新疆。当时全国的局势同样不容乐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国民政府无力顾及新疆，因此，盛世才向苏联请求援助。

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苏联随即向盛世才政府进行了援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援助盛世才之前，苏联曾经也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提供过军事援助。因为起初苏联内部领导人认为这是场“民族解放斗争”，于是派员与该组织头目接触并提供了武器援助。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苏联逐渐对该组织产生了警觉。原因有二：其一，中亚广泛存在的“巴斯马奇运动”。“巴斯马奇”就是“土匪”的意思，主要参与人员是讲突厥语的穆斯林，指导思想也是“双泛”主义。这项反抗沙俄统治的运动在还是沙俄统治的1916年就出现了，但是直到1921年苏俄新政权的建立这项运动仍未平息，逐渐演变为政治叛乱，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逐渐平息。其二，该组织私下与德国、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勾结，受到苏联方面的反感。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安全着想，苏联不得不放弃对该组织的援助。

1934年1月，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的军队在北疆击败马仲英，迫使其退往南疆。2月，在退往南疆的途中，马仲英决定进攻喀什。喀什的分裂武装一触即溃，于当月6日被马仲英占领，分裂政权解散。随后，“总统”和加尼牙孜倒向盛世才的省政府，并在苏联的压力之下签署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协议。为表忠心，和加尼牙孜派人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沙比提大毛拉被押解前往迪化，同年4月被枪决。伊敏逃至和田后妄图重整旗鼓，但其在和田的势力被马仲英的残部消灭，后逃至印度取道阿富汗留在土耳其，于1964年死亡。

虽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最终被多方势力联合剿灭，但是其贻害无穷。其一，严重破坏了新疆的民族团结稳定。每个民族都应有实现本民族繁荣富强的愿望，但是在“双泛主义”的毒害下，一些民族将本民族的繁荣、富强和进步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排斥和仇杀之上，使反对封建势力的起义运动变为了罪恶的民族分裂运动。其二，使持“双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三股势力”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其三，使得之后的“三区革命”中混入了为数不少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这不仅使“三区革命”蒙上了一层分裂国家的阴影，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后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事件提供了理论、实践和精神上的支持。

“三区革命”前期的分裂图谋

1944年，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发生了“三区革命”（当时称为“伊宁事件”）。但是，革命前期由于苏联错误的对外民族政策以及部分“双泛”分子窃取了革命的领导权，使得“三区革命”前期出现了寄生的分裂政权。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三区革命”内部健康力量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将革命从“三股势力”的手中拯救了出来。

1.前期的“三区革命”。1933年，盛世才在接管新疆之后，实行了亲苏联的一系列政策，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统一战线。但1942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看到苏联在二战中的不利形势，认为苏联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便背弃了亲苏、亲共的立场，选择投靠国民党，实行反苏、反共的政策。苏联立即中断了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和人才的援助，并着手筹建革命组织和培养新疆的革命力量。在此之前，苏联已有计划地在新疆境外建立了一些以“民族复兴小组”命名的革命组织。随后，“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与剥削压迫的斗争定位为“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6]这样就把新疆定义为了殖民地。在这种错误定性的指导下，苏联在三区革命前期支持并扶持了保守派的艾力汗·吐烈。

1944年4月，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帮助下，“伊宁解放组织”在伊宁县城（今伊宁市）成立，艾力汗·吐烈任主席。但这个组织龙蛇混杂，其中既有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人，又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信奉者。1944年8月，同样在苏联的帮助下，伊犁发生了“巩哈暴动”，打响了三区革命的第一枪。同年11月12日在伊宁，以“伊宁解放组织”为基础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个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之中的分裂政权不仅在名称上同1933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相近，而且在日期上也是同一天即11月12日，这足以凸显两者之间的承继性。1945年1月5日，该分裂政权发表了9条宣言。这9条宣言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其中的部分内容有明显的“分裂”“独立”的意图。比如第1条、第2条和第6条声明：①在“东土耳其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②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③同全世界各民主国家，尤其是“东土耳其斯坦”的邻邦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同时也促进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7]宣言的内容严重危害了中国和疆内各族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三区革命运动的初衷。

2.“二次革命”使三区革命转危为安。1946年5月25日，三区政府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签署《和平条款》，“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解体，三区政权变成了我国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艾力汗·吐烈也随之失去了合法地位，以他为代表的“三股势力”被驱逐出三区政权，他们利用人民起义来分裂新疆的目的破产了。同年7月1日，在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大会上，三区方面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发布了《告新疆各族人民书》，其中就承认了三个专区受省联合政府管辖。7月18日，新疆省联合政府第二次会议通过《新疆省政府施政纲领》，其主旨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完成三民主义新新疆的建设。”这表明在省政府层面三区放弃了分裂主义的立场。

驱逐艾力汗·吐烈，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只是三区“二次革命”的初步胜利。此时的三区内独立思潮仍然存在，许多地区仍然悬挂绿色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旗，政府部门中宗教氛围浓厚。所以，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革命派主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工作，自觉地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作为三区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区政府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三区领导层也在许多重要场合公开表达出拥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1947年1月3日，按中共中央的建议，三区的“人民革命党”与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成立了统一的“民主革命党”，该党推选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主席，并第一次将反对“双泛”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该党的章程中规定其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为避免使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者，而向他们进行党的教育，用党的理论政策武装他们。”^[8]1949年8月20日，三区的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发表文章指出：三区革命“初期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结果出现了不应有的现象，粗暴地对待和自己一样受压迫的汉族人民”；“各民族之间产生民族矛盾、敌视汉族人民的错误观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执行的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致使其他民族人民中大多数人认识不到汉族统治阶级不能代表汉民族，汉族统治者也是汉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这一道理”；“当前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在各民族之间制造民族矛盾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9]

此时的三区革命运动中的分裂因素才算被彻底清除，但是该运动前期和1933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了后来的“三股势力”的精神支柱。

共和国时期伊敏遥控实施的武装暴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敏和艾莎逃往国外，他们一方面积极组建分裂组织，另一方面加入国际“泛突厥主义”势力进行政治宣传，以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国内分裂组织的支配。1954年，伊敏、艾莎在土耳其加入了“土耳其斯坦民族统一委员会”，这是一个国际“泛突厥主义”组织，两人在其中担任要职，主管对我国新疆的分裂活动。1959年，借助“西藏叛乱”之际，两人制定公布了“国旗”“国徽”，并声称“我们的祖国是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

国内频繁的暴恐分裂活动与这些组织的宣传遥相呼应。1949年前，伊敏逃至叶城时就指示当地的分裂分子要积蓄力量，准备实施暴乱重建分裂政权。1954年，阿·依米提与帕提丁共同策划了和田、墨玉、洛浦三县的“和田暴乱”；1956年，吉力里哈日又策划了在英吉沙的暴乱。这些主要犯罪人员都是受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指挥与策划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目的是重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而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又是秉承在境外的伊敏的旨意。所有暴乱的目的都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妄图恢复建立昔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进而分裂新疆。他们不仅使用武力进行分裂活动，还出版相关读物在思想上对新疆人民进行蒙蔽，散发歪曲历史的地下出版物来欺骗群众，如“七个生活”“东突厥斯坦历史”“维吾尔史”及“宗教宣言”等。

中国暴恐犯罪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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