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亲笔照片展示清华园中的太乙真人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〇），河南唐河人，字芝生。哲学家、哲学史家。以程朱理学结合西方新实在论，创建“新理学”哲学体系。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世纪哲人冯友兰诞辰一百一十六周年纪念日之际，位于河南省唐河县城的冯友兰纪念馆落成，虽然纪念馆基本复原了冯友兰故居的原始风貌，但真正的冯友兰故居其实并不在此地，而且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被拆毁。其实在冯友兰的一生中，居住在唐河老宅的时间并不长，他九岁随父母赴武昌（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十二岁迁居崇阳，十六岁考入开封中州公学，第二年又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后并入西南财经学院），三年后便考入了北京大学。所以对冯友兰来说，长期居住并留下他人生足迹的，是两个校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尤其是在清华的二十年，冯友兰称之为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代”。

↑冯友兰照澜院十七号住宅全景和平面图↓冯友兰照澜院十七号住宅外景和内景

一九二三年，冯友兰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八年夏，国民政府议决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九月，冯友兰应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同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课。次年二月，冯友兰辞“校秘书长”职，专任教授。同年九月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九三〇年六月起，冯友兰代理“清华文学院院长”职务；七月十日起，冯友兰又代理了“校长”职务，主持清华校务会议及清华日常工作，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一日起，冯友兰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又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起任联大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校南下，冯友兰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又一次主持清华校务。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北京军管会文管会任命冯友兰为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冯友兰辞去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职务。

冯友兰初到清华大学住在照澜院十七号，后移居工字厅前乙所。照澜院建于一九二一年左右，共计二十栋。其中西式（甲种）十栋，即照澜院一号到十号，中式（乙种）三合院十栋，即照澜院十一号到二十号，总计建筑面积三千六百五十平方米。照澜院由美商松泰木厂承建，场地总体呈方形，西式住宅布列于北、东两面，南、西两面依次为各中式院落，四面住宅内向围合的场地，作为南院住户共享的运动场。照澜院的中式三合院是以现代居住理念设计的中国传统院落式住宅，将日常生活功能紧凑地布置在一栋主要建筑内，在建筑内部进一步划分功能区。冯友兰当时居住的照澜院十七号就是以北屋当中三间为客厅，尽间分别为卧室、盥洗室，南屋为饭厅，东厢为厨房、卫生间。一九三〇年四月冯友兰移居工字厅前乙所之后，照澜院十七号便由其弟冯景兰居住。

工字厅原名“工字殿”，是清代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古色古香，花开四季，景致迷人。这里套院房屋共计百余间，建筑面积两千五百七十平方米，是清华建校之初教职员活动与居住的主要场所。工字厅前厅为会议室，后厅为接待处，专供贵宾居住，如一九二四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时就在此下榻半月有余。工字厅中还有一些供教职员居住的屋院，多被赋予“三省庐”、“四丁香院”等雅号，如后厅西侧名“怡春院”，建校之初是庶务科办公处和庶务长唐孟伦的居所，而冯友兰当时居于工字厅前乙所。

清华园工字厅外景

一九三七年，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前合影

对于这处寓所，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曾这样回忆：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幼时觉得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当时在清华有一种说法：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教授在清华“教授治校”的方针下，既有一定职权，又超脱于日常事务之外；既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又有一定程度的择校、择课自由，当然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冯友兰当年居住的工字厅前乙所，一进门就挂着宋张载的“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批写着“继往开来”四个大字，学生们就将这处寓所戏称为“太乙洞天”，冯友兰则被戏称是“太乙真人”，既是对他的玩笑，其实也是表达对冯友兰谈吐幽默、处事豁达、颇具仙风道骨的赞许之意。

在宗璞的眼中，父亲冯友兰在生活中，有“仙气”，也有“呆气”，更有情趣盎然的时刻。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次冯友兰与杨振声、邓以蜇，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了十二斤花雕，人均喝下三斤。

而冯友兰“呆气”的时刻，往往是他在思考的时候。宗璞曾说：

抗战前，在清华园乙所，父亲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父亲伏案书写的身影，他听不见外界的一切。他在思想。在昆明为避轰炸，我们住在乡下，进城需步行三个小时，我随在他身后走着，一路不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在思想。在“文革”期间，我家被迫全家人挤在一间斗室，各处堆满东西。父亲能坦然坐在一盘食物上，害我们找了半天。他不能再感觉别的事物，他在思想。

在清华大学，冯友兰收入颇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享受清华大学具有留学经历的中国教员的最高待遇。那时清华大学教职员工的薪酬，外籍教师优于中国教师，具有留学经历的中国教师优于没有留学经历的中国教师。按当时学校的规定，外籍教师月薪最低者二百五十元，最高者则可达到五百元。有留学经历的中国教师，月薪最低者二百元，最高者四百元。当时，冯友兰的月薪已达四百元银元，除了月薪之外，每月还享受一百元院长津贴费，月收入实际上已经达到五百元。尽管如此，冯友兰却自奉甚俭，他的头脑“都被哲学占据了”，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钱多钱少对他来说并无所谓。冯友兰晚年时，生活起居都由女儿宗璞照料，不过宗璞料理家务的能力一般，所以她做的饭食比较“粗糙”，然而冯友兰却从不挑剔，无论吃的是什么，口感如何，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似乎滋味无穷，后来冯友兰曾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

抗日战争前夕，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前乙所合影

一九二八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当时的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然而冯友兰却代表全体教职人员回信拒绝：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

虽然这些教授担任各院院长、各系主任等行政职务，付出了巨大劳动，但却都不愿领取这笔津贴。其实此时冯友兰等一干教授的衣食开销早已成了问题，无奈之下，教授夫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赚点零花钱，维持生活。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为了让冯友兰安心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设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卖“定胜糕”，寄予着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念，此糕大受欢迎。

冯友兰在清华曾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老庄研究、朱子研究等课程，课堂上的冯友兰一丝不苟，在学生眼中，是一个“有朴素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学者”。但同时，他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口吃得厉害。有几次在课堂上，冯友兰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急得脸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让那些清华的青年学子忍不住想哄笑出来。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后来冯友兰竟把自己的这一缺点转化为长处，成为知名的演说者，杨振宁曾回忆说：

冯先生的演讲非常有名，我曾经慕名去听过他的演讲。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口吃。口吃的人通常演讲不容易成功，可是我听了冯先生的演讲以后，觉得冯先生把他口吃转化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演讲办法。就是在口吃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后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往往是简要而精辟，影响就很大。

冯友兰在教中国哲学史时，免不了对当时一些学者不同的观点进行批评，其中就包括胡适。不过他对胡适的批评和有些人“恶意的攻击”、“盲目的谩骂”不同，他始终坚持以学术的立场，进行公允的评判。一次，他在课上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虽然冯友兰本人对胡适的观点有颇多批评，但有时，他看不惯人们对胡适的无理批评，甚至会忍不住为胡适辩护几句：“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廿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难怪后来冯友兰的学生如此评价：

我在清华所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出之者的，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冯友兰到欧洲各国游学，回国后，他作了几次宣传苏联的演讲。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冯友兰正要离开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回家吃饭，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秘书长沈履打来的，他告知冯友兰：“你先别出去，有个人要来找你。”过了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便衣警察。他对冯友兰说：“警察总监请你去说一句话。”冯友兰问道：“什么时候？”他说：“现在就走。”

一九三四年，冯友兰和夫人任载坤在北平（今北京）

到了警察局，那人叫冯友兰在门房里等一会儿，他扭头便走了。冯友兰莫名其妙地等了两个多钟头，又进来了另外一个人，他将一张写有“收到冯友兰一名”的收条交给看门人，就把冯友兰叫到了院子里，院子里已经有十几个被抓来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叫冯友兰出来的那个人让他也站到队中去，并将一副手铐铐在了冯友兰的手腕上。直到这时，文质彬彬的冯友兰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种难以抑制的义愤猛地冒了出来：“我犯了什么罪？”

没人告诉他。不久这帮人被推上了一辆闷子车，车突突地开动了。冯友兰想：“这莫非就上天桥（即刑场）？”其实，冯友兰是被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的，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这帮人被押到了保定行营。在保定行营还未来得及审讯，只是叫冯友兰连夜写了一份旅欧的交待材料，第二天上午就有人告诉他：“军政部何部长已经来电报。”电文是：

冯友兰如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

就这样，冯友兰于被捕的第二天下午就被送回了北平（今北京）。

清华大学师生得知冯友兰被捕消息之后，群情激愤，校长梅贻琦亲自出面去见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清华周刊·副刊》刊布了这样的消息：

文学院长冯芝生先生谦虚近人，颇得全体同学爱戴。自去年暑假出国考察，辛苦一年有余，今年十月返校任课。虽应燕大、北大诸校之请求前往讲演，然无任何嫌疑可觅。突于上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被北平公安局会同保定行营特务传去，来人势甚凶恶，不稔究犯何罪。据闻学校当局与河南同乡会正设法营救之。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冯友兰的老同学傅斯年等人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参与了营救活动。连鲁迅都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

此事在上海等大城市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眼看着冯友兰被捕之事已波及全国，对他访欧身份的怀疑也查无实据，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十分难堪。无奈之下，只好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电令保定方面将其释放。

冯友兰回到清华之后，很多师生前来慰问并打探事件真相。听了冯友兰陈述事情的经过，学生会、教授会都有人提议开会或发表声明谴责当局。可冯友兰自己却认为既然已经放出来了，就不必再去追究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组织北方的高校南迁。冯友兰坚持留下参加护校行动，几乎到最后一刻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清华园。冯友兰将自己在工字厅前乙所的家搬迁至白米斜街三号的私宅，为了安全，又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他小妹冯沅君的住地。在护校活动中，冯友兰常常勉励清华员工要保护好图书资料，坚信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清华大学一定会重返清华园。

不久之后，冯友兰离开北平，追随学校踏上“南渡”之途。在别离清华园之时，他满怀不舍与眷恋，写下这样一首诗：

城破国亡日色昏，别妻抛子离家门。

孟光不向人前送，怕使征夫见泪痕。

如今，照澜院十七号仍然得以保存，而工字厅前乙所早已被拆除，只剩下一片茵茵绿草，人们再也难觅“太乙真人”当年的身影……