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窗疏影：郁达夫的风雨茅庐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二七年年初，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并坠入情网，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拜读过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对其才华很是仰慕。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描述了他追求王映霞的全过程，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这让郁达夫颇为苦恼，但他仍对王映霞穷追猛打。在此期间，郁达夫因贪杯遭王映霞劝阻等原因而数次负气回富阳老家，王映霞认为他是“走了回头路”，为此相当生气。

郁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五），浙江富阳人，幼名萌生、阿凤，原名文，字达夫，以字行，化名赵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著有《沉沦》、《忏余录》、《达夫全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日记集》等，后人编有《达夫文集》。

一九三三年春，尽管鲁迅等一波朋友极力反对，郁达夫还是从上海举家迁居王映霞的故乡杭州。为此，鲁迅还在该年年底专门写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然而郁达夫却在《移家琐记》开篇就落户杭州写下了“谢天谢地”的感慨：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经济上的窘困、蜗居在十里洋场的落魄，是郁达夫当时选择逃离大都市的客观因素。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在安庆任教期间，自觉过得无趣，便携第一任太太孙荃来到上海，然而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一度有了归隐之心，想回富阳老家建一间安身立命的茅屋。郭沫若得知后，劝他不可有此想法。孙荃见他苦恼万分，体恤他的难处，主动提出独自带孩子回富阳。之后，郁达夫为了生计，曾先后去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因创造社工作之需，又回到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年初，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并坠入情网，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拜读过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对其才华很是仰慕。但彼时的两人，一个是有妇之夫，另一位亦婚约在身，两人的交往自然困难重重。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芳心，不断写情书给她，这些情书中的情感流露一如他的为人，坦白而直率。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描述了他追求王映霞的全过程，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还写给王映霞情诗无数，其中一首常为后人传诵：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王映霞终于被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但她向郁达夫提出了结合的条件，那就是必须与孙荃离婚。这让郁达夫颇为苦恼，但他仍对王映霞穷追猛打。

一九二八年二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摆了两桌酒席低调完婚。三月，他们迁入赫德路（今常德路）的嘉禾里（今八十一弄），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期间，郁达夫除了看书、散步，也与鲁迅等挚友饮酒对聊，或是在家写字卖钱，王映霞则先后生下两儿，并操持家务。他们也曾短暂地丰裕过，正如王映霞在自传中说：

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两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不过两人性格、志向与生活习性终究差异不小，一个需要安静的环境看书写作，一个喜欢热闹的社交活动；一个蓝布长衫，一个服装华丽，加之生活琐事的冲突，日子常起波澜。

在此期间，郁达夫因贪杯遭王映霞劝阻等原因而数次负气回富阳老家，王映霞认为他是“走了回头路”，为此相当生气。王映霞的祖父为此还专程从杭州赶来调解纷争，为孙女日后考虑，祖父还让郁达夫将名下版权赠给她，并当着律师等众人的面，让郁达夫写下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此事让两人之间生了裂痕。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听从了她的劝告，于婚后第六年决计搬至杭州生活。

可以说，落户杭州的“私愿”也是源于满足王映霞落户家乡的愿望。郁达夫曾记下了对新租居所的初印象：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的工作。

郁达夫与王映霞

在将周边环境仔细观察后，他发现了新寓北面是军事装备局，于是又调侃道：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在一堆矛盾中，性情中人郁达夫落定杭州，并成就了一生中较安稳的一段日子，他和王映霞也有了第三个孩子，颓唐的事干得少了，写文章、逗小儿、西湖散步、与青年学子侃侃而谈成了他生活的大部分。其间，他受邀担任《东南揽胜》编委，还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理事，时常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迟桂花》等一批名作也相继问世。他还应之江大学（址今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邀请，给该校讲了一学期的“文学批评”课程，还曾登上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讲台，为读者演讲。

迁居杭州两年有余后，郁达夫对居所有了新的认识，并写下了《住所的话》：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枕上。

郁达夫书法

人到中年，过的还是寄居生活，未能置上个安稳的归宿，这让前半生习惯了颠簸的郁达夫也不免惆怅起来，而想要安居的心倒是一天天紧迫起来：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看起来，对杭州的生活他是大体满意的，也有了造屋的计划。郁达夫还在一次微醉后将自己的置屋理想絮叨了出来：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四面若有邻舍的高墙，当然要种些爬山虎以掩去墙头，若系旷地，只须植一道矮矮的木栅，用黑色一涂就可以将就。门窗当一例以厚玻璃来做，屋瓦应光钉上铅皮，然后再覆以茅草。

“风雨茅庐”正屋

真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久后，一位杭州朋友果真赠给郁达夫一小块地皮。接下来，他为筹措建屋费用伤透了脑筋。一生随性的郁达夫常为生计而烦恼，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在饭馆吃饭，结账时只见郁达夫竟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服务员，这让朋友惊愕万分，郁达夫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然而这次不菲的建筑费用是压迫不出来的，为此他连续两三月省下半数的烟酒钱买了许多奖券，期待着天上掉馅饼的奇迹。据友人回忆，郁达夫之前就有买奖券的喜好，差不多每期航空奖券都要买，甚至还乐颠颠地设计好中奖后的用途，比如一万元给富阳老母颐养天年，一万五千元供养妻儿，五千元接济穷朋友，自留部分携一妙龄女子同游四海……

自然，这些自得其乐的计划都只能成为苦恼人的笑，连末奖都未能光顾到的郁达夫，这次为了建屋的理想，可是被劣质的烟酒坑得不轻，自觉对身体的伤害很大。而朋友们在得知他的遭遇后，还调侃式地就张罗建屋费设计道：从前的人，曾经用过的最上妙法，是发自己的讣闻，其次是做寿，再其次是兜会。

当然，这些累及亲朋的攒钱法是做不得的，于是，郁达夫接连买来《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开始临摹学画，想靠卖画来攒钱盖房子。他以惯有的纯真和坦白说道：

万一画画，仍旧是不能吃饭，那么至少至少，我也可以画许多房子，挂在四壁，给我自己的想像以一顿醉饱，如饥者的画饼，旱天的画云霓。这一个计划，若不至于失败，我想在半年之后，总可以得到一点慰安。

建房的计划最终还是实现了。据王映霞回忆，在场馆弄的一座老宅租住了两年多后，新家于“一九三五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而郁达夫本人未及房屋完工即受朋友之邀到福建省政府当差去了，这当中自然也有因建屋所累，需要还债的因素。

这座郁达夫亲自设计的青砖黑瓦小院落，位于今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走进大门，两侧有五间平房，过天井，有三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间为客厅，厅东西为卧室，正屋三面被朱红的木柱回廊围绕，门窗和回廊上是几何图案的花饰。正屋东面的矮墙是整个院落最为古朴的“月洞门”，后院就藏在月洞门后，有平屋三间，分别是两间书房和一间客房。后院的天井花园里栽有高高的竹子和矮矮的石榴树。因郁达夫曾留学日本，房屋便仿造日本民居的造式，专门辟出了一间房作为儿童室，铺上榻榻米，这里成了郁达夫期望给孩子们的游嬉地。

“风雨茅庐”后院

“风雨茅庐”正门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客厅挂着由著名学者马君武所书的“风雨茅庐”横匾，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先生亲笔手书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两间书房的三面沿壁全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麻麻地放着近三万册中、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书籍。其中包括宋、元、明、清各类书籍数千卷，明末清初的禁书三百余部，清代的诗词集六百余种和外文书籍万余册。

郁达夫好藏书始于年少。据说他十三岁时从嘉兴回富阳，路过杭州时，没有闲情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将买书、藏书的习惯保持了一生。

一九三五年，居于杭州的郁达夫到上海来张罗过年的钱，据友人回忆，在上门看望他时，只见他住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除了简单的行李，就是一捆旧书，而来沪凑到的钱大半被他花在那捆旧书上了。让他难堪苦恼的是，不知该如何向在杭州火车站等候的王映霞交代。

据他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在回忆旅居新加坡的日子时说：

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好酒多而便宜，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新的第二天，有记者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新加坡沦陷，撤离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后，郁达夫把日本宪兵队没收来的被视作废品的欧洲各国图书，都搬到了自己的寄居处。在前两次颠簸中，嗜书如命的郁达夫已分别丢失了“风雨茅庐”的近三万册藏书和新加坡的万卷书籍，这突然出现的意外“财富”，令他乐不可支。他喜滋滋地邀请友人参观他的新“财富”，还对着一套精装的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说：多漂亮的版本！

而对于自己亲自设计的新居取名“风雨茅庐”，郁达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记中解释道：“因为这是一所避风雨的茅房。”这里的风雨当然包含着生活的未知和时局的动荡。而对国事不甚了解的王映霞为自己苦心营造的爱舍被丈夫取名为“风雨茅庐”甚感不悦，认为此非好征兆。而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她的不祥预兆。

新居建成后，郁达夫只短暂回杭逗留数日就赶往福州继续任职，而随着日军侵华战火往南蔓延，王映霞独自带着家小离开“风雨茅庐”，在漫天烽火中逃难。这让她对丈夫生出不少埋怨，而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则听闻了关于妻子的风言风语后怒气难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武汉《大公报》刊登“启事”寻人，此事闹得路人皆知，也让王映霞倍感屈辱。曾经的“神仙眷侣”，最终变成了“人间怨偶”，虽经友人劝说，历经分分合合，两人的婚姻最终还是在一九四〇年以分手告终。

“风雨茅庐”未能遂男主人所愿，遮挡住人间的凄风苦雨。男女主人自一九三八年离开杭州后再未回过苦心垒砌的爱巢。抗战胜利后“风雨茅庐”转手他人，一九五二年后被用作杭州横河街公安派出所办公用房，一九八六年被认定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作为小营公安派出所使用至二〇〇七年，派出所搬迁后由当地政府牵头进行过一次全面修缮。如今，修缮后的最终用途及运作方式尚未确定。

斜窗疏影：郁达夫的风雨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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