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傅雷之旅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傅雷出生于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后来，傅雷还用过“疾风”、“迅雨”、“移山”等笔名和“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刚烈的秉性。在此期间，傅雷的母亲李欲振忙于营救丈夫和给丈夫治病，无暇照料家务，弱小的二子一女也相继夭折了。为了使傅雷受到良好的教育，她毅然带着一家人迁居“小上海”周浦。江苏路上的“疾风迅雨楼”是傅雷的最后一处居所。

傅雷（一九〇八～一九六六），江苏南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字怒安，号怒庵。翻译家、文学家。译有《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艺术哲学》等，著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傅雷家书》等，后人编有《傅雷全集》。

傅雷的大半生在上海度过，他在上海的故居也有多处：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周浦镇东大街四十八号、南昌路一三六弄三十九号、重庆南路一六九弄四号、江苏路二八四弄五号等。其中有两处故居最为重要：傅雷度过年少时光的周浦故居和他度过人生最后十七年的江苏路故居。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傅雷出生于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今浦东新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据说傅雷呱呱坠地时的哭声似很愤怒，长辈们从《孟子·梁惠王下》上所说的“一怒而安天下”得到启示，为他取名“怒安”。他是长子，故小名为“大儿”，按当地对长子的俗称习惯，又叫“大官”。那么，傅怒安何时改名成为“傅雷”呢？据傅雷的远房表亲张愚石老人回忆：

上海浦东周浦镇东大街四十八号傅雷故居外观

怒安十五岁左右，名雷而以怒安为字。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中篆刻，其时正作客傅家，工具随身，怒安以此为请，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于《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之为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即日为其作印二方，一白一朱，仿印人赵叔体，当时自以为颇具雅趣。

此后，傅雷在他的书橱上安放《封神演义》中雷震子的头像。雷震子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在“风神”、“雨师”、“雷公”、“电母”之中，傅雷先生喜欢雷公，不光因为他的名字叫“雷”，而且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后来，傅雷还用过“疾风”、“迅雨”、“移山”等笔名和“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刚烈的秉性。

傅雷曾经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

傅家在当地曾经也是大户人家，他的祖父傅炳清拥有四五百亩土地、三十多间房子，门前有护院的岗亭，宅后停靠着专用的舟楫，宅内仆役过往穿梭。但从傅雷祖父辈开始，就有些衰落气象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傅胜，结婚不久就去世了；次子傅鹏，即傅雷之父，他虽然继承了家族的财产，但不幸在傅雷四岁那年因受土豪劣绅诬害入狱，虽经家人多方营救终于在三个月后出狱，但因在狱中受尽折磨，肺病已入膏肓，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在此期间，傅雷的母亲李欲振忙于营救丈夫和给丈夫治病，无暇照料家务，弱小的二子一女也相继夭折了。一年中，傅雷家连失了四人，只剩长子傅雷和母亲相依为命。

李欲振个子瘦小，平常穿短褂黑裙。她为人刚强，又乐于助人，所以虽然在傅家的大家族中算是小辈，但是很有威信，傅家人都对她言听计从。接连失去了丈夫和三个儿女，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儿子傅雷身上。为了使傅雷受到良好的教育，她毅然带着一家人迁居“小上海”周浦。后人在谈论傅雷的成材之路时普遍认为，傅雷的母亲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把全家从落后闭塞的农村搬迁到较为繁华开阔的镇子上来，这对傅雷今后的人生道路和事业有成，实属关键性的一步。

傅雷幼年时与母亲合影

一九一二年，傅雷跟着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来到十多里外的周浦镇。镇上东大街六十号，有一所曹家厅。这是一处清代江南传统民居，占地面积七百五十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五百六十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九架梁、悬山灰瓦顶。虽然院落宽敞明亮，但是西半宅却长期空闲着。原来据说这里经常“闹鬼”，主人家整天胆战心惊，虽有意接纳一户房客做伴壮胆，可是一直无人敢去租借。傅雷母亲对此类传说巷议并不在意，反而认为这里的清静，更适宜于孤儿寡母的生活，于是就租下了曹家的西半个宅院（今东大街四十八号）。

搬到周浦镇不久，李欲振就请账房先生教傅雷认字，到傅雷七岁时，她又请来私塾先生傅鹤亭教傅雷四书五经。由于课堂就在自己家中，白天老师授课时，李欲振往往陪坐一边，手里做着针线活儿，眼睛则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到了晚上，她又一步不离地督促着儿子，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白天学下的课文。她并不识字，却记性特好，傅雷哪处背错了、背漏了，她都能一一指正，直到儿子背得烂熟、毫无差错为止。

←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外景↑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一角

傅雷天资聪颖，也能刻苦用功，但毕竟还是个孩子，天性总是贪玩，而母亲对他的管教又过于严格，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一次，傅雷玩耍的时间长了些，母亲一气之下，用包袱将他紧紧兜起，急匆匆地向河边奔去，幸亏邻居们及时赶来劝说，她才没将儿子扔进水里。另一次，傅雷在温习功课时有些倦怠，母亲就将蜡烛头点燃之后贴到他的肚脐眼上，傅雷被烫得一个劲地哭喊着“救命”。邻居听到哭喊声从隔壁赶来，见状惊得目瞪口呆，赶紧上前劝阻，母亲流着眼泪向她诉说：“这小鬼全不体谅我的一片苦心，只想玩耍，读书不能刻苦，我要用蜡烛烫掉他的油性，叫他以后变好，知道用功上进。”

母亲严厉的管教确实让傅雷不敢恣意贪玩，一心刻苦读书，这在傅雷的成才道路上发生了作用，但同时也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小就无兄弟姐妹相随做伴，又被日日夜夜地束缚在课桌上面，少年时代应有的欢乐没有了，孤独的傅雷在苛责和寂寞中养成了孤僻甚至乖戾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九二七年，傅雷赴法国自费留学，此后就很少回到周浦旧居，但母亲则一直住在这里。一九三三年初春，傅雷夫人朱梅馥第一次分娩难产，胎死腹中，多年盼望孙子出世的李欲振受此打击，郁闷之极，加上患风湿性关节炎，一病不起，竟于这年九月去世，终年四十五岁。傅雷返乡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也从此告别了这座旧居。

江苏路上的“疾风迅雨楼”是傅雷的最后一处居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傅雷回到故乡上海，由于之前的寓所已转给他人，他便租住在位于江苏路二八四弄五号的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房东是傅雷友人宋奇之父宋春舫。这幢房屋为砖木结构，建于一九三六年左右，拥有独立的庭院，褐墙红瓦，斜屋顶，门窗略带弧形，属西班牙式建筑风格。

解放后，公职人员住公家分配的住房，房租低廉，通常每月一两元人民币而已。然而傅雷无公职，也就无法享受“福利分房”的优惠，当时他每月要付房租五十多元。据儿子傅敏回忆，当时傅雷租的是洋房底楼以及顶层的一间，“解放后，我们的住房是问宋奇家租的，宋奇的母亲住在二楼，三楼的正房是我的卧房，另有几间是宋家堆杂物的地方”。

傅雷在高脚桌上查阅大字典

这处居所既是傅雷的家，又是他的书斋的所在。除了三间卧室和一间客厅之外，还有阳台、储藏室、天井、卫生间、厨房。屋里最大的空间是客厅。除了安放一套沙发之外，傅雷家的客厅也与众不同，客厅的三分之一面积是用作傅雷的书房，安放着写字台、工具书柜、字典书橱。墙边安放着“顶天立地”的八层书柜，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客厅的一角还安放着大部头的“二十四史”和“四部丛刊”。与客厅紧紧相连的储藏室，既是傅雷的藏书室，又是藏画室——这里的一切陈设都是为傅雷从事译著而准备的。

在傅雷的书房里，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翻查大字典的高脚桌，这是傅雷自己设计的。大而厚的法汉字典，查阅诸多不便，安放在这样的高脚桌子的斜坡板面上，便于人站着翻看，查阅起来方便多了。杨绛曾回忆说：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

傅雷在这里度过了十七个春秋，他的许多重要译作是在这里完成的，封封家信也是从这里寄出的。在这里，傅雷兢兢业业地从事着自己的翻译事业。他那时精力充沛，满腔爱国热情，每天早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日常琐碎，然后回到三楼的书房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阅读、翻译、改稿。他兴趣广泛，用大量的时间来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古董。如若因其他杂事耽误了时间，他就会放弃休息尽可能补回来。二十岁的儿子傅聪奔赴波兰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并在外留学，对儿子的思念牵挂之情让傅雷写了一封又一封家书，作为朋友与儿子探讨艺术、音乐、文学、人生……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他一共写了两百多封中文信件以及九十多封英、法文信件，后来被汇编成著名的《傅雷家书》，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傅雷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当时他们居住的区域是高档住宅区，所以一点也不吵闹。傅雷爱清静，与邻居很少接触。他每天几乎都是早晨八点多起床，吃早餐之后就开始翻译工作。中午一家是十二点半吃午饭。然后午睡一个小时，起床后继续工作。下午四点半吃面包，七点吃晚饭，晚上看书、会客或者继续工作。

傅雷和傅聪

傅雷每天定时看信箱、取邮件，然后在家里踱一圈。他喜欢抽烟斗，连每天抽多少、每次放多少烟丝都一样。早晨喝红茶，下午喝绿茶。他嫌电话铃声太吵，就用布把电话机包起来，这样铃声就轻多了。

在他的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两方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有“疾风迅雷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

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随手可取。水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他家的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张。一天，夫人忽然顺手撕了一张。傅雷看见了，赶紧用浆糊把撕下来的那张贴上。他说：“等会儿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

保姆周菊娣曾这样回忆：

傅太太脾气真好，从来不发火。不过，太太笑话多，做事情常常丢三落四。我在他们家十几年，没有打坏过一样东西。傅太太常常不小心，把东西碰坏、打坏。傅先生做事情很细致。他们俩好像前世就搭配好了似的。在傅先生面前，如果你做错了事，向他认错，他一点也不会跟你计较。比如，饭烧焦了、烧烂了，马上跟他说没烧好，他也很好说话。

傅雷夫妇生活照

尽管傅雷常给人“严肃有余”的印象，就连拍照也难得露出笑容，其实他也有活泼幽默、童心未泯的一面。一次，傅宅响起了敲门声。

“啥事体？”傅太太隔门相问。

“傅先生勒拉屋里厢？”门外有人用上海话问道。

傅太太开门，却发现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正是丈夫傅雷！傅太太高声大笑，傅雷也相视而笑。原来，傅雷在书房里写作倦了，信步踱到门口，看看信箱里有没有邮件，忽然灵机一动，即兴演出了这一幕。

傅雷生性耿直、为人坦荡，说话做事从不矫揉掩饰，尤其是在学术上更是直言不讳，夫人朱梅馥常说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终是难免的”。杨绛先生也曾回忆傅雷的耿直：

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文革”中愤然离世的傅雷、朱梅馥夫妇

这种耿直的性格，不仅使得傅雷一生屡屡碰壁，也最终使得他在一九六六年作出了弃世的抉择。

一九五八年，傅雷被划为“右派”，稿酬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然坚持工作，还与妻子在自家花园里种玫瑰、喝咖啡、弹钢琴，过着属于自己的优雅生活。然而在政治运动的不断打击下，精神压力与日俱增，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有一次，老友周煦良来看望，傅雷告诉他：“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施蛰存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傅雷、朱梅馥夫妇在被红卫兵、造反派斗了三天三夜之后，愤然离世。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五十三元五角，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他们被人发现时已是次日上午，一切都已经为时晚矣。

如今，航头镇的傅家老宅在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启动了修缮计划，并被列为“民生实事”工程，成为全镇重点推进的项目，周浦镇的傅雷故居也已成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而江苏路的这幢见证了历史风霜的“疾风迅雨楼”，虽然并没有真正挂牌成为“傅雷故居”予以保护，但是它并不会因此淡出我们的视线。追忆傅雷的那些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发生在这里的风雨往事……

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傅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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