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雨巷的诗人，民国文人故居

戴望舒（一九〇五～一九五〇），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名丞，字朝寀，小名海山，笔名戴梦鸥等。诗人、翻译家。代表诗作为《雨巷》，被誉为“雨巷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日子》等，译有《比较文学论》、《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等，后人编有《戴望舒诗全编》。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见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早年大塔儿巷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这些诗句出自戴望舒的名作《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作此诗时，他正被关押在日寇的监狱中，他的心中满是对家乡的回忆，回忆那“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的西湖，回忆那苏堤之上繁花散发的芬芳，回忆那“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戴望舒一九〇五年十月五日生于浙江杭州大塔儿巷十一号。大塔儿巷是一条幽静的小巷，两头分别与中河中路及皮市巷交接，平行于解放路，长百余米。据称宋朝时巷中有“觉苑寺”，寺中有“城心塔”，即塔位于郡城中心之意，巷以此得名。巷中青石板一路延伸，两面是错落有致的江南民居，古人曾以“鹊冷难依明月树，燕归长恋故园草”的诗句来描绘小巷风情。戴望舒的名诗《雨巷》也正是源出于此。

戴望舒的少年时代就在巷内一幢粉墙黛瓦、泥壁木窗的中式里弄楼房中度过。戴家祖籍南京，父亲戴修甫原是直隶（今河北）北戴河火车站的普通职员，在戴望舒七岁时带着全家人迁回杭州，先后在杭州财政局和中国银行任职，直至一九三六年六月病逝。他性格开朗，喜欢种花养鸟，爱好书法，颇有雅趣。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虽未上过学，但她知道许多文学掌故，并能成本地讲述《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正是从母亲讲述的娓娓动听的故事中，戴望舒萌发了对文学最初的爱好。他后来曾回忆说：

在童稚的时候，它（《水浒传》）做过我的好侣伴，到现在两鬓垂斑的时候，它仍不失是我的枕边秘笈。

戴修甫和卓佩芝结合时，他们的两个家庭都已渐渐衰败，因此戴望舒的童年生活并不宽裕。他们赁屋居住的大塔儿巷十一号一门两户，还有一个蒋姓人家为邻。从大门进去，有一方小庭院。庭院西边有一道门，通向蒋家。庭院正面则是戴家门厅，门厅较暗，右边停着一顶供出门用的轿子。门厅后面，右厢房是戴修甫夫妇的卧室，左厢房是戴望舒的卧室兼书房，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淡黄色的书桌和两大两小四个书柜。戴望舒后来在《断指》一诗中所说的存放泡着酒精的断指的小瓶，就放在书柜里。他的同学和朋友来了，就到这间房里七侃八聊。两排厢房之间有后轩和天井院。左右厢房后面各有一间杂屋，两间杂屋之间又有一方小庭院。庭院朝西有门通向与蒋家公用的后花园，戴修甫种花养鸟都在这个园子里。园内有一口深井，即使大旱之年也井水充盈，每到炎夏，上午用布袋盛放西瓜，沉到井底，下午就可以吃到“冰西瓜”。庭院和杂屋后面是厨房。戴家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余年，直到一九三六年戴修甫去世、戴望舒结婚，才举家迁往上海。

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曾评价说：

戴望舒生在杭州，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

戴望舒家的周围都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大塔儿巷和小塔儿巷从东向西蜿蜒，皮市巷和华光巷横贯南北。小戴望舒从华光巷向南去上小学，又沿皮市巷北行到中学读书。由大塔儿巷向西，再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西子湖畔。课余，他和小朋友们常常在湖里钓鱼、摸螺蛳。小巷、西湖，如画的湖光山色，给戴望舒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也成为他构筑的艺术世界的重要内容。而留下了他无数回忆的小巷更是在他的笔下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戴望舒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在《雨巷》问世五十多年后，还十分感慨地说：

我心里永远保持着《雨巷》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雨巷诗人”戴望舒（摄于一九三六年）

戴望舒与第一任妻子穆丽娟

当年老巷中的邻居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出生在雨巷、成长在雨巷的少年后来会以《雨巷》一诗鸣世，并被戴上“雨巷诗人”的桂冠。

虽然生活在杭州这样的“天堂”里，但年幼的戴望舒并非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三岁那年，他不幸害了一场天花，病愈后在脸上留下了不少瘢痕，不料，这竟成为笼罩他一生的阴影。成年后的戴望舒长得高大魁梧，冯亦代形容他是个“黑苍苍的彪形大汉”，他眼中的戴望舒常常是“透过近视眼镜，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带些莫名的忧郁，但接着又衷心地微笑起来，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低沉，夹着一两个杭州口音，显得亲切”。台湾“现代诗”大师纪弦则描述得更加详细生动：

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但并不难看。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个子既高，身体又壮；乍看之下，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却不大像个诗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看待戴望舒脸上的“瑕疵”。

著名小说家张天翼是戴望舒的中学同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张天翼在《北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猪肠子的悲哀》的小说，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写的是“我”与绰号叫“猪肠子”的中学同学在车站邂逅的情形。“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你现在怎样？你好么？……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很多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在调侃戴望舒。

作家温梓川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在上海水沫书店买书：“那天我选购的书，计有刘呐鸥译的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集《色情文化》，他自己写的《都市风景线》和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当我翻开《我的记忆》在仔细看‘目录’的时候，一个穿着哔叽西装的二十多岁满脸麻子的人走前来，态度很安详地问我：‘你是哪一间大学念书的？念文学么？’”聊了一会儿天，“这时他便向我请教姓名，我告诉了他，而他却没有告诉我，只是从那一叠放在书架上的《我的记忆》的书堆里，抽取了一册，给我签了他那个响亮的名字，说是赠给我的，叫我用不着花钱买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戴望舒。可是我却有点失望，对于这个‘雨巷诗人’，在我的脑海中一定是和他的诗篇一样有色有美的，却没有想到是个生着满脸麻子的人”。

即便是纪弦也常常拿戴望舒脸上的麻子开玩笑。一次，戴望舒与友人们在著名的新雅粤菜馆聚餐，众人点了一桌子的菜。到结账时，戴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的谁付账，好不好？”纪弦知道戴望舒是在说自己，看到朋友们都盯着自己瞧，便打趣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众人们一时没反应过来，都听不懂，就问他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

从小时候开始，这一点生理的缺陷，就常常被当作取笑和奚落的把柄，而随着戴望舒年龄的增长，这种嘲笑竟也像年轮一样，随着岁月不断扩展，直到他已成为一个名重文坛的诗人，也还不时受到朋辈的讥嗤。诗人都是敏感而自尊的，戴望舒尤是如此，那些可能原本只是善意的调侃，在他的心中不断郁结，最终形成了一种隐藏极深的自卑情节，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戴望舒一生的性格。直到成年后，一次戴望舒还质问过母亲：“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把我的天花治好？”很多友人都曾回忆，戴望舒在表面上显得开朗、和蔼、大度，但他的心结似乎一直没有打开过，一直“带些莫名的忧郁”，正如端木蕻良所说：“望舒多少是抑郁的。”

戴望舒与第二任妻子杨静及孩子们

一九一三年，戴望舒进入鹾务小学。这所小学是当时杭州城里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之一。校长推崇国粹，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特别重视古文、书法、太极拳的训练，所以孩子们每日的课程总是练拳、临帖、念经。不过，正是这种严格的古文训练，使戴望舒在少年时代就有了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

十四岁那年，戴望舒考入了杭州宗文中学（今浙江省杭州第十中学）。这是一所私立男子中学，校风保守。校长曾公开表态反对白话文，并且禁止学生看小说，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小说总是有害的”。他指定教员们必须使用古文写的教材，教员的教学法也是陈旧不堪，无非反复诵读，最多解释一下字句，根本没有容纳新思想的任何缝隙。

所幸当戴望舒在高墙内学习的时候，杭州云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著名的文学新锐，宗文中学的学生们从中接触到了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从林译小说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戴望舒埋下了取法西洋文学的种子，而鸳鸯蝴蝶派小说则引起了他的共鸣，促使他开始尝试自己的文学创作。

戴望舒早期的文学创作类型多样，明显带有练习的意味。其中有消闲谐谑的问答小品，也有带有情节的小笑话。这些风趣幽默的小品和小故事虽显稚拙，但却不乏慧心，成为戴望舒文学创作的起点。此后，他开始创作散文、撰写文艺短评，还发表了数篇小说。戴望舒的才气，渐渐被青年文友们发现和认可，人们评价他“小说虽不多，描写绝妙”。

此时在戴望舒的周围，也开始聚集了一批文友，他们中包括后来卓然成家、与戴望舒过从甚密的戴克崇、张元定、施蛰存等人。戴克崇与戴望舒同班，他就是后来因与施蛰存一起编辑《现代》杂志而大名鼎鼎的杜衡；张元定比戴望舒低一级，他就是后来老少皆知的小说家张天翼；施蛰存家本在杭州，一度随父亲住在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他在松江读完中学后，又考回杭州进之江大学（址今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读书，从而结识了戴望舒。一九二二年九月，他们成立了文学团体“兰社”，第二年元旦，又创办了旬刊《兰友》。戴望舒自己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家里，几位少年文友凭借着一股子热情，为这份小刊物忙得不亦乐乎。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文友的情意相投，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退色，而是由此而发展成为终生不渝的友谊。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后来并称“文士三剑客”，协同创办《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最后形成风格独特的社团流派。施蛰存在五十年后还难以忘怀同学少年结社办刊的这段情谊，曾作诗吟咏：

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

大塔儿巷今貌

叶张墨阵堪换鹅，同缔芝兰文字盟。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戴望舒正式走上了文学之路。

一九二三年，戴望舒与施蛰存一起考入了上海大学，离开了故乡杭州。两年后，他又转入震旦大学学习，同时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国共关系破裂后，上海阴云密布，戴望舒只得回到杭州，然而，此时的他再也没法忍受远离文学的“庸常”生活，不久他就再次逃离杭州，去往松江投奔施蛰存，并在那里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工场”。

此后的几年间，戴望舒偶尔也会回到杭州故宅短住。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戴望舒再次回到杭州，这一次回家，他是来请自己的父母去松江向他的恋人施绛年的父母提亲。

施绛年是施蛰存的妹妹，与她相识的那一年，戴望舒二十二岁，而施绛年只有十八岁。刚开始，戴望舒只是把她看作小妹妹，然而日久生情，终于一头坠入情网里，不可自拔。

其实客观地来看，两人并不合适。戴望舒具有诗人敏感的心灵，他注重的是精神的契合，他追求的是一个精神的伴侣；而施绛年活泼好动，注重物质享受，像所有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一样爱慕虚荣。正是这种性格差异早早就决定了日后这段感情无限波动的过程与沉哀的结局。

施绛年其实并不中意戴望舒，然而碍于哥哥的面子，她也没有明确拒绝戴望舒的追求，总是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戴望舒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够追上施绛年。

陷入热恋中的诗人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狂热的。爱情的甜蜜让戴望舒快乐，然而无法完整、独自地得到爱人的心，又让他感到更大的痛苦。在这种痛苦与甜蜜交织的感情驱使下，他写下了许多时而热烈、时而颓唐的诗句。写于一九二七年的《雨巷》正是表达了这种对爱情的迷茫和难以明言的渴望：

……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或许是实在没法忍受这种令人徒然、绝望的期待，望舒曾经一手拿安眠药水，一手拿求婚戒指，向施绛年求婚，如果不接受戒指，他将服安眠药水。施绛年却回答说：“此事尚待考虑，我不能即行答复你。”仍然是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戴望舒只好作罢，大哭一场。

直到一九三一年，施绛年终于答应与戴望舒订婚。然而不久，她又提出了附加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回国后找到体面的工作以后才能正式结婚。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戴望舒孤身远赴欧洲，熬过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日子，不料回国后却得知施绛年早已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八年的恋爱，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结局，这给戴望舒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这种伤害一生都没能被抚平。爱情的“雨巷”并没有给诗人带去安慰，戴望舒从此对爱情彻底失望，只能在诗歌的“雨巷”中继续独自前行。就像走不尽的雨巷，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从此他自己成了那个丁香般的姑娘，“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如今的大塔儿巷十一号，门牌号依旧，但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粉墙黛瓦了

今日的“雨巷”，那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门牌号依旧，但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粉墙黛瓦。当年幽静的小巷也已变成城市的中心，热闹、繁华。然而，这热闹、繁华之中，对那些试图追忆过往的后人来说，却总有一种别样的惆怅：

她默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