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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恐怖主义犯罪演变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恐怖主义袭击手段日趋复杂化恐怖组织对恐怖手段的选择往往取决于恐怖手段的便利性、恐怖活动的成效性以及实施恐怖活动的难易程度。显然,恐怖主义攻击目标的这一转型无疑突出了其残害无辜、危害社会、作恶人类的反人道本质,从而使恐怖主义明显走向非法化,成为公众唾弃、抨击的毒瘤。此外,与世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特征逐渐显露相对应,国际社会反恐怖合作也开始起步。

恐怖主义类型由单一型过渡为多元型

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对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依然存在,如一战之前,社会革命党刺杀沙皇和国家首脑的恐怖主义行动;还有一些则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与民族民主运动目标相结合的恐怖主义行动,如1914年导致一战爆发的萨拉热窝刺杀案和一战后期波斯“复仇委员会”攻击亲英王室政权的恐怖行动。另一方面,从一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期内,世界恐怖主义类型明显转向多元化,既有亚非拉民族主义诉求的恐怖主义,又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扩张主义驱动下的右翼恐怖主义和政权压迫型的国家恐怖主义,还有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恐怖主义初兴。

从主观动机和客观社会功能来看,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具有明显的双重功用。一方面,亚非拉民族主义诉求的恐怖主义与民族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相伴随,是受压迫的弱小民族或殖民地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重要手段和武器之一。另一方面,恐怖主义也是右翼极端势力、种族主义分子、法西斯政权迫害进步人士、镇压民族主义运动、进行种族迫害、屠杀乃至灭绝的暴力工具。如果说,这一方面的恐怖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反人类的罪恶性质毫无疑义地遭到一切正义力量唾弃和抨击的话,那么如何评价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恐怖暴力行为则至今争议甚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恐怖暴力活动的发生存在某些合理因素,对其政治目标有时的确发生一定程度的客观推进作用的同时,绝不能否认这些恐怖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许某些恐怖组织宣称它的主要目标并非无辜民众,但在它展开暴力袭击行动时往往难以避免伤及无辜。正因为如此,一些富有远见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反对采用恐怖主义手段。而且,对于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恐怖活动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它“在实现政策改变方面取得的全面胜利是很有限的”[8]。同时还要揭示的是,在众多殖民地附属国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中,旧殖民体系遗留在民族、宗教和土地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包括殖民当局在殖民时代或独立前夕有意为之的“分而治之”政策,成为日后有关各方冲突的隐患,给那些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滋生、泛滥提供了社会土壤。

恐怖主义袭击手段日趋复杂化

恐怖组织对恐怖手段的选择往往取决于恐怖手段的便利性、恐怖活动的成效性以及实施恐怖活动的难易程度。早期的恐怖活动手段相对单一,主要是暗杀、绑架等,这些恐怖活动目标和范围也相对单一。如暗杀作为最为古老的恐怖活动之一,其主要目标就是个体消灭。暗杀活动虽然代价不菲,但是可以直接影响政治进程,长期以来一直是恐怖分子的主要攻击手段,1881~1912年约30年间,先后有10位欧美国家首脑丧生于恐怖袭击之中。二战后,恐怖暗杀不仅发生频率更高,而且发生范围遍布全球亚非拉欧美五大洲,其受害目标远不止于各国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恐怖分子意识到劫持飞机可以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而且实施起来更为便利的时候,劫机就开始成为恐怖分子的偏好。世界上首次劫机事件发生在1931年2月,秘鲁的反政府游击队劫持了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散发传单。1947年,一名保加利亚叛逃者劫持该国飞机飞往西欧。类似的劫机案在1945~1950年间大约发生了25次,大多数是从“铁幕国家”乘机逃往西方,不过与随后的20世纪60~70年代相比,劫机案发生的频率还不高。

恐怖主义行为策略和性质发生转型

大部分恐怖活动不再以消灭单一的个体作为其最终的根本目标,转而追求恐怖活动所造成的社会轰动效应。传统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也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绑架、暗杀、投毒、伏击等手段,以消灭特定的个体(通常是敌对的国家首脑、政府及军警官员)为主要目标。一战以后,一方面,可造成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增多,如炸药的出现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开始意识到恐怖活动造成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恐怖活动本身造成的伤害。于是在上述两个因素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开始转向了对攻击对象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通过制造暴力事件、恐怖气氛和震慑社会这一“轰动效应”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随着恐怖分子开始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恐怖攻击的目标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恐怖组织不仅在袭击对象上不加区分、容忍杀伤无辜,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攻击具有象征性的目标(比如交通工具、政府建筑物、社会公共场所等),制造具有轰动意义的恐怖事实,并通过发达的现代传媒技术来传播这些事实,进而在民众中制造恐慌,达到削弱政府权威、影响正常社会秩序运转的效果。显然,恐怖主义攻击目标的这一转型无疑突出了其残害无辜、危害社会、作恶人类的反人道本质,从而使恐怖主义明显走向非法化,成为公众唾弃、抨击的毒瘤。

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逐渐显现

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地域范围比先前时期有了明显扩展,二战前恐怖主义较多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而在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上恐怖主义的热点大多集中在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此时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虽然时有恐怖活动发生,但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是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开始超越一国疆界,一些民族主义者试图以恐怖手段来影响国家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之朝着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1934年的马赛事件更是成为国际社会开始反恐斗争国际合作的催化剂。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亚非拉非殖民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汹涌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恐怖活动的袭击目标、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瞩目的角色。此外,与世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特征逐渐显露相对应,国际社会反恐怖合作也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